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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评论

林清祥的反殖愿景

经《清水长流 祥光永晖》编辑部许可,本站转发本文章。

清水长流 祥光永晖方封面

覃柄鑫博士

作者:谭炳鑫博士 译者:叶汉源

提姆•哈珀 (Tim Harper) 在2001年写了一篇有关林清祥的重要文章,该文章的开头有这一段讲述:“林清祥在新加坡的历史上是一位扑朔迷离的人物…人们在审视他那时代的历史文献,发觉林清祥几乎被视为一个邈远的人物…这种说法把林清祥赋予一种不甚重要、难以诠释的角色。虽然他仍然是新加坡的历史人物,但人们尤其是他的对手,时常以隔岸的距离审视其人。”哈珀称之为一个“宛如幽灵、神秘莫测”的人物。

可喜的是,英国国家档案解密了大量新资料,林清如也公布了新资料,这些资料让我们对林清祥本人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我们尤其更了解林清祥如何看待当时的马来半岛,如何分析新加坡——作为独立和殖民统治后的马来亚的一部分——的未来,以及林清祥在成长过程中所发生的事件如何影响他的分析,如何影响他的长远策略和政治生涯。

我自己想回答的问题是:林清祥是何人?他信仰的是什么?他对新加坡的影响又是什么?我们可以通过林清祥一生中发生的许多重要事件,连串起来找出答案。

一、出生的环境

第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当然就是林清祥出生的环境。1933年的新加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华社族群的变化也涵盖了政治、文化、经济和知识分子等领域。

首先,两次大战期间,民族主义和独立自主的理想席卷全球,要求独立自主是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人们要求自决独立。当时可以说是革命的时代,爱尔兰、土耳其、墨西哥、俄罗斯等国人民或多或少激励了马来亚人民。

至于新加坡国民,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革命浪潮尤其塑造了我们的思想,印尼的反殖民族份子经常来访新加坡。1926年,印尼社会主义者的起义遭受无情镇压,起义领袖纷纷北上新加坡,有些成立海外基地,有些当起全职教师【1】。与此同时,孙中山及其同仁尤列于1900年开始,将左翼社会主义革命的理想带到新加坡,把新加坡作为革命同盟会的基地,历时3年。

1927年,中国国内的国民党右翼分子以残酷的屠杀手段对付当时的左翼分子,许多左翼知识分子逃往马来亚,在那里教书维持生活〔2〕。这些人在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一手培养一整批马来亚出生,但家在新加坡的反殖民主义领袖,林清祥也是其中一个。争取独立自主和民族主义的两股势力掀起新加坡境内的热烈争论,尤其是华族社群更是如此。到底华人是哪一些人?他们应该效忠哪一个国家?

身为华族带有何种意义?他们的共同价值观又是什么?政府的意义和宗旨是什么?政府到底是什么?政府到底为谁服务?争取自由和独立又是什么意思?

其次、新加坡在那个阶段出现了资本和劳工关系的转型。1900年代初期是现代工业经济的开始,它需要有别于传统帮会劳工制度的劳工组织。因此,新加坡出现了西方模式的工会组织,但却一开始就和华族民族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崛起扯上关系〔3〕。其实,尤列和孙中山为了他们在中国大陆的活动筹集巨款,首先组织现代劳工组织,继承他们事业的是留驻新加坡的国民党革命左翼分子。他们于1926年创立了南洋总工会,对马来亚的劳工组织具有相当的影响。当时的总督塞西尔•克拉门地 (Cecil Clementi, 1929-1934)不得不于30年代镇压国民党的活动,作为广泛镇压全岛政治活动的一部分。英国统治者特别点出当时广州职工会的政治活动,认为如果允许新加坡的职工会如斯发展,他们将面对同样的危险〔4〕。因此,他们不鼓励并拒绝为职工会注册成立〔5〕。从一开始,工会不仅是经济转变的工具,也是政治转变的桥梁。

接着是第三方面的影响,那就是统称为大萧条的30年代全球性的经济不景气。有一种说法是英国统治给新马两地带来经济利益,但是这种说法缺乏证据,人民痛苦挣扎。即便你勤劳苦干,你还是难于致富;对于一般平民,尤其是那些不会讲英语的人士,更是层层受歧视。
为对付经济萧条的困境,殖民当局限制移民人数,避免廉价劳工充斥新加坡市场,使工人薪金不断下滑。1933年4月1日颁布的外侨条例,严厉控管男性华族移民的人数,强迫华人作出选择,要么回返中国,要么驻留新加坡,许多工人不得不“回国”。该项条例针对的不只是失业问题,同时也是政治异己分子〔6〕。然而,它也强迫人们作出自己要当中国公民,还是马来亚公民的抉择。“我们是马来亚人,我们要留住马来亚,这是我们的国家。”

