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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资料:陈六使的公民权


本文转载自http://www.nandazhan.com/lishi/geiourubo.htm

×××××××××

1963年9月21日,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取得51席中的37席,继续执政。9月22日,李光耀政府宣布吊销陈六使的公民权。以下是报章的讯息:

政府宣布进行取消 陈六使公民权 所据理由为

其曾经积极 与反国家共党份子合作

新加坡邦政府昨天日发出下述声明:

新加坡政府今天宣布,现已开始依法进行取消新加坡胶界钜子陈六使先生的新加坡公民权,所据理由是:他曾经积极与坚持地和南洋大学的反国家的共产党活动队伍合作,这群人以前是共产党控制的新加坡华文中学学生联合会的鼓动者,他曾经公开地与大事叫嚣地,干预这次选举,签发由这些共产党以社阵候选人身份起草的声明,评击政府,以他的所谓保护华文、文化和教育当藉口。

新加坡政府的意图,一路来以及到现在,仍然给南大享受新加坡大学同等的待遇,政府将重新开始和南大当局谈判。这个前华文中学联合会的鼓动者少数共党队伍,向大部份南大学生及该校教职员,施行静寂的威吓与肉体上的恐怖手段,大部份员生们是很盼望南大发展成为一个以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介的最高学府。

新加坡政府促进马来西亚意识下的华文,教育与文化健全发展目标,如果共产党能够利用好像陈六使这种人,当作他们反国家的活动的掩护,那么这目标将永远受到挫折。

陈六使给这些亲共队伍的适时合作,是很久的。他曾经故意地,继续给这些危险颠倒性的反国家份子掩护,使他们通过种族社会跟种族偏见,来引起灾祸。陈六使先生曾以为他的财力跟共党力量,对于他和共产党的轻率与危险性的合作会得到豁免权利,本政府已决定,不管一个人的财富和社会的地位如何,都不能够让他泰然地成为共党的傀儡,危害新加坡的安宁与繁荣,以及马来西亚的和谐与团结的。
(1963年9月23日《南洋商报》)

报上说是:“进行”取消陈六使的公民权。读者理解:新加坡政府在取消陈六使的公民权。10个月以后,报章报导褫夺陈六使公民权的结论:

政府宣布遵循调查委员会建议
褫夺陈六使公民权
披露调查委员会报告书中所提意见
认陈氏曾从事妨碍马来亚安全活动
对南大成治安上严重问题应负其责

  本邦政府昨日发表文告,宣布遵循调查委员会之建议,褫夺陈六使先生之公民权。政府之文告如下:

新加坡政府已决定褫夺陈六使先生之新加坡公民权。政府采取此项行动乃系遵循一调查委员会所提出之一致建议。该委员会是特为调查陈六使之公民权事而设立,由 E.H.狄尼都先生为主席。于委员会聆讯时陈六使先生曾提出供证,并由 P. 古玛拉三美律师出席代表。副总检察官亦出席协助委员会。

委员会报告书乃于一九六四年六月廿七日提出。报告书中称:“鉴于在本项目下(南洋大学之管理)所提出之一切供证,本委员会认为陈六使先生虽末亲自发起任何行动,但由于彼之许可,及对南大在籍学生与南大职员中之若干毕业生成员有碍国家安全之行动未加制止,因此在该种程度上,陈先生对于南洋大学在彼辞去南大主席职位时所处情况,即南大在治安上成为马来亚之严重问题,应负其责。”

关于陈六使先生之政治行动,委员会称,有关重要者,系社会主义阵线之候选人乃为陈先生所认识,而其中十有八九为有碍安全人物。更重要者,系前为南大学生会之中坚成员,现因共党活动而被拘留之社会主义阵綫之一位毕业生候选人王发祥,曾向政治部供认,谓彼系陈先生以其本人名义所发表之一篇声明之执笔人。该声明曾于去年九月间刊载于所有华文报章,声明中宣称:

“参加此次竞选的梁关飞,林焕文,王发祥,林健生,蓝炽理等却是我本人非常熟悉。

南大学生过去常被当政者诬指为共产党,我以为做人最重要的是有主见,只要我们认为是对的,我们就应该努打去做,对于那些恶毒的指责,尽可以置之不理。

作为长辈我应该勉励他们如果登台执政的话,应以国家利益为前提,凡事秉公处理。南大问题亦只宜视为国家当前的许多问题之一。”

陈先生明知故犯将其在华人商界中所拥有之名望借人利用以掩护共产党候选人及南大中之共产党活动。

在上述五位被提出姓名之人士中,二位因共产党活动[明]被拘留,另一位蓝炽理则已潜入地下。

于聆讯时所举出之一项有关事实,乃为其他政党虽有南大毕业生作为候选人,但陈六使先生仅积极协助社阵中之此批亲共集团。

报告书称:“聆毕双方所提出之供证及双方律师之致词,并经缜密考虑之後,本委员会确认陈六使先生曾在极大之程度上与南大在籍学生及毕业生联络,而该辈之目的及目标显然不特以一切可能办法对政府为国家创立一顶共同国家意识,从而为所有民族谋求最高利益之政策加以反对,而且利用华文教育及华族文化以促进共产党在马来亚之目的。”委员会认为“陈六使先生出于极端种族主义情感,曾故意任人将彼利用以促进共产党在马来亚之目的。”

报告书结论称:“本委员会一致认为陈六使先生曾从事于妨碍马来亚安全及妨碍维持马来亚公共秩序之活动。”
(1964年7月18日《星洲日报》)

区如柏在《重现陈六使的光辉形像》(2003-08-15《早报网》)说:“很不幸地,1964年内政部褫夺陈六使的公民权,这是他在上个世纪50年代担任中华总商会时,领导总商会为定居本地多年,已经融入本地社会的各族居民争取到的权利。几年后,内政部恢复陈六使的公民权,他的侄儿陈永裕(中华总商会名誉会长,曾任总商会会长多年)到内政部领回他的公民权证书。”

不说1963年“进行”取消陈六使的公民权,只说1964年褫夺陈六使公民权,掩护了人民行动党大选胜利的因素。至于“几年后,内政部恢复陈六使的公民权”,没见报上有相关讯息,轻描淡写,论述里隐藏着什么?

