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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万卷图书为友、留一根脊骨做人

2010年2月20日林福寿医生接受海峡时报记者蔡皓峰访谈

本文章转载自如下网址:

http://singaporerebel.blogspot.sg/2010/02/ill-forgive-lee-kuan-yew-if-he-admits.html

林福寿:

“我会宽恕李光耀,假设他承认自己的错误和向我道歉。”

一名报业控股的记者在一个月内取得了他的上级在过去6年内无法实现的的事。(请链接这这个网址:here and here)——新闻记者蔡浩翔(Cai Haoxiang)确定了与前政治拘留者林福寿医生进行访谈。这份两页的访谈录在昨天发表了。这份访谈看来是他在海峡时报政治性报道组里记者生涯里最高的亮点了——一次罕见的和不妥协的历史重新审视。他访问的是一名被行动党监禁时间第二长久的政治犯。

在人民药房接受采访

仍然盼望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加坡

林福寿医生是从学生活跃分子和行动党运动推动者到社会主义阵线的领导人以及(新加坡)第二名被监禁醉酒的政治犯。他的故事是反映了新加坡动荡的历史。现在他是79岁了。他表达了自己对过去的政治斗争的想法和感受

2010年2月19日海峡时报记者 蔡皓峰

这是一个酷热天。当您沿着马里士他路段一排店屋行走是汗流浃背的。

当您推开那扇玻璃门时,里面黑压压引来一阵令您感到舒服的空调冷风。您会见到一群年长者病人正在等待他们的家庭医生为他们看病。

在他的药房外门口悬挂着医生名字的牌子,对年轻人来说可能是不会引起注意的。但是,对于老一辈的新加坡人而言,这个名字——林福寿医生,是突出了新加坡动荡的政治历史。

进入他的医务室,可以看到简单的家具,同时。桌子上堆满了书本、文具和保障。张贴在玻璃柜门上的一张照片,显示他是一名精力充沛的年轻人。

一名79岁穿着白色长袖衬衫的医生以温柔的口吻和我打招呼。他偶尔会喘气,但是,语气仍然是那么鉴定。他的身体健康并不是怎么好。他在去年患上了肾脏病,休息了6个月养病。

在进行每个星期三次的洗肾治疗时,他宁可选择更长的休息时间,除非药房的另一名医生,穆罕默德.阿武.巴卡医生的病人实在太多了,他才会来药房。

因此,在上个月开始,他每天在药房工作半天。每天早上诊断大约30名病人.假设健康允许的话,他计划继续这样干下去。他说,这是与生俱来的义务照顾这些病人的任务,而我也可以让自己的思想精神继续活跃着。

追溯回到药房的名称。作为一名社会主义活跃分子,开始时尚人民行动党(PAP),后来又成立了社会主义阵线,成为人民行动党的劲敌。他把它称为“RAKYAT ”,马来语,它的意思是是“人民”.这所药房是他与自己在社会主义阵线的同志傅树介医生于1961 年共同设立的。

他的药房不收取咨询费。和其他药房一样,他收取的医药费是20元到30元之间。但是,对于穷苦的病人林医生收取较低的医药费。对于那些有需要帮助的病人给予免费的治疗。他说,我从来不会拒绝哪些需要帮助的病人。

林医生具有恻隐之心和同情贫穷人们是众所周知的。当一些非专业和不道德行医行为成为报章头条新闻时,只要提起他的名字就唤起同行对他的尊敬。

即便是哪些亲行动党的新加坡人也恐惧社会主义阵线政府对未来的展望。他们被迫勉强钦佩林医生是一个对自己的信仰充满勇气的人。

社会发展、青年与体育部长维文医生特别指出,

作为一名政治家,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佩服他、林医生的坚强性格和有能力为自己的信仰做出牺牲的人。

