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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领袖林清祥与新加坡左派职工运动(1954-196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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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经《清水长流 祥光永晖》编辑部的许可,本站转载本篇文章。

2,由于文章编幅太长,本文章分成上/下两部分。

清水长流 祥光永晖方封面

作者:撰稿:严秋霞硕士

工会是林清祥展现生命关怀的地方,左派职工会的兴衰与林清祥的起落生涯共谱成反殖民浪潮的主旋律。1954-1963年是新加坡政治史和工运史的转折期。离开学校后,林清祥在左派工运中崛起成为领袖。他代表着来自草根的工人,把受压迫的劳工组织起来,在职场上争取合理的薪资、福利。除了在工会办学习班,担任议员期间充份投入工会会务的推展,也代表工会工友与资方谈判,直到谈判无效,才以罢工为最后手段。在林清祥等工运领袖的努力下,新加坡工人的薪资结构朝稳健的方向改善。

工会领袖在教育政策和政治立场上引导民众认清时局,极力合作争取国家独立,从中促进工人的觉醒。由此可知,经济是他们的目的,政治是一种手段:唯有摆脱殖民地的统治,人民才能自由,左派工团由始至终都秉持这个立场。然而主流历史却扭曲左派职工运动的本意,把激进左派标签为:“鼓励劳资对抗,不断通过组织罢工等极端工业行动谋取利益”(郑振清,2009:74)这个观点虽备受挑战,却为官方所推崇。

因此,本文将研究范围集中在1954-1963年,透过官方的统计资料和相关法令的拟定,文献资料、报章、统计资料和口述历史验证和对比,说明左派工运的成立始末与兴衰的最好证明。从中探讨林清祥与左派工团的作为,以理清“左派职工运动”这个“他者”的历史。

一、左派工团与工运的起承转折

新加坡工会和工运的发展与独立前后的政治时局系系相关,其中1954-1963年是新加坡政治史和工运史的转折期。

战后,左派团体已在马来半岛(包括新加坡)开始工运活动。自从1948年紧急法令之后,工人群众在被压迫的环境中,酝酿着渴望改善生活的情境。1950年代劳工还没有牢靠的“国家”概念。只有受激发的反殖独立意识,他们的经济诉求和政治要求往往夹杂在一起。(郑振清,2009:40)1954年,由新加坡职工会总会带头的工人运动陷入日益分裂的境地中。有关工会只会迎合政府利益的指责广泛流传。事实上,工会在减轻会员的苦难方面毫无表现。(许艾丁,2002:222)私会党也渗透在工会组织中。近80%的中下层华人和少数族群印度裔劳工或商业雇员在共同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和争取改善工作薪资条件行动中逐渐凝聚了共识。工人群众自发形成一个新兴的力量。1954年工会运动复兴,左派工会成为带领大家反殖民的枢纽。

林清祥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工会领袖:1954年担任新加坡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简称“各业”)的秘书长;1959年自治政府时期,被释放出来后在泛星各业职工联合会(简称“泛星”)成为顾问。1961年8月离开人民行动党创社阵时,他与同伴成立新加坡职工会联合总会(简称“沙都”)担任秘书长。当时左派工团是由不同民族、不同教育背景的领袖组成,如:林清祥代表各业、方水双代表新加坡巴士工友联合会(Singapore Bus Workers Union, SBWU)、兀哈尔(Sydney Woodhull)代表军港工友联合会(Naval BaseLabour Union [NBLU])、蒂凡那(Devan Nair)代表新加坡教师公会(Singapore Teachers’ Union)和詹姆斯•布都遮里(James Puthucheary)代表海港局职员工会(Singapore Harbour Board Staff Association,SHBSA),在反殖民的大目标,这群工会领袖互相合作,是林清祥和他干劲十足的青年朋友们推动工作所发挥的催化作用。当时新加坡职工会迅速成长和发展,正反映了急速跳动的时代脉搏。(陈仁贵,2002:103)透过群众运动、座谈会、党报及访问运动等方式,使他们成功在群众发生效能。

(一) 左派工团与工运的“起”:

“新加坡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1954)各业运作从1954年5月到1957年2月,为期2年9个月,初期会员仅200多人,林清祥被推选为秘书长,在他的努力和形势的影响下,第二年共组织了3万2千名工友,是规模最大的工会,与雇主共签订二百余份合约,参加各业而改善生活待遇的包括一百余家工厂工友,会员多为华人、另有约两千五百位马来人和印度人。总会所在密驼路 (Middle Road),在武吉智马(Bukit Timah)、乌敏岛(Pulau Ubin)、惹兰卡石(实里打)(Seletar)、巴耶里巴(Payer Lebar)等共设有有四个分会,支部办事处多达十一个。他与好友方水双、陈世鉴白天工作或进行劳资双方谈判,晚上睡在总部桌子上。这群华校生朴实和奉献的精神深入民心。当选行动党议员后他仍常在工会,这是他感到最自在的地方。各业成为众多左翼工会的核心,他们认为唯有透过团结各工会团体的力量,反对殖民统治,工人们才能享有真正的自由。

初任首席部长的马绍尔在政治上没有实权而难有作为,国外资本家和英国殖民部的立场一致,与劳工是对立的关系。工会服务的对象是普罗大众的工农阶级,兼负改善工友生活和教育工友的任务。

〔1〕当时职场多为年轻工人(新报,1955年7月26日)〔2〕,碰到的问题有:生活低劣、工时长、薪水低、被无理开除、需在公共假期工作等,参加工会是要改善被剥削的不合理待遇。(新报,1955年6月9日)〔3〕这期间共掀起200多次罢工行动(南洋商报,1955年4月30日)〔4〕多半成功达到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等目的。

其中福利巴士工潮(星洲日报,1955年5月14日)最具代表性。1955年是工运蓬勃发展的一年,工会组织学习班、联谊,讨论时事,工人阶级在反殖民主义政治斗争中成熟起来,这些努力也争取到立法保障:如:《劳工法令》(The Labour [Amendment] Ordinance)(1955)、《店员就业法令》(Shop Assistants Employment Ordinance)(1957)、《书记员就业法令》(Clerk Employment Ordinance)(1957)。〔5〕

1956年林有福执政正值东南亚反殖民主义热潮高涨,职工运动风起云涌。林清祥代表着来自草根的工人,把受压迫的劳工组织起来,既团结充满分歧且有政治部和私会党渗透的工运,说服工人加入他的事业,并积极融入不同的族群,成为新加坡史上首次能领导群众和成功团结支离破碎工团的领袖。〔6〕这股动员自民间的力量在殖民部眼中却构成威胁,1956年10月林有福执行“解放行动”,林清祥等活跃分子遭逮捕入狱或驱逐出境。各业被强行关闭吊销注册,导致3万多名工友顿时失去工会的保护。本来各业会员要上诉,但身陷囹圄的林清祥明白胜算的可行性不高,转而劝告工友们为自身的权益,参加其他的工会。(新报,1957年3月14日)〔7〕这次大扫荡左派标志着新加坡现代政治的分水岭,一度强大的密驼路工会集团遭摧毁殆尽。

二年间,身为工会领导人林清祥在群众中树立起平民领袖的形象。〔8〕

(二) 左派工团与工运的“承”:

“泛星各业职工联合会”(1959)泛星(1956-1963)是林清祥在狱中和工会被封查后,由弟弟林清如等重新号召工友而组成的工会,总务是黄翠云,主席是陈德华,拥有近10万名会员。各业和泛星一脉相承,办事处都在密驼路149A。在群众中仍深具影响力的林清祥1959年刚获释时,受委任为财政部政治秘书,随即担任泛星顾问领导工运。

1959年自治邦大选,行动党是在左派的全力支持下而上台的。自治政府仍保有左派色彩,标榜亲工人,劳工阶级和民间自发性组织的运动仍在发展中。1960年政府第一次把五月一日劳动节定为公共假期;大会上,宣布重组新加坡职工总会(Singapore Trades Union Congress, STUC,简称“职总”),秘书团的十位成员被称为“十强人” 〔9〕,李光耀拉拢蒂凡那为秘书长,林清祥被选为秘书团之一。左派工会领导人谨慎地避免引起工业纠纷,英国人注意到,左派工会在为工人争取加薪和改善工作条件、谈判签订新合约时,行事稳健。签订的合约期限,大多数是两年。宪制谈判在1963年到来时,合约即将重议。(H.G.L. Poppit, assistant labour adviser, ’The Labour scene in Singapore, August 1961’, May 1961,CO 1150, ’Political situation, Singapore,1960-62’.)此阶段劳资政对立的关系获改善,工人地位提升。