以下摘录网页上搜得的评论,不算认同,只供参考:

“区君把几年后陈六使侄儿领回他的公民权证书,等同于陈六使公民权的恢复,是个人诠释还是有当局公报证实? 查陈六使逝于1972年,领回公民权证书在72年之前?之后?如在之后,领回证书会不会只是孝侄为叔父善后。如在之前,陈六使先生好像没有公开证证实。一般国家有关公民权的颁发吊销恢复,都公布在政府公报(Government Gazette),新加坡政府果真恢复了陈六使的公民权,曾在公报上公布?”
(参阅:2003-08-18,游黎《陈六使公民权恢复?》,http://call999.net/cgi-bin/czread.pl?file=start&User=??&Pass=346353036&board=luntan&read=messages/2003/09/22104.html)

“这个‘几年后’,到底是何年何月?吊销陈六使的公民权,报上公布,书籍也有记载。新加坡内政部恢复陈六使的公民权,为什么不在报刊公布?到底有没有这么一回事?”
(参阅:2003-09-07,易柳诗《恢复陈六使的尊严》

“身为南大校友,又曾在媒界工作的区君,没有对新马华社仍然耿耿于怀的陈六使公民权真相澄清,或出示法律证据支持其说,只更加混淆真相。”
(参阅:2004-01-09,游黎《再谈陈六使公民权的“恢复”》

“其实,‘恢复’陈六使先生的公民权,它牵涉的不仅是取回一纸证书那么简单。更为重要的,它必须意味着陈六使先生的公民权利被无理剥夺,以及南洋大学被野蛮压制和最终消灭,已经获得公开平反。”
(参阅:2013-07-01,李万千《陈六使/南大:阅读札记》,http://www.ehornbill.com/v12/2012-11-06-12-02-23/2012-11-06-12-03-24/2652-2013-10-23-14-08-19)

区如柏毕业于南洋大学,当上《联合早报》的高级职员,发表许多南洋大学和陈六使的故事,披恩受惠。关于陈六使“恢复”公民权的论述,在有生之年,不能澄清“陈永裕到内政部领回他(陈六使)的公民权证书”的事实真象,将会永世对不起陈六使。

2017-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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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区如柏学长的联名公开信

——关于南大史上的无头公案:

“内政部恢复陈六使公民权”


本文转载自http://www.nandazhan.com/lishi/geiourubo.htm

公元2017年8月19日5pm(温哥华时间) 公元2017年8月20日8am(吉隆坡时间)同步发表于多伦多南大校友业余网站与脸书(Facebook) 各南大以及时事群组。欢迎转载传播。

尊敬的区如柏学长:

已故陈六使先生的族人魏达人(Andy Wee) 近来在他的 Facebook 屡次贴文追问有关陈六使老先生恢复公民权的无头公案(见下列图案)。

 
陈六使先生族人魏达人(Andy Wee) 的 Facebook 贴文


陈六使先生族人魏达人(Andy Wee) 的 Facebook 贴文

这事起因于学长2003年发表在联合早报的一篇文章,学长在文章提出“内政部恢复陈六使的公民权,他的侄儿陈永裕到内政部领回他的公民权证书”的说法。魏先生告诉江学文同学,他曾请教过陈六使老先生的子孙(包括陈永裕和陈锡远),他们都否认有这件事。

当文章在2003年见报时,多数同学读到文章时都相信区学长必定有确实证据才会如此报道,否则陈六使家属当时必会出面澄清(可惜当时很多人不知道陈家读中文报纸的人不多,所以他们当年并不知道有如此的报导。陈家远亲魏达人在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受过华文教育,他最近才读到这篇文章)。魏先生经过初步调查后才怀疑恢复公民权说法的真实性。

区学长素来以撰写关于陈六使的文章而深受南大校友所器重,然而这段文字迄今尚无证据并且受到有关方面的质疑,这样的报道显然对陈六使的名誉会带来负面的影响。因为这件事白纸黑字地出现在报章上,将来的历史学家如果从报上查到此事,就会因为误会而把这当成历史事实来写,这对已故陈老先生来说是件非常不公平的事。2013年怡保南大同学举办陈六使纪念会时,据说有人当场根据此事询问区学长,学长却唯唯诺诺、不置可否。于是,此事迄今仍是无头公案。

我们这群关心南大历史和爱护陈六使先贤名声的校友,恳请区学长认真对待此事。谁都知道,作为诚实的报人,最认真讲究的,除了事实之外还是事实。现在摆在眼前的问题其实很简单:究竟内政部当年有没有恢复陈六使的公民权?如果确有此事就请将证据公布出来(当年剥夺陈六使公民权时,据说有在新加坡宪报公布,所以若有恢复公民权的如此大事,相信有办法在新加坡宪报或政府公文档案中找到证据)。如果只是道听途说而无法证明的“路边社”新闻,希望学长能在报上做个澄清,也顺便向陈六使老先生的家族和天下南大人道个歉。我们的这个简单要求,对一向尊重事实、以资深老报人的名义自重的区学长来说应该不算过分吧?

联名签署者:
加拿大渥太华南大校友会连同以下个别校友:
陈国相 (加拿大) 朱永安 (加拿大) 谢守成 (加拿大) 陈业开 (加拿大) 谢日文 (加拿大) 江学文 (加拿大)
叶卫南 (美国)
叶德民(香港)
陈炳光(槟城) 苏岳良(槟城)
符国民(吉隆坡) 纪逢东(吉隆坡) 谢满昌(吉隆坡) 陈泽农(吉隆坡) 何启国(吉隆坡) 余昌海(吉隆坡) 李万千(吉隆坡) 莫泰熙(吉隆坡)
陈昌荣(新加坡)

〖附注〗:
1. 这是公开信发表前所收集的名单,同学若有意签名支持,可把姓名和所在区域传到邮箱 nantah@hotmail.com,我们会在恰当的时间更新名单。
2. 名单排列按照加入时序和区域。

〖附录〗:
《重现陈六使的光辉形像》
● 区如柏
联合早报,2003年8月16日
(注:本文被收录于南洋理工大学2003年出版的”南大精神”论文集。)
文章(PDF格式) 可从下列网链下载:https://www.dropbox.com/s/ulqzdlhd3zscawd/NDJS_OuRuBo.pdf?d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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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同学致给前《早报记者》区如柏学长的联名公开信

— 关于南大史上的无头公案:“内政部恢复陈六使公民权”

编者按:

1.经有关方面允许,本站转发南大同学致给前南大同学、《联合早报》记者欧如柏的公开信;

2.本公开信于公元2017年8月19日5pm (温哥华时间)、公元2017年8月20日8am (新加坡/吉隆坡时间)同步发表于多伦多南大校友业余网站(南大站)与脸书(Facebook)各南大以及时事群组。欢迎转载传播。

公开信全文如下

 

尊敬的区如柏学长:

已故陈六使先生的族人魏达人(Andy Wee)近来在他的Facebook屡次贴文追问有关陈六使老先生恢复公民权的无头公案(见下列图案)。陈六使先生族人魏达人(Andy Wee)的Facebook贴文

这事起因于学长2003年发表在联合早报的一篇文章,学长在文章提出 “内政部恢复陈六使的公民权,他的侄儿陈永裕到内政部领回他的公民权证书”的说法。魏先生告诉江学文同学,他曾请教过陈六使老先生的子孙(包括陈永裕和陈锡远),他们都否认有这件事。

当文章在2003年见报时,多数同学读到文章时都相信区学长必定有确实证据才会如此报道,否则陈六使家属当时必会出面澄清(可惜当时很多人不知道陈家读中文报纸的人不多,所以他们当年并不知道有如此的报导。陈家远亲魏达人在印尼和新加坡受过华文教育,他最近才读到这篇文章)。魏先生经过初步调查后才怀疑恢复公民权说法的真实性。