1919年至1932年期间,新加坡到处都是群众运动和抗议斗争。虽然示威游行大多数是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但是抗议者对当地殖民政策,如税务、教育和移民等政策的不满,更让他们把日本和大英帝国主义视成一伙。殖民政府无法了解或不了解自己所统治的人民,只能用其合法暴力和镇压来对付示威者〔7〕。

到了1932年,驱逐出境、移民控制、审查制度和经济萧条,取代了之前盛行一时的学术辩论和民意不满;与此同时,华族社群已经开始讨论诸如语言、自决、民主、自由等课题。殖民政府对华族社群,尤其是在教育和劳工政策上具有组织性的歧视,使后者和殖民地社会及其统治者格格不入。由于受到殖民政策的疏远和镇压,昔日受到语言、阶级、宗族等因素分裂的华族社群,也开始团结起来〔8〕。

林清祥就于隔年出生。其实,几乎所有新加坡反殖斗争的未来领袖都在这一年出生。这一代人也直觉或不知觉地怀着一种共同的不满,不满殖民统治的歧视政策、不满殖民政权背离国民的生活需求;他们受到当时席卷全球的民族主义和自主斗争潮流的影响,他们经历国家政权的暴力和镇压,他们继承马来亚独立运动的漫长历史,挺身领导马来亚的独立斗争。

二、二战与马来亚紧急法令:强权镇压与种族主义

二战期间的穷困潦倒,以及日本对土地的侵占加剧了这个过程。日本的土地占领彻底粉碎了英国殖民政权所向披靡的谎言,抵御日军的最有效力量却来自以华族居多、

由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我们华族社群坚守岗位,你们英国佬则拔腿逃窜;对我们,那是尊严豪气的强大源泉〔9〕。”

日本侵略者残杀或羞辱了多数二战前华族社群中倾向中国的领袖〔10〕。二战后,那些仍然效忠中国的华人响应陈嘉庚的号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后,跟着他一起回返中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促使殖民政府于1949年颁布紧急旅游限制条例及1950年的移民法,进一步限制来往中国的移民,迫使马来亚境内的华人选择效忠归属。

二战后,英国政府重新使出种族主义、家长作风、特权政策等手段,他们所建立的“英国军事行政”腐败而又无能〔11〕。随着各国人民急于摆脱殖民统治的要求,它要确保撤退后留下的是一个亲英国的可靠政权,于是宣布了一系列措施,旨在把马来亚人民,特别是华人,改造成他们认为将会是忠诚、亲英的人士。

打从1947年开始,英国开启了大刀阔斧的教育政策,注重英语媒介教育,消灭本土语言教育〔12〕;华文学校更是这一系列措施的矛头,它们的经济来源受到扼制,它们的忠诚受到质疑,学校遭当局多次搜查或下令停课,它们的师生因涉嫌批评殖民统治而被逮捕或开除。

马来亚紧急法令以最苛刻的政治手段和暴力,消灭新加坡任何形式的左翼或进步政治。据估计,1948年至1952年期间,全马共有3万人被扣留。最新的统计估计,紧急法令期间光是在新加坡,就有9万人(约人口的10%)被扣留盘问,约2万人自愿出国或被强制流放〔13〕。

最后,新加坡人民继续受到普遍性、系统性的不平等待遇和歧视,白种人和从商精英享尽荣华富贵,那些没有受英文教育或不会讲英语的人士则受到普遍歧视,穷苦潦倒。

林清祥二战后回校读书,1949年他报读公教中学,1950年转读华侨中学。1951年,华侨中学的学生被令参加一次毫无意义的考试,该考试原本是为那些要去中国读书而设立的考试,但现在人们已经被严禁去中国读书,参加考试又有何意义呢?1951年那年的毕业班级表示不满,其中林清祥、方水双和陈世鉴因抗议行动而被扣留。内政部人员想从他们的口中逼出他们和共产党的关系,不得逞后即将他们毒打。结果参加考试的108名学生当中,有80名交白卷,全部被立即开除;陈世鉴、林清祥和方水双只好找非全职的工作,他们时时受到内政部人员的监视〔14〕,他们三人之后都成了积极的工会活动份子和反殖战士。他们的斗争并非独拍无声,抨击殖民主义的刊物《马来亚胡姬花》(Malayan Orchid)也在同一年出版。其中6位作者,包括J普都遮里(James Puthucheary)遭扣留。普都遮里于1952年被释放后返回马来亚大学复学,并在那里认识马来亚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创办人。1954年,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成员 Edwin Thumboo、Lam Khuan Kit、Thomas Varkey、P.Audsothy、M.K. Rajakumar、Kwa Boo Sun和傅树介,当时因涉嫌在俱乐部刊物《华惹》发表一篇谴责亚洲殖民主义政权的社论而被控煽动罪名〔15〕。

