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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人民行动党之夺权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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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欺瞒的年代(中文版封面)

20/02/16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伍依《傅树介回忆录中的李光耀》有两小段文字:“于是,一场阴谋出现了。蒂凡那通过TT拉惹“ 传达信息,要工会分子在行动党中委会争取6席”,;为了“牢牢控制党的领导权”,在获得马共地下党方壮璧保证后,李光耀修改行动党党章,实行干部党员制。

后一段的傅树介原文是:“1958年11月23日,行动党常年大会对党章进行了修订,;这可能是李光耀跟方壮璧会面所取得的最大收获——他获得保证,党的基层不会对此做出强烈反弹。”

这一些内容涉及的是1957年8月4日,人民行动党第四届中委会选举,以及之后的,李光耀实行干部党员制的历史事迹。

按当权者塑造的主流历史论述,这事件是共产党试图夺取人民行动党党中央控制权的一个阴谋。事缘,左派势力在中委会选举中取得了6席,因而与李光耀派系的6席,分庭抗礼。这一个新的权力架构,改变了李光耀独揽党中央权力的原有格局。

随即,殖民政府于8月10日,执行了逮捕左派人士的行动,被逮捕的35人之中包括5名中选的中委会成员。紧跟着,8月23日,殖民政府发表了白皮 书,解说来自共产党的威胁。官方目的是:要避免人民行动党掉入共产党的手中。换言之,英国人要全力保护李光耀对人民行动党的控制权。

坊间对此时段的历史有不少的论述,其中John Drysdale, Richard Clutterbuck给予了相当细致的描绘。

对此项共产党夺权的罪名,方壮璧在《天若有情》谈笑间 — 对赛扎哈利先生《人间正道》的批评的初步回应,一文中有所回应:[在印尼举行的三人小组]会议认为陈从今等夺取行动党中央领导权是一种“出轨”行为,虽然这一行动实际与马共无关。

方壮璧的与马共无关之说是否可信,应该可以通过当时的客观环境去了解。张泰永《地下航线解密》指出,从1953年的2月开始直到1954年的期 间,在新加坡的马共成员陆续的转移到了印尼。《方壮璧回忆录》记载:1952年起,我是由地下“学委”遗留在新加坡的单位“照顾”,单独隐藏,…与其他公 开活动全部隔绝。… 简单的说,我对当时马共地下组织领导的…公开合法斗争的内情,可以说是“无从了解”。而所谓当时的“马共地下组织”,其实是各组分散“独立活动”的“学生 委员会”属下的单位。方壮璧是迟至1957年中,才受委任为新加坡的马共负责人。

历史上,当时被囚禁在樟宜监狱里的,众多左派人士都反对与谴责要改变中委会架构的意图,认为那是一个不妥当的政治行动。林清祥在《答问》指出:我 对他表明不赞同TT拉惹等人的做法 … 我的挫折感异常强烈,我坚信若我们没有被拘留,这事件可以完全避免,以更适当的方法得到合理解决。

林清如《黑白青春》对夺权事件也有详细的讲述,其中记录了陈贡元的说法:‘… 在奎笼会议上,林戴伟首先发言,吁请在座的行动党支部出来组织新政党…。根据伍依《奎笼会议夺权真相》,林戴伟是党外人士,一名积极工运分子。这一出戏中 戏也同时反映了行动党内部活动的多元与复杂性。由此来看,把一切挑战李光耀的政治活动,都归咎于共产党阴谋,只是一种政治上的方便, 全然不考虑事实上的根据。

另外,Dennis Bloodworth 对奎笼会议,另有叙述:奎因街的工会人士意图在中委会选举中夺权8个席位;意思是说,林清祥派系企图从李光耀手上夺取党的控制权。

从这些历史事迹来看,一方面,主流历史观在大肆渲染共产党阴谋论,另一方面,马共否认了夺权指责,而狱中的左派人士也都强烈谴责夺权为不当行为。那么,在排除了这些被指控者之后,究竟是谁设计了这一场改变新加坡政治生态的方案?

按傅树介回忆录,肇事者是尚在狱中的蒂凡那,是他通过TT拉惹传达了夺权指令。

然而,在众多的文献论述中,蒂凡那的立场是反对夺权行动。John Drysdale就明确记述了蒂凡那对此一事件的讲话,铿锵有力,一而再的表示坚决反对夺权行动。

因此,要如何理解这其中的历史矛盾?蒂凡那是不是夺权指令的传达者?究竟蒂凡那在夺权事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要明白个中情况,得先行了解李光耀和蒂凡那之间有着什么样的不一般关系。

赛扎哈利《人间正道》在讲述马来前锋报与沙末伊斯迈的段节中,记述了沙末伊斯迈与蒂凡那和李光耀之间的关系。1951年英国人在扫荡反英同盟行动 中,逮捕了沙末伊斯迈和蒂凡那,之后,李光耀出任沙末伊斯迈的辩护律师,通过沙末伊斯迈李光耀认识了蒂凡那。再从其他文献中可以知道,在英国人的通融方便 下,李光耀成功收编了服刑中的蒂凡那。1953年两人获得释放。按TJS George记述:蒂凡那在出狱后,成为李光耀的热心追随者,是李光耀在工运方面的代理人。

李光耀与蒂凡那之间有着不寻常关系之说,是有所根据的判断,不难从众多的文献记述中得到印证。比如,1959年李光耀上台执政后,被捕的工运人士在获得释放之前,都被要求签署一份被认为是向李光耀效忠的文件。这一项特殊任务就是通过蒂凡那来完成。

由此层关系来看,如果说,夺权事件是李光耀通过蒂凡那,演了一出挑战党中央的戏码,以便制造一场政治危机,进而让英国人执行逮捕反对势力的说法,就并不是什么匪夷所思之事,而是一个极为可能的合理推断。

因此,1957年人民行动党之夺权事件,或许,可以看成是英国人和李光耀共同设计的政治阴谋,用来算计反英反殖的左翼人士。当然,铲除敌对政治势力的目的,就是为了要确保李光耀,可以在再也没有任何威胁的情况下,全权的掌握人民行动党。

为了彻底杜绝来自外界的再次权力挑战,李光耀实行了干部党员制。这一个制度,用李光耀的话来说:由我挑选出的主教,来委任我为教宗。诚然,这确实是一个万无一失的权力机制。

根据傅树介回忆录,1958年11月23日,行动党常年大会对党章进行了修订。

从常理来看,干部党员制的施行应该是在党大会修订党章之后才进行。但是,按James Minchin 的记述,行动党是在1958年的3月间开始重新登记党员。John Drysdale 则是更为明确的指出,行动党是在1958年5月8日进行党员重新登记的工作。或许,新党员的登记工作,是在3月间进行部署,5月开始执行。

无论如何,这一些事迹体现了一件事,那就是,李光耀在行动党修订党章之前,就已经进行了部署与执行党员重新登记的工作。这是不是也意味着,李光耀的权力野心要优先于党章的规范?

另外,根据方壮璧引用的李光耀讲话资料,两人的首次会晤是在1958年3月间。

由于此时的李光耀已经大权在握,也就是说,党基层已经无法有效的挑战党中央,所以李光耀与方壮璧的会晤目的,必然是别有意图,不会也不应该,只是为了争取马共同意人民行动党进行党章的修订。当然,这是另一个有很大探索空间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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