区学长素来以撰写关于陈六使的文章而深受南大校友所器重,然而这段文字迄今尚无证据并且受到有关方面的质疑,这样的报道显然对陈六使的名誉会带来负面的影响。

因为这件事白纸黑字地出现在报章上,将来的历史学家如果从报上查到此事,就会因为误会而把这当成历史事实来写,这对已故陈老先生来说是件非常不公平的事。2013年怡保南大同学举办陈六使纪念会时,据说有人当场根据此事询问区学长,学长却唯唯诺诺、不置可否。于是,此事迄今仍是无头公案。

我们这群关心南大历史和爱护陈六使先贤名声的校友,恳请区学长认真对待此事。谁都知道,作为诚实的报人,最认真讲究的,除了事实之外还是事实。现在摆在眼前的问题其实很简单:

究竟内政部当年有没有恢复陈六使的公民权?如果确有此事就请将证据公布出来(当年剥夺陈六使公民权时,据说有在新加坡宪报公布,所以若有恢复公民权的如此大事,相信有办法在新加坡宪报或政府公文档案中找到证据)。

如果只是道听途说而无法证明的路边社新闻,希望学长能在报上做个澄清,也顺便向陈六使老先生的家族和天下南大人道个歉。我们的这个简单要求,对一向尊重事实、以资深老报人的名义自重的区学长来说应该不算过分吧?

联名签署者:

加拿大渥太华南大校友会连同以下个别校友:

陈国相 (加拿大)

朱永安 (加拿大)

谢守成 (加拿大)

陈业开 (加拿大)

谢日文 (加拿大)

江学文 (加拿大)

叶卫南 (美国)

叶德民(香港)

陈炳光(槟城)

苏岳良(槟城)

符国民(吉隆坡)

纪逢东(吉隆坡)

谢满昌(吉隆坡)

陈泽农(吉隆坡)

何启国(吉隆坡)

余昌海(吉隆坡)

李万千(吉隆坡)

附注:

1 这是公开信发表前所收集的名单,同学若有意签名支持,可把姓名和所在区域传到邮箱 nantah@hotmail.com , 我们会在恰当的时间更新名单。

2 名单排列按照加入时序和区域。

附录:

【重现陈六使的光辉形像】

  • 区如柏《联合早报》2003年8月16日

注:本文被收录于南洋理工大学2003年出版的”南大精神”论文集。

文章(PDF格式)可从下列网链下载:

https://www.dropbox.com/s/ulqzdlhd3zscawd/NDJS_OuRuBo.pdf?d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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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懋濂在陈国相博士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

编者按:

这是符懋濂 在南大毕业生陈国相博士于2017年8月12日在新加坡旧国会大厦举行他纂写的英文版新书:《The Rise & Demise of the People’s University—Book Launch of My Nantah Story》《我的南大故事:一间人民大学的缘起与缘灭》发布会上的讲话全文。

这回受邀在陈国相学长新书〖注1〗发会上发言,我感到很荣幸、很高兴。今天,我将按照发布会的要求,谈谈我在南大的美好回忆,以及毕业后在社会上的工作经历。这可算是一篇“从滴水知大海”的命题作文。

1959年会考结束不久,我真幸运,居然在云南园找到了工作。住进教职员宿舍后,那栽满相思树的秀丽山岗,从此变成了我的寻梦园!真是“山山皆秀色,树树尽相思”,魂牵梦绕数十载!

我在南大注册处工作,每天都和校园里的大学生打交道。看着他们的春风满面,听着他们的欢歌笑语,我除了羡慕,还是羡慕!是的,我几乎每天都在想:如果有一天,我也加入他们的行列,那该多美多好啊!但对我这个家徒四壁穷小子来说,这仅仅是个梦想,谁知哪年哪月哪天,才能梦想成真?

两年过去了,我已深深地爱上云南园,爱上了这儿的一切:从工作到同事,从宿舍到图书馆,从花草、鸟儿到相思树。为了寻梦、织梦、圆梦,我下定决心报考南大。

在1960年代,“南大生”是个多么响当当的名字!我很自信,相信自己能做到:今天我以南大为荣,明天南大以我为傲!家里没法给我半分钱,我除了当“工读生”,还得教点补习,所以没有多余时间,较少参加学生会主办的多姿多彩的课外活动,该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尽管如此,三年工作,加上四年大学生活(其中两年半工半读),使我比一般同学更了解、更热爱南大,对南大更难以忘怀。长达七年的接触,让我十分肯定:南大的行政管理有条不紊,无论是课程制定、学生选课,还是考题保密、分数计算、信息传达,都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的南大同学很成熟、很优秀,还有不少人出类拔萃、非同凡响。他们的学业成绩,他们的出版刊物,他们的语文能力〖注2〗,他们的领导组织工作,都令我十分仰慕、十分敬佩!至于我的老师多半来自中国台湾,他们勤劳俭朴,温文尔雅,是我为人处世的典范。他们学识渊博,教学认真,让我获益良多,在学术领域里如沐春风。如今,恩师王德昭、贺师俊、戴玄之诸位教授都已过世多年,但他们讲课时的颜容风采,仍然存在于我脑海中!

我念的是历史系,但我个人的爱好很多,除了历史学,我对文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都很感兴趣。在读书风气浓厚的校园里,我如饥似渴地读了很多课外书,为我日后的历史教学与文章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语文方面,当时学习外语的风气很盛,南大根本不存在什么“华文沙文主义”,除了英文,还把马来文、日文、德文、法文都列为各院系的选修科目。我选修马来文和日文,连续读了两年,取得优异成绩,并开拓了自己的文化视野。

1966年底,南大毕业后,我很幸运,第二年初就被派到立化华文中学教书。我教的是高中历史,把在南大所学的都派上用场,所以对教学工作很自信,很有满足感、成就感。当然,更重要的是:我的教学受到学生普遍欢迎,也得到校方的高度赏识,刚满三年我就当上了历史科主任。我还受教育部委任为中学历史课本评审员,受出版商邀请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甚至把我编写的历史讲义,印刷出版成《东亚史新编》、《欧洲史纲》,作为高中历史参考书。

在1974年初我被调到国家初级学院,但我还是念念不忘在立化的美好时光。国家初级学院是我国第一所初级学院,也是全国精英会萃的学府。它成立于1969年,专收英校与华校最优秀的中四毕业生,教师也是在全国范围内精挑细选的。这是个陌生的工作环境,但不到一年,我就和英文源流的同事打成一片了。某日下午,我和教历史的 Mr. Subramaniam 闲聊时,他先问起我教的历史课程范围,然后说:”It seems to me, your teaching load is rather heavy. How do you manage it?” 对我来说,这是个很奇怪的问题,因为《东亚史》也好,《欧洲史》也罢,不都是历史课吗?历史系毕业生教两门历史课怎么会觉得繁重?况且我已有七八年的教学经验,即便多加一门《东南亚史》也不成问题。在教学工作之余,我还有时间、能力在南大“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继续深造,并在1976获得硕士学位。