林清祥别无选择,只能成为反殖战士。即使他们不要走反殖斗争的道路,作为马来亚人,如果要为争取公正社会而奋斗,那也只有走这条路了。他们若不反抗,就要被动地支持英帝国主义,没有中间路线。

三、群众运动、工会活动、反殖浪潮

1951年和1953年期间,林清祥白天兼职工作,夜间上课。他曾经是抗英同盟的短期成员,于是有人借此证明他是共产党员。但这些人却不知,当时加入抗英同盟的人包括许多反殖人士,到处都有这样的人士。
1953年,林清祥先是担任新加坡巴士工友联合会的受薪秘书,由于领导有方,隔年,即1954年被选为新加坡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简称各业)的秘书长。

1953至1956年期间是新加坡反殖工会活动的最佳时段,林清祥适逢其时。到了1952年,马来亚的紧急状态可以说已经进入尾声,政府开始放松无经审讯扣留的措施,给民众政治让出更大的空间。不过,由于立法议会的参与仍然受到严厉控制,人们普遍加入群众运动,俗称“联盟式民主”。新加坡国人为彼此的共同利益,组成联盟式的团体。

随着紧急法令的结束,多数团体扩大了活动空间,南大的成立成为当时极其重要的成就。南大就好比一团火球,燃起巨大热忱。在殖民政府的百般阻扰下,南大的成立无形中激励了更加蓬勃的群众运动,它给华族社群在维护和争取自身利益的运动中,注入更大的信心〔16〕。

1955年,虽然林清祥当选为立法议员,不过大卫•马绍尔当选为首席部长还是当时的关键大事。由于马绍尔天生的自由主义倾向,反殖运动的各个联盟式组织获得更大的活动空间,其中最重要的表现是他拒绝对合法的罢工行动采取打压手段;他同意工人确实被雇主剥削,他要出面调解,这和殖民政府派警逮捕工人和破坏罢工的作法,可说是天渊之别〔17〕。

在这之前,林清祥已经有了组织各业的经验,方水双也有组织新加坡巴士工友联合会的经验,他们各就各位,充分利用这突然开放的空间,领导密驼路的各个工会,展开一系列凯旋收场的罢工,为新加坡工人的权利斗争获得重要的成果。正是有了他们,密驼路诸多工会的政治活跃份子后来组成的人民行动党,成为新加坡工人阶级、被压迫者、被歧视者和左翼人士的捍卫者。我们不要忘记,人民行动党初期只不过是密驼路诸多工会的一个支派,并非主流,人民行动党后期的成就应该归功于密陀路诸多工会在1955-56年之间所取得的成就。

四、万隆精神:建立多元民族、多种语言的反殖运动

1955年亚非国家会议在万隆举行,这一起重要事件成了林清祥的另一个转折点。他并没有出席该大会,代表人民行动党的是萨马德•依斯迈尔(Samad Ismail),后者无疑是新加坡独立运动极其重要的人物之一。

万隆会议之前,林清祥是一个高度有效的组织人员,但他所特别专注的是实际的基层问题,如某些地方问题和工人的薪金问题等等。万隆会议期间,他肯定非常注意代表们所讲的话和所发表的文章。会议之后,他的思路更上一层楼,他的演讲内容开始改变,他能够把当地的斗争和其他国家为争取自由和公正的斗争连接起来。万隆精神为林清祥,甚至新马的左翼运动提供意识形态方面的基础。

运动要跨越民族、语言或阶级的鸿沟,通过国际反殖运动的共同语言,分享彼此的民主心声。以新加坡而言,这种心声即是自主斗争的民主权利〔18〕。

举个例子,万隆会议再次肯定联合国宪章里有关“各个国家和人民的自主原则”,以及各个国家“自由选择自己的政治与经济体制、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权利〔19〕。

殖民地国家到处都可听到这种言论,大家把人民的不满情绪归咎于不平等和不合理的殖民制度。林清祥同一个月在立法议会的第一次演讲也表达同样的立场,他也引用联合国宪章里的字眼,他特别指出:“各个社群发展自己语言和文化的权利必须予以尊重”,“当时实行的紧急法令简直扼住了工会运动的咽喉。”他也说:“我们的统治者不在这议会里,他们盘踞在数千里外伦敦的殖民厅里……什么也取代不了真正的民主和独立;现在是这样,将来也一样。〔20〕”他强调说,民主政策是一个向人民负责的政府所制定的政策。