就像其他的左翼同僚一样,随着(人生的)时间即将消失,林福寿医生都勉强要把自己的这一方面的经历说出来。

近年来,一股提供新加坡历史另一面的潮流逐渐兴起。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袖方庄壁、前社会主义阵线领袖方水双和新加坡人民党领导人赛.查哈利都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在三个月前,一本书名叫:《华惹风云与后李光耀时代》出版了。这本书是有关当时马来亚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历史。

一言以蔽之,林医生的故事就是一个充满理想的学生活跃分子参与和推动50年代的人民行动党,然后在60年代与执政党进行斗争,并且为了自己的信仰与信念而付出沉重代价的故事。

1963 年,他在冷藏行动下被逮捕,在不经审讯下被监禁近20年。他在1982年获得释放。

内政部在林福寿医生释放时发表声明说每天是因为涉及共产党统一阵线(Communist United Front (CUF))的活动,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捕的。

林福寿医生是拒绝了(当局)接受提出给予释放的任何条件后,最终打破纪录成为第二名被监禁最长久的政治犯。他的左翼同志谢太宝已经被监禁了23年。(注,记者以当年的计算谢太宝被监禁的年限,不包括在圣淘沙岛上的软禁时间。)

今天是他被释放后的第28年了。他仍然期盼着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工人的新加坡社会主义社会。

政治觉醒

林医生是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他在1942-1945年期间在竹脚菜市场协助父亲卖鱼。他的双亲都是文盲的,但是, 双亲鼓励他们的10个孩子读书。

他说10个兄弟姐妹中唯一受英文教育的。由于自己是仰光小学的优秀生,他在1946年被保荐到莱佛士学院(Raffles Institution (RI))就读。

当他在莱佛士学院读书时, 他阅读了一本印度第一位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后,他受到了社会主义理想的鼓舞。

他继续到当时在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就读医科时,他尝试阅读了哲学家卡尔.马克思和经济学家阿当史密斯的著作,以及英国工党和毛泽东的共产党在中国的斗争。让他的政治觉醒加速提高是受到世界各地的反殖民地斗争的影响。

依据他回忆,当时的大学生对政治是漠不关心的。他们害怕被逮捕。他们选择追求学位和职业。身为当年最佳和最灿烂的年代一份子,他说,认为自己是具有深厚的爱国抱负义务为新加坡做点贡献和为他的人民反对英殖民主义者的统治。

他投入了当时的校园的活动,在1953年成为了一名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组织,马来亚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发起人。

1953年,他与一名在英国剑桥大学受教育的年轻律师李光耀见面。李光耀是协助8名因为在马来亚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机关刊物《华惹》刊登了文章,被英国殖民政府控告煽动罪的被告。

他们赢得了这场官司。李先生被他们称呼他们的胜利者。在煽动罪案件审讯结束几个月后,马来亚社会主义俱乐部在背后支持着(李光耀)和联合起来成立人民行动党。

林医生回忆说,马来亚社会主义俱乐部四处争取不同集团的人支持人民行动党。这可以从人民行动党的原始党纲里显示出人民行动党是一个社会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政党。在1955年的大选时,见到24岁的林医生支持行动党举行的群众大会上讲话。

当时人民行动党被标签为是属于工人阶级和受华文教育的政党,但是实际上它是由受英语教育菁英杂牌军所控制着。那些受华文教育社会主义者、专业人士和职工会领袖最终并无法留在党内。

双方的思想分歧表面化始于1957年。一个传说是在1957年,林医生受困于这个(历史)事件是,一群在党内的激进工会分子要把人民行动党的强人王永元和其他名领导人驱除出党。他们反对王永元,他们视王永元为反对左翼和机会主义者。

他认为,当时怎么做是“最不明智的”。这样会造成党内不团结和为殖民地政府进行镇压制造借口。

正如他所收集的资料看,他和几名,他和社会主义俱乐部几名成员找到了几名最先推动这项工作的人是:陈世鉴(Chen Say Jame)、吴文斗(Mr Goh Boon Toh) 和陈从今(Mr Tan Chong Kin)。他们尝试说服他们,但是,无法说服他们。林医生相信,当时可能引起了李先生的怀疑,他是与党内的左翼分子站在一起的。