很明显的,对南大历史系的课程结构,Mr. Subra 一无所知。我于是趁机告诉他,我们没有荣誉学位,都必须读四年。从大一到大四,我们读的历史科目较多,范围较广。除了通史、断代史,还有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历史专题、专书选读,以及相关补助学科(如哲学、社会学)与外语(如日语、法语)。这么一来,就构成了比较完整的历史专业体系,确保其专业水平绝不低于名牌大学。

从 Mr. Subra 及其他同事口中,我得知新加坡大学的课程编制很不一样。大一、大二所有文科生都属于“人文学部”(Humanities),从大三才开始分系,但仍不够“专一”,每个学生都必须在“主系”(Major) 之外,加选个“辅系”(Minor)。如以中文为主系的学生,可选数学为辅系;以历史为主系的学生,可选地理为辅系。只有第四年的荣誉班,文科课程才有点的专业化的味道。这么看来,同是历史系毕业生,他们所读的历史科目,通常不到我们的一半(普通学位仅三年,又加上“辅系”科目),最多不超过三分之二(荣誉学位)。彼此的课程结构的既然不同,专业化程度有了差异,学术水平高低显而易见。因此,英文源流的高中历史两三门课,需要三名教师来分担,就不难理解了!由此可见,南洋大学的学术水平,是由毕业生的专业水平来体现的,绝对不要相信那些“报告书”的鬼话连篇!

在国初七年的美好时光,很快就过去了。1981年初我被调到刚刚成立的裕廊初级学院,担任华文部主任,并且协助学院建立课程体系和考试制度。这是学院最困难、最具挑战性的行政工作,所以我要求由两个委员会来负责。我选择领导“课程表委员会”,因为在南大课务组工作了五年,对于各类时间表的编排很有经验。当一切都上了轨道,大约过十年左右,我转变角色来领导“考试委员会”,为学院制定了一套完善的考试规章制度。我的领导能力与工作表现获得当局的赏识,先是要求我当副院长,接着又给我升级为“高级教育官”(SEO 1),目的是要我当中学校长。然而,我个人的兴趣是教书,不是搞行政工作,所以拒绝当校长。反正在学院里我学历最高,职称仅次于院长,算是个“老二”,又获得同事们的尊敬、合作,一切都称心如意。我选择留在部门主任位置上,直到1998年退休为止。

退休刚满半年,在1999年初,开放大学(即今社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联办中文系,我受聘当了兼职讲师,讲授《中国通论》、《学士论文》等科目,而且一教就是十来年,欲罢而不能!其中几年,我还受邀为教育学院导师,为栽培华文教师做点贡献。

这所大学和一般大学大不相同,对讲师可说是一种新桃战!新挑战来自三方面:先就课程而论,《中国通论》内容丰富多样,除了中国历史,还包含部分中国地理、传统文化、政治经济,真是五花八门。因此,在很有限的授课时间内,如何精挑细选课题,如何使之互相连贯,就成为一种新挑战!在每届七八十位学员里,总有几位来自中国大陆,他们起初对新加坡人教中国历史、讲中国现状,难免抱着怀疑态度。直到上过三几堂课后,他们才发现我对中国现状、历史、文化的深刻认知,超出他们的想象与期望,居然把我当成了“中国通”。这当然和我的个人兴趣以及所受的南大教育有关。

其次,来自学员的高要求,是最大的挑战。他们多是中年人,生活阅历丰富,见识比一般大学生要广得多。他们当中除了教师,还有各行各业的人士,如媒体人、写作者、中医师、经理、经纪、商人、前国会议员等等。他们多数是高中毕业生,但也有学士乃至硕士、博士。当然,要满足每个学员的要求,是绝对不可能的;只要得到绝大多数人(五分之四以上)的肯定、认可,教学就算是很成功了。这点我终于做到了,成就感、满足感随之而来!

第三,开大讲师全是兼职的,而且每年一聘,随时还可以解聘。同事们来头不小,多数是本地大学的副教授,还有博士学位,毕业于名牌大学。如何与他们“同台唱戏”,而不至于荒腔走板,半途遭淘汰出局,对我这个南大硕士来说,无疑又是一大挑战!校方采取“竞争上岗”制度,规定课程结束后,每位学员都必须在网络上给讲师做匿名评分(可加评语),然后由校方存档并打印给讲师们。来年是否接到聘书,就得看学员的回馈了!评分计算以5分为满分,如果那年平均分数是3.5分(或70%),而得分在平均数之下的人,肯定就得永远“下岗”了!我每年都获得4.3分(或86%分)至4.5分(或90%分),属于中文系十几二十位讲师中得分最高者之一。这或许可以证明南大生不逊于任何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不管他们来自北大、东大还是马大、牛大。我对此自然很欣慰、很自豪——为栽培我的南大感到无比自豪!

尽管我的教学工作获得肯定,但我并不自满,“自强不息”是南大生固有的精神面貌。为了实现我个人的最后梦想,也为了再次证明母校南大的学术水平,六十多岁的我,毅然在2002年初报考上海复旦大学,攻读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学位。经过整整四年的刻苦钻研,终于完成了约28万字的博士论文《唐代明道文学观与正统历史观的比较研究》。我的导师对南大生的古文根底与学术能力感到惊奇,他曾两次问我有没有到过大陆或台湾留学。在他的鼓励、推荐下,这部论文已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和台湾花木兰出版社先后出版,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幸!我终于实现了当年的心愿、许诺:“今天我以南大为荣,明天南大以我为傲!”

从我这个平凡的南大毕业生的一生经历中,大家应该多少可以看出南洋大学是一所怎样的学府吧?谢谢!

(2017年8月12日)

〖注1〗陈国相英文著作《My Nantah Story, the Rise and Demise of a People’s University》长达400余页,是一部足以还原南大历史真相的杰作。
〖注2〗南大奉行名副其实的双语教育,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会计系、银行系、工管系的教材、参考书,多数是英文的。而学生会的喉舌刊物《大学论坛》,则有华、英、马三种语文的单一版本。

〖作者按〗(2017-08-13 17:20:08) 南大奉行的是名副其实的双语教育:数学、物理、化学三系的参考书是以英文为主,会计、银行、工管三系也如此。讲授则以华语为主,也有用英语讲授科目。
另外,学生会机关报《大学论坛》则有华、英、马三语版本。可见南大生的语文能力,非同一般,新大、马大岂可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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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显龙比李光耀更加肆无忌弹地蹂躏和破坏宪法与法制精神!

网友们说,今天是国庆日。我们暂时不谈行动党编造哈利玛当总统的闹剧!

行!

那就谈国庆日吧。

我说,今天是国庆日,也是国殇日。

为什么?