举个例子,林清祥深知人们对罢工所造成的混乱有所不满,他以理说服,说明整个殖民地的立法和政治结构是如何地歧视工人。为了改进工人的权利,罢工行动不能只针对某些不满情绪,带有政治性质的罢工行动可以为建立一个更公平的社会提出改良;要有一个更公平的社会,首先整个制度必须改良。他强调说,这些罢工行动会是非暴力的、和平的〔21〕。他认为1955年的诸多事件证明,有原则性的政治罢工可以推动劳工运动和民主过程。

有很多人,特别是华商不同意林清祥的看法,于是林清祥亲自会见主要的华商代表并向他们解释。商家们同意政府确有歧视之嫌,不过他们认为,政治罢工伤害他们的生意和工人的利益,对政府则影响甚微;政府可轻易逮捕工会领袖,动用军警恢复秩序【22】。林清祥则回答说,“新加坡经济只要不掌握在当选的、本地的政治代表手中,新加坡经济总会偏袒英国资本;经济和政治自主是息息相关的,商家和雇主所面对的困难乃是殖民地政府的剥削政策所造成的,而非工人要求较公平的待遇所造成的〔23〕。

因为殖民地政府要向伦敦负责,自然会根据英国的利益行事,其政策基本上是要从马来亚低价收购原材料,运往英国后制成商品,然后运回马来亚销售。如果能够避免发展足以与英国商家竞争的本地工业和制造业,那肯定是对英国有利;由于马来亚的经济缺少多元化,往往经不起任何国家市场需求的变动,那也是当时经济萧条的原因之一。如果商家或雇主要求改善业绩,殖民统治就得先废除。

与此同时,联盟团体的活动取得骄人的成绩,但其影响范围不涉及政府的主要领域,其对华文教育及内部安全的政策冲击也不大。这也证明,光是个别政策的抗议行动,效果并不大;只有系统性的宪制改革,使政府向人民负责,人民生活才有可能得到改善,马来教育理事会的策略更能说明这一点。该理事会利用党内和党派之间的政治博弈,推翻政府政策,争取影响力。马来同胞团结一致,主动出击,逐一取胜,为社团组织指出方向。

五、结构性的创新

原则化为实践林清祥也把联合会式的民主提升一级,改进群众运动的结构,哈珀(Tim Harper)将之形容为“他个人的魔力”。他的智慧来自传统的华族互助社模式(如同业商会及中华总商会),紧急法令前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 AMCJA(劳工和资本联手)的模式,马来族教育理事会的例子,以及世界各地反殖斗争的成功模式。在组织方面,他善于化原则为行动,通过社群会议建立相关团体的联系,通过协商选举领导层,通过意见的统一达成决议,并支持各团体的组织目标,即建立广泛的反殖联盟,促成有目的的积极性团结,以及改进联盟式民主的形式和结构。这三个方面在反黄运动中得到最好的体现。

六、反对黄色文化运动:联盟式民主的最佳体现

1956年,林清祥仅23岁,但他已经以史无前例的胆识将新加坡国人拉在一起,把反殖运动的目的化成对殖民地政权道德权力的炮轰,从而决定了如什么是“不受欢迎的”,什么是“有颠覆性的”,什么是确定马来亚身份等问题。

殖民地政权一贯会把诸如林清祥等人形容为“颠覆份子”,但是,他们的回答是:“不,我们不是颠覆份子”,而是“你们是外国人,你们是帝国主义者,你们没有权利说我们是‘颠覆份子’”。加入运动的有来自各种马来人、印度人及华人等的组织〔24〕。他们攻击殖民地政权的虚伪,指后者一方面谴责所有华族(包括共产党时期前的)文化为颠覆文化,另一方面却纵容西方国家的下流和暴力文化。一方面允许黄色文化泛滥,另一方面则利用不经审讯扣留的法律压制国内的文化传统〔25〕。

殖民地政权立即抹黑这场运动,说它“反应最近在中国所展开的类似运动”,并谴责该运动“利用道德问题来达到多种的政治目的”〔26〕。虽然如此,殖民地政权还是无法制止该运动的势头。1956年8月19日,来自许多不同组织的800多位代表聚集羽毛球馆,经过投票成立了反对黄色文化理事会(反黄会)〔27〕。代表们特别注重执行委员会内的代表比例,其中包括4个马来人联合会、4个华人联合会、2个印度人联合会、4个工会、2个妇女组织和1个农民组织。