与此同时,行动党的一些措施,如:取缔黄色工会〔10〕与零星的分裂性工会,颁布扶助工运政策号召促进“统一工运”,将原有的200百多家工会,透过《职工会(修订)法案》规定,由一个总工会代表按19个行业成立的工会,各工会必须拥有最少250名会员,必须注册并隶属在职总名下。这样一来,泛星和林清祥的影响力就被削弱。虽然党内左派和右派合作,但二派间的合作在二年间有许多歧见,最终为1961年的党内分裂埋下伏笔。

(三)左派工团与工运的“转”:

“新加坡职工会联合总会”(1961)英国为解决其北加里曼丹三邦(汶莱、砂拉越及沙巴)的非殖民化问题,以“合而治之”的新殖民主义,让其代理人出面提出。1961年5月东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Rahman Putra Al-Haj ibni Almarhum Sultan Abdul Hamid Shah,简称“东姑”)提出马来西亚计划,“职总”声明反对这个计划后于7月25日遭解散。职总被撤销注册,新加坡工运陷入群龙无首的状况。各左派工团反对政府解散职总和控制工运的行为。7月,被李光耀集团开除的左派领袖另组社阵。8月16日林清祥与同伴申请注册成立新加坡职工会联合总会(简称“沙都”)。沙都的成立和声势说明当时新加坡工运仍处于左派时代,强烈的反殖反帝情绪成为大家共同的目标。沙都与社阵的领导层基本上重叠,巴尼、林清祥、方水双、兀哈尔、詹密星等都是要员。李光耀未能如愿夺取工会的控制权,林清祥等左派工会领袖在广大中下层劳工和商业雇员中的影响力充分显示了出来。

沙都〔11〕的成立未获批准,但会员人数却持续增加;自治政府则在8月另成立“全国职工总会”(National Trade Union Congress, NTUC,简称“职总”)〔12〕,蒂凡那任首任秘书长,得到行动党右派的支持,与沙都争夺新加坡工运领导权。行动党与社阵政治上的较量,是新加坡政治斗争最为关键的一年,也是决定工会沙都和职总未来发展的关键。对于自治政府排斥左派工团的种种举措,林清祥站在群众的立场,强调内部团结的重要。〔13〕1961年罢工次数剧增,然而沙都所领导的罢工比职总少,且较有成效。〔14〕1962年左派工团联合庆祝五一劳动节时,出席活动的有近七万人。(阵线报,1962年5月9日。)据1963年统计,29个左派工团就拥有超过10万名会员,占当年有组织的工人人数的三份之二,表示左翼工团仍然深入民心。

历经从经济到政治的“反对新殖民主义”,左派工团为表达“反对大马计划”以争取完全自治的诉求,在1962年9月新加坡举行“全民公投”时,社阵以左派工运为主导,组成五党(即社阵、人民党、工人党、自社党、民主联合党)联合行动委员会,以和平宪制的方式领导群众以“投空白票”反对“全民公投法案”。这次发动全民性反殖群众运动,提高了群众政治意识,形成一股持续高涨的群众力量。然而“全民公投”投票结果显示,支持合并白皮书计划占71%,投空白票占25%。当新加坡与马来亚联合邦“合并”成为事实后,林清祥再次表达他对宪制斗争的立场和观点,引导左派工运的发展,指出往后的斗争范围将从新加坡扩大到五邦地区,并提出以下三项原则与方针:

1. 只要和平宪制斗争的条件还存在,我们就必需坚持和平宪制斗争;
2. 加强搞好民族团结的工作;
3. 在以工农阶级为基础上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

(四) 左派工团与工运的“折”:

“新加坡职工会联合总会”(1963)随着1963年2月2日英、马、新三方联手所进行的“冷藏行动”大逮捕,林清祥和120位左翼份子被拘留。行动党政府透过对社阵和沙都的镇压,左派政治力量被大大削弱,为了巩固执政地位,行动党政权把种种立法转为对民间自发力量的限制,使工会组织的权利、活动、劳资关系的处理原则都纳入法制管道〔15〕。透过《职工会法令》(Trade Unions Act)、《职工会修正法令》(The Trade Union [Amendment]Act)、《劳资关系法令》(Industrial Relations Act)等,控制工会的活动,逐渐将工会收编为国家机制的一部份。行动党也透过拘捕和封闭组织,钳制左派团体的生存和发展。在沙都及职总两相较量的过程中,左派工会的权力及在新加坡政治体系中地位的衰减经历了一个先从政治功能被剥夺再到经济功能被弱化的过程。(孙景峰,2005: 187)。

初期加入沙都的会员比职总多。随着人民行动执政地位的逐渐稳固,沙都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职总与执政党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法令上对社团和工会的注册严加控管,工友的活动都在职总掌控中。1963年11月职工会注册官正式宣布拒绝沙都的注册,失去了合法存在,再加上领导层被拘留,在1962年和1963年间许多附属工会被吊销注册,沙都旗下拥有近六万名会员的七间左派工会〔16〕都在1963年11月被取消注册。造成了左派职工运动的崩溃,许多隶属沙都的工团及被吊销注册工会的会员都只好转而加入职总。职总成为控制工运的半官方组织。最后,职总取代沙都成为工运中心机构,在政治上受行动党政府控制。

纵观左派工团在1954-1963年起承转折的发展,可拼凑左派当时的一个缩影:有广大的群众基础、领导人深具领袖魅力、在每一个关键的时局给出一个具体的方向、多元民族共同携手争取摆脱殖民统治。行动党执政前,是借助左派工会的力量取得政权,行动党和工会的目标是一致的,殖民统治时期,双方都力求废除不公平的制度,以创立一个公平的社会;对于左派工团的镇压,在殖民政府时期先是透过把对付共产党的“紧急法令”强加在工会领袖身上;自治政府之后,行动党政府即利用手中的行政权拖延、拒绝或取消沙都及其部分所属工会的注册,又根据殖民地政府遗留下来的“内部安全法”镇压沙都和社阵的政治活动。(郑振清,2009: 57)左派工团遭受政治手段的种50 清水长流 祥光永晖 左派领袖林清祥与新加坡左派职工运动(1954-1963) 51种压迫是措手不及的,在官方的历史上,这动辄上万人的左派活动却是建国史中完全被遗漏的图像。

行动党执政后,新加坡工会的职能已经大为转变,其传统的政治职能和经济职能已不复存在。而履行的新职能是与行动党配合,以维护外资工业秩序,成为政府政策的推行者。1961年-1968年政治上人民行动党和社阵,工会组织职总和沙都的竞争,是当政者压制工运在新加坡独立后的延续。工会原有反殖民的政治色彩已大为减弱,但仍保留着某些传统职能,如:为维护工人利益而进行谈判。1968年后工会运动已被行动党政府有效控制。此后,折翼的左派工团已无立足之地。

二、探析左派工会的职能

关于左派工会曾在民间兴起的风潮,经历过这段历史并曾任新加坡外交兼劳工部长的拉惹勒南( S. Rajaratnam)却这样诠释:

“殖民地时期,在政府与资本家联盟的情况下,工会运动不得不走向抗争。由于当地没有民主,工人只能通过议会外方式对政府和雇主施加压力――罢工、暴力行动、威胁,甚至破坏生产。在这样的一个反民主的殖民环境下,工人觉得这不是他们的国家,也就不用表示忠诚……在新加坡工会运动早期,工会领袖是不会在意他所采取的行动会对国民经济造成什么后果的。他会觉得,没有义务要维护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以巩固偏袒资本家的殖民政府的统治。相反,工会领袖认为,政治经济局势越不稳定,就能够越快也削弱殖民者与资本家联盟的钳制;这种钳制削弱越快,就越有可能组织起强大有力的工会。工会领袖得带领劳工既与殖民政府战斗,又打击资本家雇主”。(陈庆珠,1987: 227)〔17〕

主流历史教科书对左派工会及领袖的作为也这么描绘:

“1955年五六月间,在尚武派的煽动下,劳工们频频挑起事端。新加坡工厂和商店劳工联合会(指“各业”)的会员人数急剧增加。6月,极左翼劳工领袖试图将海港局的一场劳资纠纷升级为总罢工。劳工阵线政府先发制人,逮捕了包括方水双在内的五名领导人,阻止了事态的升级。但这次事件却表明,马来亚共产党企图利用工会组织达到其政治目的,而且此招还颇具威力。马绍尔指责人民行动党的立法议会议员们,‘公然试图用暴徒的政府替代由人民选出的代表组成的政府’”。(藤布尔C.M. Turnbull, 2013: 353)

根据《辞海》“暴行”指的是“凶恶残酷的行为”。(商务印书馆,2010: 1583)从这样的定义来看,必需了解左派工会在当时的作为。在50年代,“罢工” 有当时客观环境,所表现的集体停止工作是无产阶级对抗资本家剥削和压迫的一种斗争方式。在各业成立一周年时,林清祥接受《新报》访问时谈到对工会目标、在劳资关系和罢工的立场如下:(新报,1955年8月13日)

• 工会目标是协调劳资合作:

“团结各民族工友,争取各民族工友的福利。……在改善劳资关系方面,他们是采取劳资两利的立场,他们主张,工友的生活待遇合理化,但也得照顾资方的处境。他们计划各行业设计总干事部,调查各方行业工友生活的情形,以及各行业资方的经济情况。以避免资方在目前这种困难的处境内更增加一份困难。同时他们也希望能经常与资方举行联谊座谈会,以改善劳资关系。对内方面,他们将成立一个总干事部,培养更多人才,使工作效率能更加提高。在可能的情形下,他们将使工友学习各种健康的文艺和娱乐,并设教育班让工友有受教育的机会。”

•本地和外资的劳资关系方面:

需了解本地和外国资本家的差异。外国资本家占有殖民地与宗主国的优势;本地资本家没有政治上应有的保障,在工业品成本、开支、行销都有困难。所以职工运动的手段不宜用以对付当地的厂商。〔18〕• 罢工行动多以改善待遇为目标:

工会代表与资方多次磋商,在达致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下避免罢工行动。当一切谈判无效,工潮无可避免的发生。在紧急法令的限制下,要组织罢工需要在二个星期前准备罢工通知书给资方。

 “工潮的产生完全是由于这社会的经济制度不健全,广大人民的生活痛苦没法解决所必然要造成的。这即使在英国、美国也是司空见惯的”。(《新报》,1955年8月16日)罢工对劳资双方都不利,时间长必使经济受打击,市民生活受影响。工会领袖深明时势,为协调整个局势,曾以断然的态度终止罢工,1955年新市大罢工,林清祥、蒂凡那、兀哈尔发表声明,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暂时复工两星期,以待当局澄清拘捕职工会人员事件”(新报,1955年6月18日)激进左派在主流历史的论述中所呈献的形象可概括为:

“鼓励劳资对抗,不断通过组织罢工等极端工业行动谋取利益”。(郑振清,2009: 74)笔者却收集到林清祥在当时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所出版的《华惹》以英文发表过的文章《隐藏在危机背后的真相》说到:

“大部分的工人每个月只能挣取足够的薪水来养活他们的家人。任何工会领袖如果要他的会员进行不负责任的罢工将会马上被淘汰出局。”

具体的说明工会领袖深知罢工行动的进退尺寸。(林清祥,1955: 4)〔19〕笔者认为当“官方”论述建构起的历史,与“他者”的言论形成极端的对比时,开放的角度除了是从胜者和败者的角度,从民间的立场来诠释他们所参与过的时代,实为另一个佐证,因为这代表着广大群众基础的真实生活历程和观点。在马新一代,左派的史料记录大部分出自民间社会的集体记忆,曾参与工会活动的叶敬林先生则认为工会为工友带来多方面的成长:〔20〕

“识字班有分初级、中级和高级班。高级班的课程会讨论时事,关心政局的发展。工友们都是利用晚上到会所上课,一个星期约三至五天。这样的课程提升工友们的知识和文化,较积极参与的人就会成为工会的干部。工会在这样的方式下运作,背后有好几千人都在推动。”

叶先生参与过多场职工会运动,这么叙述群众大会的本意:

“群众运动的目的是要教育、唤醒大家的意识,绝对不是为了起冲突。群众运动有一定的条件,要有理(有正当的理由)、有利(选择有利的情况,有群众参与)、有节(有所节制),不要与政府或警察起正式的冲突。”

在单元历史主导多年后,刘燕燕在《课本与身分建构的政治――教材中建构的历史叙事与集体认同》综合了新加坡历史和社会学的教材,认为:

对在我国(指新加坡)教材中谈到建国时候,缺席的一群人,是在二战以后倾向于共产主义或信仰共产主义的华人,包括华校生和工人等。在我国中、小学教材中,共产主义者被描述为苏联的爪牙、滥用暴力的恐怖份子,在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下,利用低下层人民的不满情绪策划“叛变”。马来亚共产党组织罢工的目的是“制造经济与政治混乱,以期英国政府承担后果”,并“将自己装扮成自由的斗士” ……。(刘燕燕,2003:12-13)〔21〕

她对于罢工的工人、支持共产党的华校生或大批接受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被呈现为一群缺乏独立主观意志或思考能力的乌合之众提出质疑,认为这样的描述抽离了当时的生活情境,忽略了工人的精神面貌。(刘燕燕,2003:12-13)她也指出这类描绘,没有充分解释当时工人的生活条件和人们不惜代价争取福利,反对英国政府的原因的情况下,参与罢工或支持共产党的人们显得愚昧而野蛮,轻易地允许自己被政治势力所利用,结果造成社会动荡不安,而英国政府竟成了共产党和追随他们的无知人民的受害者。

多元的论述证实了官方的言论违背了左派工团的原意,更加说明了历史的真相有待进一步还原。这样的言论对左派工团的贡献有着莫大的曲解,可以肯定,官方历史的陈述与事实相去甚远,并非左派工团创立时所履行的职能。

林清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他说:

“1954年至1959年是新加坡历史的一个转捩点。一个从实施‘紧急状态’转入实行林德宪制改革的转捩点,一个由充满高压的白色恐怖转入极有限度自由、民主开放的转捩点。

在这样的历史转捩过程中,新兴力量与旧势力、旧习惯、旧传统的斗争往往更为激烈。一些出轨的行动,如不合程序、法规、惯例等的‘骚扰’或‘暴乱’也就必然浮现。渐渐地,当新势力完全战胜或克服了旧事物,新的处事程序、法规、惯例便形成并被接受,社会也自然安稳了。”(林清祥,2014: 382)

总结而言,在官方或历史教科书中左派工会领袖、工友和工会活动所呈献极度负面的形象是有待理清的误区:

工会的领袖号称为“从事政治颠覆活动的职工运动者”,被视为是滋事份子。工友们是失序的、丧失理性的、动辄使用暴力的,罢工行动是暴民引发。

罢工是极端的工业行为,且没什么作为。罢工造成无谓的人身损伤和经济损失,造成94万6354个工作日的流失,许多学生也浪费了宝贵的上课时间,足见罢工是徒然的行为。〔22〕

把林清祥从“各业”、“泛星”到“沙都”的作为和经历来进行梳理,可以理出他和左派工会的理念及经营,为历来偏颇的论述进行平反:

• 林清祥和他左派工运领袖在这10年中所形成的“密驼路工会集团”媒体给他们的称号有“九五工团”、“十强人”、“工运四杰”〔23〕、“工会六巨头”,足以见其在当时工会运动和民间心中的重量。事实上工会领袖极力争取国家独立,只有反殖民,才能把人民从被压迫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处境中解放。

• 工友并不是缺乏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乌合之众。

工友是以平静的方式罢工,会发生骚乱往往是政府警方率先对付这些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如:福利巴士工潮〔24〕、谦拜罢工〔25〕。

• 罢工行动是工友为争取自身权益的重要指标。要组织一场罢工行动,其实并不容易。罢工是当资本家不愿意谈判协商时,工人所能采用的最后的手段。〔26〕在左派所领导的罢工行动往往都能为工人争取到合理的待遇,且工人的薪资是稳健成长的。罢工次数最多也是工运成就的高峰,分别是在1955年275次和1961年的116次,这二年即林清祥所代表的各业和沙都的成立。有关职工会数目、成员数、罢工次数、工资数据参见附表、林清祥与新加坡职工运动发展总表(1953-1964)。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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