因为目前新加坡正在实施的宪法,就是李光耀当年自行宣布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时自己拟定颁布实施的宪法。

当年李光耀要把新加坡并入马来西亚前,举行了一场全民投票。签名图是强制性的。新加坡人民只能在李光耀设置好全民投票卡上的三个选项公选民选择!这三个选项是:

  1. 接受新马合并白皮书;
  2. 让新加坡成为如槟城或马六甲一样属于马来西亚的一州;
  3. 接受不低于北婆三邦(指汶莱、沙巴和沙捞越)的条件

       (当时李光耀没有披露有关BC选项的具体内容与条件。)

当时以社阵为首的政党反对李光耀提出的全民投票三个选项,号召老百姓投空白票。社会之所以提出号召老百姓头废票那是因为李光耀说,“投废票也是视为赞成票”!最终,这场全民投票是在李光耀提出“反对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可能造成种族骚乱”的威迫下,以大多数票接受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了。

李光耀在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之前,也就是在196322日,在英国人和时任马来亚联合邦总理东姑.阿杜拉曼的配合下,展开了一场名为“冷藏行动”的大逮捕行动。后来的英国档案解密资料已经证明了,李光耀当年是利用英国人急于要组成马来西亚,继续控制着它在远东地区的殖民地(新加坡、马来亚、沙巴、沙捞越和汶莱)的心态,把自己的政敌——新加坡左翼政党组织最杰出的领导人在这一次的逮捕行动全部入狱。

 

尽管李光耀不惜一切代价把新加坡推进入了马来西亚,但是,他的黄粱美梦在196589日中午12点整宣告破灭!

他在全世界的通讯记者目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宣布: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成立新加坡共和国。同时,宣布了新加坡共和国的宪法、国歌、国旗和法律法规等具体法律法治地位!

为什么李光耀要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宣布: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成立新加坡共和国?

那是由于他不甘心于自己无法斗赢马来西亚巫统中央的马来极端主义者。这场狗咬狗斗争之间的内讧结果是“李光耀被迫自行匆忙退出马来西亚、成立新加坡共和国!

为什么李光耀如此匆忙地宣布退出马来西亚、成立新加坡共和国!

那是因为他担心马来西亚巫统中央的极端马来种族主义者随时可以派出军队接管新加坡和逮捕李光耀、吴庆瑞等行动党领导人!因此在新加坡共和国成立后,马来西亚巫统中央的极端种族主义者就无法强行进入新加坡了!否则马来西亚将遭受联合国的谴责和制裁!这段历史咱们不管了。

咱们要说的是:

李光耀在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前似模式样地进行全民投票,以寻找法理来支持和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但是,在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前,李光耀却不经过当时的新加坡自治邦议会辩论通过就迫不及待地自行宣布退出马来西亚、成立新加坡共和国!李光耀就是这么践踏和蹂躏新加坡自治邦的宪法和法律程序!

我说这些,不是要炒冷饭!而是要告诉大家一个事实:

李光耀身为出名的律师,在新加坡共和国成立时,他是践踏和蹂躏新加坡共和国宪法和司法制度的第一个人!

在李光耀的领导下,一直到他逝世,李光耀都没有一天停止践踏和蹂躏宪法和法制制度!这种行为已经成为了行动党第二、三代领导人统治新加坡的传家宝和座右铭了!特别是以李显龙为首的第三代行动党领导人更是有过之而不及!

我于200638日在《人民论坛》:《严孟达,行动党就是抡着大棒破坏法治精神的毒枭!》说过以下这段话:(见网址https://renminglishiziliaoaku.wordpress.com/2016/03/08/

“是谁第一个破坏的新加坡法治精神!这个人就是李光耀他把新加坡宪法约定下的一个自由、民主和平等的新加坡变成了他个人为所欲为独霸新加坡的大棒子是谁任意修改国家的法律法规来为支撑自己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就是李光耀他就是破坏新加坡法治精神的楷模!他是破坏新加坡法治精神的排头兵!……每当政治环境对行动党政府不利时,他们就第一时间抡起大棒,把所有敢于反抗的政治异议分子打死(长期监禁或者驱逐出境、甚至流亡在世界各国)!他们绝不手下留情!他们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后悔他们在无法控制强大社交网络媒体的环境下,就采取了要新加坡人民笃信他们的‘法治精神’?……”

尽管李光耀已经死去了两年,我一样不会改变这句话!我这句话唯一改变的地方是:

以李显龙为首的第三代行动党团伙比李光耀国家肆无忌弹地践踏和蹂躏新加坡宪法和法制统治!

我不是胡扯!咱们远的事情甭提。就谈谈自今年614日李显龙与李显扬姐弟为38号李光耀故居事件开始、直到今天吧!

这期间发生的事件有:

一、615日到76日,李显龙与李显扬姐弟的38号故居处置问题

李显龙及其团伙在38号故居事件上的反复胡扯,引起其弟妹的极端不满。为了压服弟妹的不满,他竟然动用了整个国家机器(国会、政府特别委员会、行动党国会议员、国家主流媒体等)来为自己解套和硬掰!李显扬姐弟为此提出“私了”。李显龙在找不到任何说辞下,被迫有条件接受了李显扬姐弟的“私了”。这件事的下文如何?咱们不知道。

但是,老百姓已经从这件事的发展过程中看到了李显龙滥用国家权力与司法的霸道嘴脸与行径!

二、715日到84日,总检察长指控李绳武

藐视新加坡司法制度入禀法院事件

李显龙圈养在总检察署的爪牙不顾国家法律,竟然把李显扬的儿子,李绳武在其面簿(facbook)私聊栏的帖子内容,视为李绳武藐视新加坡的司法制度的罪证。李绳武就此发表了一封回复总检察署的来信(见《人民呼声论坛》:《李绳武给总检察长的回复》)https://renminglishiziliaoaku.wordpress.com/2017/08/05/。事实证明,总检察署所拿到的帖子,是有人在未征得李绳武的允许和同意下,以快拍形式上载到网上的。主流媒体把这帖子交给了部长徐芳达。他以为捡到“宝”,对此大肆攻击李绳武。与此同时,总检察署也将这过“快拍形式的证据”作为入禀法院进行公诉的法令证据。

老百姓又再一次看到:李显龙滥用国家权力与司法的霸道嘴脸与行径!

三、731日,最高法院上诉庭审理 陈清木医生

对修改民选总统制度提出上诉

法院对陈青木医生的上诉采取的“拖”字诀!由于总检察署对他提出的上诉无法确实引据宪法来说明行动党政府修改民选总统制度是符合宪法的约定,而是以“既然国会已经通过了有关修改民选总统条款了,总检察署无权过问与干预”而驳回来他的申请。他在谘询了专家律师(包括英国女皇律师)的专业意见后,再一次向高院提出上诉!

老百姓又再一次看到:李显龙滥用国家权力与司法的霸道嘴脸与行径!

四、8月3日,陈振声在国会发出警告

须对企图干预我国政治的外来势力保持警惕

他是在“答复”行动党议员有关我国选举是否可能遭外来势力干预的“提问”时,阐明了政府所采取的防范措施。他开诚布公地说,

“下个月将迎来总统选举,必须对任何企图干预我国政治和削弱民主进程的外来势力,保持警惕。,包括通过法令禁止外籍人士参与竞选活动,以及禁止候选人和参选政党收受海外的政治献金。我们应该从外国的一些例子吸取教训,不过涉及外交和外来势力干政的课题往往非常敏感。”

事实上,陈振声是在表演项庄舞剑、旨在沛公!