反黄会后来分成3个主要的语言部门:华语(由中学联领导)、马来语(由马来文化联合会领导)及英语(由各业领导);他们公开指明他们的目的是要提高政治觉悟,“为一个自由、独立、民主的马来亚而奋斗”。

那是新加坡第一个跨越民族、阶级、职业、性别和政治路线的反殖联盟,它体现了如下几个因素:

1) 反殖斗争的联盟;
2) 组织方法的进化;
3) 左翼团结的期望;
4) 万隆会议所倡导的多元民族和自决斗争的精神。

这是一种反殖运动的团结,对殖民地政权的政治和道德权力形成一种实际的威胁。

这运动启动不到一个月,就遭政府利用内安法令将之摧毁,同时也镇压所有一切议会外的政治活动,正在蓬勃发展的政治联盟就这样突然结束。现在所可以读到的内部文件清楚表明,当时的政府,包括林有福在内,早就盘算,要把林清祥和其余的左派领导人一网打尽,结果就以臭名昭著的所谓“打警察”的讲话作为打压借口〔28〕。

就这样,政治联盟走到尽头,左翼运动开始从议会外的政治联盟转入议会斗争,之前在左翼联盟中扮演次要角色的人民行动党,重新登场,成为党内纷争的舞台,成为左派议会活动的渠道。

七、林清祥入狱前后:左翼阵营的团结

林清祥在扣留期间,继续坚守他的原则,同时也学习马来语。正如他过后所作的解释:“我之所以对学习马来语这么有兴趣,是因为我深受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掌握马来语后,我可以更好地进行团结不同民族团体的工作。”对林清祥来说,没有什么比团结更重要。我们从1956年的宪制谈判中可见一斑,当时林清祥设法针对右翼的李光耀和吴庆瑞,和左翼的John Eber 和 Wan Hamid之间的争论进行调解。林清祥也三番四次地想就共同利益凑合密驼路的工会和新加坡职工总会这两个组织,可惜后来被林有福暗中利用。

林清祥被释放后,我想由于他希望再次见到左翼团结,结果影响了他对政治的考量。他的首要目的还是要打倒殖民地主义,及其一切表现形式,我想我们可以解释为何他在关键时刻,作出某些选择。

由于他的首要任务之一是要废除无经审讯扣留的制度,而这制度是由一个没有经过选举的内部安全理事会所执行。林清祥对这一点非常清楚,如果扣留监禁是由一个向人民负责的政府所执行,那就另当别论;但如果内安会只是由委任的几个国人所组成(3位英国人和1位联邦人),那就有麻烦,他们可以任意逮捕和扣留国人,那是殖民主义。

但问题在于那些对这些问题毫无关心的人士。对于曾经被扣留的社阵领袖,如林清祥和傅树介医生而言,无经审讯的扣留监禁是无人道行为。对于新加坡人民而言,他们注重的却是诸如工作、犯罪、住屋、合并等问题。李光耀则善于将人民的注意力从合并的课题转移到上述所指的实际问题;合并的形式,基本上是亲殖民主义,但是他给人民生活上的甜头后,人民的注意力就朝向别处。

现在,让我们来个总结。林清祥把打倒殖民主义的事业当成首要任务,他把歧视、剥削、奴役等现象当成他的敌人。他成长的环境充满战争、穷困、歧视和暴力,那也就是为何他决心要除掉这些东西。只要新加坡还有歧视和压迫的种子,那就说明殖民主义还未消除。

反之,李光耀要的是权力。对他而言,英国就是殖民主义;一旦英国不在,当地有一个人掌权,尤其是他本人,那么殖民主义就算结束。当然,李光耀已经是上层精英的一员,他受英文教育,是剑桥大学毕业的律师,是特权阶级,他所看到的世界和林清祥所看到的不一样。对李光耀来说,他是掌舵的,如果在一个当地精英,如他那样的人管理下,歧视等现象仍然存在,那也不过是大地的自然现象。

对林清祥来说,反殖运动就是要结束歧视和压迫;对李光耀而言,反殖运动是由本地精英替代外国精英的过程。这也有助于解释1959年后所发生的事情,为何李光耀愿意和英国及联邦政府合作逮捕林清祥。如果林清祥得以实现他对新加坡的愿景,如果我们有一个真正代表人民的政府,致力于消除歧视和压迫等社会弊病,那李光耀不会是掌权的舵手。但是,李光耀绝对不会让手,于是必须毁掉林清祥,而且后者对后殖民统治时代,没有歧视和没有压迫的愿景也必须一起扼制。结果胜者是李光耀,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天会在这里的原因。

2015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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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版)在傅树介医生新书《生活在欺瞒的年代》发布会上的致词 Speech at launch of PohSoo Kai, Living in a Time of Deception.