人民行动党中央委员会的选举结果出现了僵局,那就是,李光耀集团和左翼集团各拥有6名中央委员。对于李光耀来说,这是他的同事通过羞辱性的行为把他挫败。林医生尝试说服他接受这个结果,但是,没有结果。

这样的结局是出现了:5名中央委员被林有福政府在一项反共行动中逮捕了。这样一来,李先生和他的同伙又重新取得党中央委员会的控制权。

1958年他们(指李光耀)引进了“干部制”。那就是只有受邀出席党员大会的党员才可以参与投票选举中央委员。林医生说,这就标志着党内左翼力量与李光耀之间的分裂的开始。

在(新马)合并问题的分裂

1959年即将举行时,林医生和傅树介医生自我推荐自己是“最衷于”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当时,他们的回复是否定的。林医生说,“他们并不相信我们”。林医生指的是李先生。

行动党在历史性囊刮了这场大选并第一次取得政权后,林医生发现自己的党员证并没有获得更新。

从旁观察,林医生见证了李先生集团与党内左翼集团之间的日益激烈的矛盾导致了1961年的大分裂。

这两大集团陷入一场关于星马合并、华文教育与继续监禁学生和工会领袖的剧烈斗争

这场痛苦的纠纷是在行动党失去了芳林与安顺的两场补选后处于崩溃边沿所导致的李先生关注在党内左翼的挑战,他在立法议会的51个席位进行了一次信任票表决。行动党得到27票的赞成票,但是,13名背叛的立法议员弃权。

13名背叛的立法议员被驱逐出党后,与其他的背叛者在1961年8月组成了社会主义阵线。这个政党由林清祥先生领导。

在这个关键时刻,林医生加入了这个新政党。他必须放弃深造的奖学金和离开公务员队伍。

他回忆说,社会主义阵线是一个强大的组织。它拥有数以千计的愿意献身的人们和准备可以组成一个替代政府的“几十个又几十个的大学毕业生”

林医生作为一名中央委员协助领导一个“智囊团”。“智囊团”的成员是来自当时的南洋大学和马来亚大学的毕业生所组成的,它的任务是负责准备各种说明有关党的政策与立场的文件。

他说,“我们并不缺乏菁英分子。我们的菁英分子绰绰有余。”

依据他的回忆,行动党与社会主义阵线之间最大原因的分歧是在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的课题上。

由于惧怕新加坡将落入共产党的手里,马来亚联合邦总理东姑.阿杜拉曼于1961年5月27日提出了建议由新加坡、沙巴、砂拉越和文莱与马来亚联合邦合并组成马来西亚联邦。

新加坡在这个建议下,在马来西亚联邦的国会拥有15个议席,这个议席数目是少于新加坡的人口基本比例的。但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是新加坡获得劳工与教育的自主权。

尽管左翼一直强调斗争的目标是要实现一个马来亚半岛与新加坡的同意的马来亚,但是,他们认为,这样的合并条件将是新加坡人成为“二等公民”。

林医生指出,最重要的问题就在“两种不同的地位的公民权:一种公民权是马来西亚人,另一种是属于新加坡人的。新加坡人不可以参与马来西亚的政治活动,在联合邦(国会)的代表比例比与人口比例下还要少。”

1962年9月1日,两党(行动党与社会主义阵线)之间的斗争在全民投票之日达到了最激烈的日子。行动党政府巧妙地提出了三个选项让人民选择有关合并的全全民投票条件,就是没有提出让人民选择反对加入马来西亚的选择。

行动党在这场全民投票中赢得的了71% “选择A项(加入马来西亚)”的巨大比数。社会主义阵线号召以投空白票抗议这场虚假的“全民投票”取得了25%的支持。

被监禁

接下来就是一场大镇压。在962年2月2日,超过100名左翼分子和工会领袖在冷藏行动中被大规模的逮捕。这场逮捕行动的目的是要共产党员和嫌疑共产党员与社会活动隔绝开来。