五、84日内政部指控黄靖从事不符合新加坡政府利益、

吊销永久居留权事件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特聘讲座教授、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黄靖,84日因“为外国政府工作,影响新加坡外交政策和公众舆论”理由,遭永久取消当地居留权。新加坡内政部公布,本身为美国公民的黄靖与太太杨杨秀萍,将终身禁止踏足新加坡

这就是陈振声表演项庄舞剑、旨在沛公!谁是沛公?——“沛公”就是黄靖!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是李光耀时期开始设立的。它所聘请的专家学者面向全世界。它的主要宗旨是要所有被聘请的专家学者为政府在制定外交、经济等涉及新加坡本国利益时提供必要的第三方意见,这些专家学者所提供的意见不一定是要与行动党的政治观点立场相一直至的。要不要接受专家学者的意见,权利在行动党政府手上。黄靖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被行动党政府重金聘请来为行动党政府提供有关涉及国家的外交政策的顾问之一。

正如黄靖接受《南华早报》访问时否认了所有指责所说,

指他是试图影响舆论的外国代理完全是无稽之谈,并质疑当局为何不明确说出所指是哪个国家,究竟是美国还是中国?他已在新加坡落户,家人都在这里,他也在本地有房地产,当局不应如此对待他。如果他们有证据,就应该把我告上法庭。他已经,会向他的律师和美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寻求协助。(见网址http://www.zaobao.com.sg/realtime/singapore/story20170804-784617

我们甭管黄靖的身份来历,是原籍来自中国、或者目前是美国公民。根本的问题是:

他是以专家学者身份受聘于行动党政府的。他向行动党政府提供任何有关外交和经济等方面的意见,是出于自己履行聘用协议的职责。那是经过双方共同签署协议后履行协议约定的责任和义务吧了!至于他的意见是否正确?行动党接不接受他的意见,那都是行动党自己问题!谁也左右不了!行动党若认为养狗反咬主人,那最简单的处理方式:不就是提前终止合约,或者合约期满不再续约。行动党为什么需要这么大动作来处理这起事件?

行动党政府既然指责他在为某一大国提供情报等,那就把这个大国名字公开告诉国人!这也是黄靖向行动党政府提出的挑战!

这一事件就不止老百姓看到李显龙滥用国家权力与司法的霸道嘴脸与行径!而是全世界,特别爽那些被行动党政府聘请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各国专家学者国家看清的行动党政府真面目!

614日到84日,前后一共是51天。

以李显龙为首的第三代行动党领导人在短短51天肆无忌惮地践踏和蹂躏了国家的宪法与司法制度!

为什么第三代行动党领导人要不顾一切赤裸裸的践踏和蹂躏国家的宪法和司法制度?

事实上他们就是环绕着一个核心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基金将举行的总统选举!

他们为了确保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能够为自己“推荐的总统”哈莉玛“保驾护航”!

确实,行动党为了让哈莉玛当上总统已经走火入魔了!

在哈莉玛未公开宣布“退出”行动党和辞去辞去马西岭-友池集选区国会议员并参加总统前,网民已经不断地揭发她的血缘问题——她不是纯种的马来人!对此,她始终保持缄默没有直接回应。但是,她在维基解密网站的个人履历却偷偷再三修!在网民的强大压力下,最终她又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父亲是印度人、母亲是哪一个种族她倒没直说!?但是,她坚持自己是马来人。她只说,让马来人族群委员会鉴定她的参选资格!和自己曾有四次受认可为马来人!(意思是:经过参加四次大选!?)

行动党和哈莉玛之所以走到今天,都是李显龙以及第三代行动党领导人一手造成的!

第三代行动党领导人为了防止陈清木参加总统选举,匆忙地在国会强行通过了只有马来人才有资格提名参加来届总统选举所导致的!但是,第三代行动党领导人完全没有预料到是网民通过社交媒体仔细地查阅哈莉玛的今生往事!

李显龙为首的行动党第三代领导人不但是践踏环蹂躏了李光耀时代制定的宪法和司法制度!现在就是自己今年6月份强行通过对修改民选总统制度法律法规墨迹未干,他们也照样践踏和蹂躏了!

哈莉玛的父亲是印度族、母亲是马来族,依据世俗惯例,他应属印度族。但是,行动党和哈莉玛完全不理会自己制定的新法律规定——只有马来族才有资格参与本届总统选举的规定!

前行动党宏茂桥机选国会议员英吉星就这个问题说了以下这段话:

在我们进行2017的总统选举前,以下的事项是必须提出来的:一、为了举行保留总统选举,确定谁是我们国家的第一任总统是非常重要的。有部分人认为新加坡的第一任总统是王鼎昌先生。他是第一个通过正式选举当选为总统的人,虽然他之前的黄金辉先生在任内行使过民选总统的权力。当时是为了让新加坡拥有民选总统而修改宪法。法庭很快将对这个问题做出裁决。但是,我个人认为政策制定者本来可以避开这个问题——宪法可以说第五届总统选举是保留选举,而不是第六届。无论如何,法庭一旦做出了裁决,我们就要以它为准,不再争论。二、马来人的定义也成了争论的另一个问题。回教社会发展理事会(Mendaki)和印度人发展协会(Sinda)如何鉴定谁是马来人,谁是印度人同大选或总统选举时马来人和印度人的定义有所不同。眼下马来社群领袖与政府应该出来厘清定义,这是至关重要的。希望这个定义能够适用于新加坡各个生活领域。我希望这个问题可以在2017年总统选举正式开始前获得解决。三、这是第一次保留总统选举,许多人因此希望看到合格的马来人站出来参与选举,使得新加坡人民可以选出自己的总统。让新加坡人民和世界各国看到,我们有足够有资格的马来人符合宪法极其严格的要求是非常重要的。假设我们在第一届保留总统选举中缺少符合资格的候选人,会是可惜的。基于此,我希望所有符合条件的人站出来参与这一届的总统选举。四、虽然宪法允许现任政府的政治人物参与总统选举,但是,有些新加坡人对现任国会议员辞职后随即参与总统选举表示关注。民选总统这个职位要有独立精神,这是李光耀先生提出民选总统的初衷。虽然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获选为总统后会履行他的职责,但是,公众的感知也是很重要的。王鼎昌先生在1993年时也是辞职后不久参选,我感觉到人民对这样的做法感到不自在。做为国家首脑,新加坡总统是个至高无上的职位,必须得到全体新加坡人民的尊重。我希望上述所说的问题可以在2017年总统选举正式开始前获得解决。新加坡人民对保留总统选举的问题进行辩论是好事。我的期望是,在2017年总统选举开始前,我们大体上可以对上述四个问题取得共识。总统一旦选出来,我们全体人民就要对获选的总统予以尊重,并以新加坡人的身份团结一致。

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

以李显龙为首的第四代行动党领导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图谋,已经到了不顾一切后果了!——他们不但赤裸裸的践踏和蹂躏李光耀时代实施国家的宪法和司法制度,就自己刚刚颁布修改的宪法和法律也践踏和蹂躏!