Hong-Lysa

孔莉莎博士在傅树介医生新书《生活在欺瞒的年代》发布会上的致词

翻译:伍德南

我极为荣幸能够跟傅树介医生一道,为书写其备忘录并肩工作。为此,我得感谢“8号功能”组织,特别是与我共同从事编纂工作的黄淑仪。淑仪所表现的热忱、真诚和关怀体谅,终于说服傅医生同意跟她配合,着手撰写回忆录。当傅医生决定要引用文献资料来佐证他对身历其境的年代和事件的分析、以他本人作为导向的一部新加坡战后历史时,淑仪便盛情邀约我参与编写工作。

傅医生将他的回忆录称为历史性的回忆录。

这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回忆录,一本里程碑的著作。除了别的方面以外,这本书把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新加坡历史以突破官版新加坡故事的框架的方式综合起来叙述,这要算是头一回。

我们能够见到《生活在欺瞒的年代》这一著作面世,确实难能可贵,非常幸运。

傅医生已80多岁了。像傅医生这般年纪的人,有几个能像他那样清晰地追忆过去六、七十年的事件和经历。事实上,对傅医生来说,我相信时间的流逝更加强他对过去事态的敏锐分析,因为他从未间断思考。

时间的流逝也让他有机会阅读英国殖民部近年才解密的文件,他得到历史学者覃炳鑫慷慨地跟他分享所挖掘的珍贵档案资料,其中有些是炳鑫通过英国的资讯自由法取得的档案文件。

最后,我们当然也很庆幸有这样一位傅医生,他充满干劲、尽心竭力于著述他的历史性的回忆录,继续关怀和激励他的同志们,让他们恢复信心,认识自己的价值。

若要问我,身为历史学者,什么最令我感到惊奇的,或说傅医生在其叙事中最令我出乎意外的是什么,那就是,即使是还在坐牢的时候,他就已经拿定主意要去英国档案局检索文件,以便查实冷藏行动背后的决策经过。因此,在1994年,正值机密文件的30年保密期届满时,傅医生便径直前往英国国家档案馆查阅资料。

他不是单独一人行事,还有好几位具备条件的同志也参与其事,他们也到英国档案馆去,其中一人就是已故的陈仁贵,可惜他没有来得及把脑中构思的历史写出来。但是,仁贵在学者和前政治犯之间奠定了相互尊重的关系,傅医生的著作就是这一关系的成果。傅医生在此书的编写过程中曾多次说到,“要是仁贵还在,我就可以跟他讨论此事”。

最后,只有傅医生一人踏上最后一步,引用他所阅读过的文献资料,完成回忆录的书写工作。

在本书的各篇章中,关于1950年代的叙事,从1954年11月人民行动党成立到1959年大选,通过最丰富的文献资料,让人们清楚地了解完全不同的过去。这一段历史是关于争取独立的运动,英国百般设法加以管控和阻挠。傅医生对事态的分析,彻底砸碎了人们过去对这一段历史的见解。

迄今为止,说首席部长林有福是英国政府的傀儡/走狗,指责他决定逮捕工会的反殖领导人和华校中学生领袖,包括行动党内的分子,这种主流叙事从未受到批驳。

因此,我们被告知,行动党政府在1959年击败林有福政府标志基本改变,从殖民主义傀儡的领导变成反殖民主义的领导。

傅医生的看法是,这两个政府是一脉相承的,而非截然不同的或更替的。身为反对党领袖,李光耀一方面鼓励和勾结林有福采取英国人所要求的行动,然后英国才同意在宪制上向前迈进,实现新加坡自治政府,而另一方面则“做样子”的谴责不经审讯地监禁行动党党员及其他人士。
林有福和英国人都非常知道,林有福在1959年的选举中无法获胜,因为他将因展开大逮捕而受到责难和唾弃。然而,林有福却一意孤行,这是因为他相信自己跟李光耀取得谅解,认为行动党跟林有福的党会结成某种形式的联盟,甚至是在1959年的选举后会组织联合政府,因而选民在行动党和林有福的的党之间,别无选择,他们会支持反殖的行动党,林有福的党会受到庇护,免遭惩罚。

结果,李光耀没有遵守对林有福的承诺。

大量地引用文献资料来佐证论述,对于不熟悉当时的历史、习惯于新加坡格式回忆录的读者们来说,读起来似乎会感觉沉重。我们是想要一本写得更加简明易读的书,没有过多的信息和细节,但这纯属奢望,并非本书所能办到。傅医生的著作,引用了丰富的文献资料进行分析论述;在新加坡,没有充分资料的论述是一种专利,只有那些权力在握者可以不必提供资料出处,任意书写,以为他们的叙事绝不会受到挑战。

与此不同,傅医生预计他的回忆录将会受到最严厉的检验和深究,以便揭发瑕疵、错误的论述、掩盖真相、把无根无据的说辞当成事实等等,这些都是任何希望受到严格对待的著作所必须面对的。我们希望,进行这类探讨深究,是为了充实知识,而不是遏制知识。

因此,诸多文件的引用,构成了本书的权威性。本书是傅医生为新加坡历史提供的导读,不以观点客观自居;历史所着重的不是客观性,而是追求事实真相,事实本身是不会说话的,需由历史学者进行分析。这就是傅医生力求做到的。

因此,他把自己的故事、其他同志们的故事,以及贯穿19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以及后续的年代,有关他那一代人所经历的历史,编织成书。讲到冷藏行动时,他向读者叙述政治犯的悲惨遭遇,不仅讲述经历煎熬、战胜各种肉体折磨和精神迫害的政治犯的事迹,也谈到那些经不起考验而妥协者。他以谅解和关怀的心态,描述他们做出的决定。他的一位同志也是前政治犯在读完本书后说,这是由一位对人类体现极大关爱和谅解的人所说出的事情。我认为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张。

在坐牢的17年期间,他一刻也不曾浮现以签署保安声明来换取释放的念头。是什么使他这样坚定不移?他是为了维护个人的诚信、廉直,以及坚持历史责任;被捕前他是社会主义阵线助理秘书长,辅佐担任秘书长的林清祥。因此,他完全有责任把自己生活在欺瞒的年代的经历,记录在书中。因遭遇残酷的环境,傅医生忍受了17年的牢狱煎熬,为的是写成此书。

傅医生是为谁而书写此书?

首先是为了他的同志们,那些还活在世的以及已经过世的。他要为他们在历史上有个定位,帮助他们谅解是什么影响他们的生活,并使生活变样。正如他所说,无人幸免迫害,他把自己包括在内。这是傅医生呈献给同辈人珍贵资产。

傅医生也给历史编纂学、历史学者和修读历史的学生献上一份礼物。这是说他为观察过去的事情开拓新视野,开启新途径,为我们提供新的可能性去追查真相。他挑战这样一种说法,认为新加坡的历史不能是,也不应当是个开放的学科。其实,历史必须是一门开放的学科。他的论述也肯定不是最后的;根本没有最后这回事,对于历史,是不会有什么最后论述的。

最后,《生活在欺瞒的年代》一书是傅树介医生的历史献礼,送给当今最重要的人:新加坡的年轻人。

我们殷切期望,想倾听他们要说的话。

Speech at launch of PohSoo Kai, Living in a Time of Deception. 13 February 2016
Dr. Hong Lysa  

 Hong-Lysa

I am extremely honoured to have been able to work with DrPoh on his memoir. For this I have to thank Function 8, in particular my co-editor Wong Souk Yee. Souk Yee, through her enthusiasm, sincerity and empathy managed to persuade DrPoh to work on his memoir with her. She then kindly allowed me to get involved when DrPoh decided that he wanted to use documentary materials to support his analysis of the times and events through which he lived, that his book would be a history of postwar Singapore history with him as the guide.

He calls it his historical memoir.

It is also a historic memoir, a landmark publication. Among other thing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an account of Singapore’ history in the 1950s and 1960s is pieced together outside of the logic of the Singapore Story.

We are indeed very fortunate to have Living in a Time of Deception. The chances of us having DrPoh’s historical memoir are certainly very slim, if we think about it.

DrPoh is in his 80s. How many people of that age are able to recollect events and experiences in his life sixty or seventy years ago the way DrPoh has done. In fact for DrPoh I believe that the passage of time has sharpened his analysis of the past, as he has really never stopped thinking about it.

The passage of time has also meant that he has been able to read Colonial Office documents that have only been recently made available, and which historian Thum Ping Tjin has very kindle made available to him. Some of these documents PJ obtained using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UK.

Finally we are simply so fortunate to have DrPoh, who has maintained the stamina and dedication to produce his historical memoir and to continue to get his comrades to take heart, and regain their confidence and self-worth.

If I were asked what surprised me most as a historian, or what I found most unexpected in DrPoh’s account of his life, it was how he knew that he wanted to examine the UK archives to find out about the decision behind Operation Coldstore even when he was still in prison. DrPoh made his way to the National Archives, UK in 1994 when the documents relating to Operation Coldstore would be available with the expiry of the embargo after 30 years.