尽为了让哈莉玛当上总统,行动党不惜把她推到风头浪尖上!但是,总统选举的问题却没有就此平息!哈莉玛的辞职却给行动党政府带来的另一个践踏和蹂躏宪法的问题!那就:

哈莉玛的辞职,行动党政府必须按照有关宪法第49部分(1)(Section 49(1) of the Constitution)和国会选举法令第24部分(2A)(Section 24(2A) of the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Act (PEA). 的约定,行动党政府必须宣布马西岭友池集选区行补选!可是,李显龙却在8月8日,通过行动党的御用组织人民协会宣布扎吉哈接替哈莉玛担任马西岭油池集选区基层组织顾问。这也就是说,行动党政府不会按照法律规定,在哈莉玛辞职后进行补选了!

这又再一次说明了:

以李显龙为首的第三代行动党领导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图谋,不但不顾一切赤裸裸的践踏和蹂躏李光耀时代实施国家的宪法和司法制度,就连自己刚刚颁布的修改的宪法和法律也可以不遵守!

这就是今年国庆感言,它的题目就是:

李显龙比李光耀更加肆无忌弹地蹂躏和破坏宪法与法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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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版)总检察署拒绝调查李总理 SDP致函总统要求撤销对黄鲁胜的总检察长的委任 AGC refuses to investigate PM Lee; SDP writes to President to revoke Lucien Wong’s appointment as AG

总检察署拒绝调查李总理 SDP致函总统要求撤销对黄鲁胜的总检察长的委任

2017年 7月 25日

总检察署已经拒绝了调查有关李伟玲医生和李显扬先生指控总理李显龙已经在国会里滥用职权和发表虚假声明。

总检察署在回覆新加坡民主党2017721日的函件里指出:“(它们)不会对(民主党)来函所提出的有关的指控进行调查。有关人士指控任何人涉嫌犯罪行为,必须向警方报案投诉。”

这是一个极其虚伪与荒谬的说辞。最近尽管总检察署并没有提到有任何人向警方投诉报案,但是,总检察署已经表明,它们将会进行“调查”有关李绳武在其私人FACEBOOK网页里发表有关批评新加坡的司法制度。

确实的。假设总检察署可以“调查”FACEBOOK私人网页的私聊,那么,它也可以调查有关总理滥用职权的指控。

同样的。在1997年,当时的陈锡强总检察长也调查过吴作栋先生和其他部长在投票日当天进入选举投票站。尽管他们非常清楚这是没有被授权下进行这样的活动的。

正如1997年事件,那位“被指控者”涉嫌触犯法律的人是新加坡人。假设陈锡强总检察长——甭管他的回答是那么愚昧。他说,吴作栋先生和他的随行者没有在投票站外等待,而是在投票站里,但是这并没有触犯有关的条例。——陈锡强总检察长在接到投诉后也进行了调查。同样地,总检察长黄鲁胜也可以进行类似的调查。

当然附带着的问题是,总检察长黄鲁胜在他被委任为总检察长之前是总理的私人律师。这是整个问题的关键所在的事实无法向公众透露那个时候他已经获得总检察长的委任书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新加坡民主党已经致函给陈庆炎总统撤销对黄鲁胜的委任。在宪法第22条(1)款下是赋予总统这样的权利。

黄鲁胜先生是在2017116日进行宣誓就任成为总检察长的。无论如何,事实就是,在20176月揭露了黄鲁胜先生曾经是总理的私人律师。总统可能并不知这个事实上或者不知道其完整的含义。

黄鲁胜与总理之间的关系是在他被受委为总检察长之前,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利益冲突了。对于总统来说,撤销对委任黄鲁胜为总检察长的决定就是对新加坡人民的利益做出正确的决定。

总统任何的延误或者拒绝进行这项决定将只会造成削弱我们老百姓对公共机构更大的信心的.

 

AGC refuses to investigate PM Lee; SDP writes to President to revoke Lucien Wong’s appointment as AG

    2017 » July » 25

 

The Attorney-General’s Chambers (AGC) has refused to look into Dr Lee Wei Ling’s and Lee Hsien Yang’s allegations that PM Lee Hsien Loong had abused his powers and made false statements in Parliament.

In its reply to the SDP on 21 July 2017, the AGC said that it “does not undertake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matters alleged in the letter. The persons who are the subjects of any criminal offence alleged to have been committed may lodge a police report.”

This is a curious, if not altogether hypocritical, stance. The AGC recently indicated that it would “look into” Mr Li Shengwu’s private Facebook posting which criticised the judicial system even though there was no mention that anyone had made a police report against Mr Li.

Surely, if the AGC could “look into” private Facebook messages, it can look into the serious accusations of the abuse of power by the Prime Minister.

Also, in 1997, then AG Chan Sek Keong had investigated the matter of Mr Goh Chok Tong and other ministers entering polling stations on voting day even though they were clearly not authorised to do so.

As in the 1997 incident, the “persons who are the subjects” of the alleged offence are the people of Singapore. If AG Chan – despite his inane answer that Mr Goh and company had not committed an offence as they were inside the polling station and not waiting outside it – could investigate the incident, surely AG Lucien Wong can investigate the present matter. 

The added problem, of course, is that AG Wong was the PM’s personal lawyer prior to his appointment. This crucial fact was not disclosed to the public at the time the appointment was made.

Given the situation, the SDP has written to President Tony Tan to revoke Mr Lucien Wong’s appointment. Under Section 22(1) of the Constitution, the President is empowered to do so.

Mr Lucien Wong was sworn in as AG on 16 January 2017. However, the fact that Mr Wong was the PM’s personal lawyer was revealed to the public only in June 2017. The President may not have been aware of this fact or its full implications.

The association of Mr Wong with PM Lee prior to his becoming the AG has created an acute conflict of interest which cannot be ignored. It is important that President Tan does the right thing in the interest of the people of Singapore and revoke Mr Lucien Wong’s appointment as AG.

Any further delay or refusal to act will cause even greater erosion of confidence in our public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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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版)新加坡民主党致函总检察长:调查有关指责李总理滥权 Singapore Democratic Party calls upon AGC for investigation on allegations against PM Lee

新加坡民主党致函总检察长:

调查有关指责李总理滥权

日期:201777

新加坡总检察长

总检察署

门派:1 号,霹麒麟街上段

邮区058288

黄鲁胜先生

敬启者:

事项:关于调查总理李显龙被指控事宜

阁下可能已经获悉,有关李伟玲医生和李显扬先生已经指控,李显龙先生以新加坡共和国总理的身份滥用职权事宜。

特别是,总理的弟妹通过个别或者联合的形式对总理进行类似如下的指控。

1.总理在国会做了“虚假申明”

李伟玲医生和李显扬先生于201774日在脸书hereFACEBOOK)个人网页上,指控说:“李显龙关于李光耀的遗愿做出了令人费解,但最终是虚假的申述。”

他们的这项指控是指李显龙于2017年7月3日在国会的讲话。当时李显龙说,已故总理已经改变了他对38号欧思礼路拆除的立场了。他同意保留这栋建筑物。李伟玲和李显扬提出了有关(李光耀)的邮件支持了自己说法。

2.何晶没有任何法定身份可以代表总理公署

李显扬先生于2017622日在他的脸书(FACEBOOK 个人网页here里说,李显龙的妻子何晶女士到过38号欧思礼路住宅拿走了一些物件,她把这些物件交给了国家遗产文物局。李显扬先生指出,何晶并不是民选官员或者是是受总理公署官方委任的官员。但是,她却署名“总理公署联系代表”的职称。

与此同时,李显扬先生在他的脸书(FACEBOOK)个人网页里同时说,他本人和李伟玲医生是李光耀遗产执行人,何晶并没有事先征得他们的同意却从故居里拿走任何物件。李显扬先生把何晶的这种行为描述为“盗贼和干预家事”行为。

3.李显龙对于赠与展现了不适当的行为

李显扬先生于2017622日在自己的脸书FACEBOOK个人网页里here写到,李显龙说,自己以总理的身份已经取得了赠与契约。但是,他却以个人的身份对李伟玲医生和李显扬先生采取了法律行为。

4.关于委任成立部长委员会是值得质疑的

李显扬和李伟玲声称:李显龙在与他們簽署有关李光耀遺產之执行管理的协议后还进一步发布有关秘密的部長委员会的法定公报。部長委員会的設立显然是为了挑战李光耀的遗嘱,而不是如所宣称的目的在于探索欧思礼路的不同选项。政府并没有向他们提供有关这个委员会的信息,直至他们对外提出有关的指责。委員会成立至今尚未清楚说明。

犹有甚者,李伟玲医生和李显扬先生也申明here,有关李光耀对欧思礼路故居的立场。李显龙于20154月份在国会向部长委员会发表自己的法定宣誓声明时说,“李光耀的立场上在过去几年未曾改变过,和他充分地体现了其价值观”

上述对李伟玲医生和李显扬先生对李显龙的指控是极其显见的,总检察长应该予以重视。尽管李显龙已经在201773日和4日在国会说明了一些问题。他的声明必须是视为是属于其政党的看法,那是因为这不是属于在法院进行交叉盘问下进行的。李显龙已经拒绝了公众要求设立一个调查委员会的呼吁。

为了法治与诚信的利益,在不受任何一方的操纵下,对有关的指控和双方达的互相指控进行调查,是展现我们的国家确实落实司法制度。

为此,我们呼吁总检察署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权利范围内或者指示执法单位召唤所有有关各方证人和收集相关的文件,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总检察署进行调查的结果和行动必须是拥有相关的证据和其他的考量的。

由于最近您的被委任为总检察长的职位和把有关工作分配给副总检察长余文正Yee Woon Chin先生去处理,所引发了一些议论,对于您来说,最重要的是,应该避免本身参与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反对委任哈里古玛先生为另一位副总检察长。因为他曾经是人民行动党的国会议员,与该当有着长期密切的关系。

我们相信,在把维护国家最高利益下,您将会把这件事视为最紧急与首要的大事处理。我们期待您的回覆,

您的忠实的

新加坡民主党秘书长

徐顺全

 

Singapore Democratic Party

calls upon AGC for investigation on allegations against PM Lee

7 July 2017

Mr Lucien Wong
Attorney-General
Attorney-General’s Chambers
1 Upper Pickering St
Singapore 058288
Email: agc@agc.gov.sg.

Dear sir,

INVESTIGATION INTO ALLEGATIONS MADE AGAINST PM LEE HSIEN LOONG

As you may know, Dr Lee Wei Ling (“LWL”) and Mr Lee Hsien Yang (“LHY”) have accused Mr Lee Hsien Loong (“LHL”) of abuse of power in his capacity as Prime Minister of Singapore.

Specifically, PM Lee’s siblings, individually or jointly, noted that:

  1. PM Lee Hsien Loong had made “false claims” in Parliament

In their Facebook post on 4 July 2017 here, LWL and LHY made a grave charge that “LHL has made convoluted, but ultimately false claims about Lee Kuan Yew’s (“LKY”) wishes.” They were referring to LHL’s Parliamentary speech on 3 July 2017 where LHL stated that the late Lee Kuan Yew had changed his position from demolishing his house, 38 Oxley Road, to preserving it. LWL and LHY have produced emails to substantiate their claim.

  1. Ho Ching had no business acting on behalf of the Prime Minister’s Office (PMO)

LHY posted on his Facebook on 22 June here that Ms Ho Ching (“HC”), LHL’s wife, had gone to 38 Oxley Road to remove items in the residence and handed them over to the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LHY pointed out that Ms Ho was not an elected official nor was she an appointed officer of the PMO and yet she was listed as the “contact representative for the PMO”.

In addition, LHY stated in his post that HC did not seek permission from him and LWL as executors of LKY’s Estate to remove items from the house. This, he said, constituted “theft and intermeddling”.

  1. LHL acted inappropriately on the Deed of Gift

LHY stated in his Facebook post on 22 June 2017 here that LHL had obtained the Deed of Gift in his capacity as Prime Minister but used it in his personal capacity to take legal action against LWL and LHY.

  1. The appointment of the Ministerial Committee was questionable

LHY and LWL have stated that LHL, after signing a settlement agreement with them as executors of LKY’s estate, went on to make a statutory declaration to a secret Ministerial Committee which appeared to have been established to challenge Mr LKY’s will instead of its professed objective of exploring options for the Oxley house. The details of this committee were not provided to them until they went public with their accusation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mmittee have not been clarified to date.

Furthermore, LWL and LHY have claimed here that, with regard to LKY’s position on the Oxley House, LHL’s statutory declaration to the Ministerial Committee contradicts his own statement to Parliament in April 2015 where LHL said LKY’s position was “unwavering over the years and fully consistent with his lifelong values.”

The above are allegations made against LHL that, prima facie, warrant looking into by the Attorney-General’s Chambers (AGC). Even though LHL has addressed some of these matters in Parliament on 3 and 4 July 2017, his statements must necessarily be viewed as partisan as they were not subject to critical cross-examination. He has also refused to convene a Commission of Inquiry despite widespread calls from the public to do so.

In the interest of the rule of law and accountability, it is imperative that our legal system demonstrates impartiality by investigating the allegations and counter-allegations by the parties involved without fear of favour.

As such, we call on the AGC to do whatever is within its powers or to direct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to interview all relevant witnesses and subpoena necessary documents to get to the bottom of the matter. The outcome of the investigation and action(s) led by the AGC should be guided by the evidence and no other consideration.

As there have been questions raised regarding your recent appointment as Attorney-General, it is crucial that you recuse yourself from dealing with this matter and assign the job to Deputy AG Lionel Yee Woon Chin. We also advise against appointing your other Deputy AG, Mr Hri Kumar, to look into the matter given his long association with the People’s Action Party as a member of parliament.

We trust that you will give this matter your urgent and utmost attention as the standing of our nation is at stake. We look forward to your response.

Sincerely yours,

Chee Soon Juan

Secretary-General
Singapore Democratic Par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