He is not alone in this. A number of his comrades who had the resources had also made their way to the UK Archives. Among them was the late Tan Jing Quee, who however did not live to write the history that was in his head. But Jing Quee fostered a relationship of mutual respect between academics and former political prisoners. DrPoh’s book is an outgrowth of that. DrPoh had said on a number of occasions when doing his book ‘if only Jing Quee was still around for me to discuss this with.’
In the end, DrPoh is the only person who has taken the final step to writing a book using the documentary materials he has read.

Of the sections in the book, the one which most clearly makes us understand the past differently, the best documented, is the 1950s, from the formation of the PAP in November 1954 to the 1959 general election. It was a period of the movement for independence which the UK was trying to manage and contain. DrPoh’s analysis shatters our understanding of what this period was.

The mainstream narrative which has not been critiqued so far, is that Lim Yew Hock the chief minister was a stooge/running dog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 for arresting the anti-colonial leaders of the labour unions, and the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 leaders, including those in the PAP.

Thus we have been told that the PAP government which came into power in 1959 when it defeated the Lim Yew Hock government marks a fundamental change, from a leadership which was a colonial stooge to one which was anti-colonial.
DrPoh’s historical memoir sees the two governments as continuity rather than a break or a change. As leader of the opposition, Lee Kuan Yew had encouraged and collaborated with Lim Yew Hock to take the actions which the British demanded before they would agree to further constitutional steps towards self-government for Singapore while he had his pro-forma (for show) speeches condemning the imprisonment of his party members among others, without trial.

Lim Yew Hock and the British knew well that Lim would not have a chance at the 1959 elections for he would have to bear to odium for making the mass arrests. Yet Lim went ahead to do this. This was because Lim was given the impression that he had an understanding with Lee Kuan Yew. The PAP and Lim’s party would enter into some form of an alliance, even a coalition in the 1959 election, so that voters would not have a choice between the PAP and Lim’s party, and Lim would be protected from being punished by the voters who would support the anti-colonial PAP.

Lee Kuan Yew did not keep his word given to Lim Yew Hock.
The copious use of documentary materials as evidence may make the book somewhat heavy-going for readers who are not familiar with the history of the period, and more used to the products of the memoir industry in Singapore. We wanted a book that is written more simply and clearly, without so much information and details, but this is a luxury that this book could not afford. To write without as much full documentation as he has done is a privilege in Singapore, where only those in positions of power can write without giving documentary sources. They write as if their accounts would never be challenged.

DrPoh on the other hand can expect that his memoir would be subject to the most intense checking and scrutiny, to look for slip-ups, faulty arguments, cover-ups, unsubstantiated assertions posing as facts—as any book which hopes to be taken seriously should. It is hoped that such scrutiny should be done in order to further knowledge rather than to impede it.

So documents give the book its authoritative voice. This book is DrPoh’s guide to Singapore history. It makes no pretense to be objective; history is not about objectivity, but it is about facts, facts do not speak for themselves; they are given meaning by the historian. This is what Dr Poh endeavours to do.

So he weaves the his story and those of his comrades, the story of the left wing of his generation through the history of the 1950s, 60s, 70s and beyond. Once Operation Coldstore comes in, he brings in what it means to be a political prisoner, not only those who lived through and triumphed over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pressures they faced, but also those who were unable to withstand those pressures. He writes about the decisions that they made with understanding and compassion. One of his comrades, a former political prisoner who has read the book said that this is an account by a man of great kindness and understanding for humanity. I don’t think this is an exaggeration.

In his seventeen years in prison, not once did DrPoh thought of signing a security statement to seek release. What made him so steadfast? He wanted to preserve his credibility, his integrity, the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he had as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BarisanSosialis with Lim Chin Siong as the Secretary General. So that he could put on record how he was living in a time of deception. Given the circumstances that befell him, DrPoh withstood 17 years of being in prison, in order to write this book.

Who did DrPoh write for?

Firstly it is for his comrades, those present, and those who have passed on. He wanted to give them their place in history, help them understand what impacted their lives, and made it so different. As he said, no one of them escaped unscathed, and he included himself. This is DrPoh’s gift of a legacy to those of his generation.

He has also given us a gift of historiography, to historians and students of history. By this is meant that he has opened new vistas, new ways of seeing the past, new possibilities for us to explore. He has challenged the claim that the history of Singapore cannot and should not be an open-ended study. History HAS to be an open-ended study. His is certainly not the final word; there is no such thing, there cannot be the final word to history.

Finally, Living in a Time of Deception is DrPohSoo Kai’s gift of history to the most important people today: the younger people of Singapore.

We await with hope what they have to s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