这场大规模的逮捕行动不可逆转地改变了新加坡的权力平衡。林医生说,“我们不是输给李光耀,而是输给了英国人。它们要镇压左翼的战略目的,而不是安全的问题”

当他说到自己被监禁近20年时,他的声音是有一种平静边缘。

年复一年,他回顾着,他们(政府)企图使用各种方式,包括单独监禁和审问以击毁政治犯的斗志,迫使他们承认自己是涉及共产党的活动的。

林医生成立政治犯的各种问题的辅导员。他鼓励政治犯谈谈自己在被审问时,在身体和心理上面对的虐待。他们当中一些人在表达了自己的内心话时情绪激动。

1972年,林医生发表一篇声明关于自己的被监禁和被带往内部安全局住在在罗敏申的总部两个月的经历。他坚持自己必须被释放。他说,1963年的合并行不通说明了“历史已经完全为我正确的立场进行了辩白”

他说,内部安全局官员要他发表公开声明,申明自己准备放弃政治活动和专心于医务事业。同时表达支持议会民主。

林医生要求无条件释放。他说,假设议会民主是存在的,他是不会放弃政治活动的。

他说,他被要求“承认某些事”,这样他的长期监禁的理由就可以获得确认。他回答说,他对“挽回李先生的名字”不感兴趣。他将不会发表任何声明谴责自己过去的政治活动。正如他所说的是“合法和正当的”。

当我向政府提出有关这方面的回应时,内政部的一名发言人说:

“和林医生所说的自己是一个反对党政治人物。他是通过民主程序进行‘合法和正当’斗争相反。事实上,林医生是一名杰出的共产党统一战线的领袖。他与其他的共产党统一战线领袖曾经策划和组织了亲共的活动支持马来亚共产党。马来亚共产党是从事于进行恐怖与暴力行动企图推翻新加坡的和马来西亚的民选政府。”

1978年.林医生从德光岛获得了有条件释放。政府在释放林医生时发表了声明,叙述了他作为一名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成员。他拒绝签署一份声明,承诺自己不再涉及共产党活动和谴责使用暴力改变政府。

林医生的看法是,

既然他没有从事任何的鼓励暴力的活动,他就不应该谴责暴力。他说, “这就正如,要我签署声明说他并没有打自己的妻子,”

他住在德光岛4年。在之前。德光岛已经成为军事 训练基地。他在岛上阅读了很多医学书籍,而且成为岛上几千个居民唯一的医生。为了感激他为岛民的服务,岛上的居民会把榴莲和鱼虾款待林医生和他的太太。

释放

1982年9月6日,政府终于允许林医生回到新加坡本岛居住了。这被理解为他将会专注于自己的医药事业和遵守一些条例。

我问他,经过了长期的监禁,他如何适应目前的生活?他说了,他的政治立场上正确的!这是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

“我们是获得新加坡工人支持的反对党领袖。我们不可以背叛我们的支持者。所以我们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坚持到底。这是一个极其完整的智慧的问题。

我问他,是否会与李先生握手?他说,

“这样宽容大量是献给被压迫者,不是压迫者的。如果要我原谅他,并与握手,那么,他必须承认自己的错误和向我和我的太太道歉”

林医生的太太,陈孟端医生(DR. Beatrice Chen),是一名肾病或肾病专.她一直在为自己的丈夫治病。由于她无意在公开场合曝光,她拒绝了接受采访。

他们是在1958年一起在新加坡中央医院工作的。他们在1961年结婚。

在结婚后两年林医生被捕。在长达15年里,他们之间的见面都是隔着一层玻璃,并只能是通过话筒进行交谈。他们见面的时间每星期只有半小时。

他说,

“我们可以见面是对双方的一种藉慰。我们的共同斗争是一致的力量。我们彼此间了解双方。她一直在鼓励我。她给予了我在道德上的支持……对于她来说,这是极其痛苦的。她是一个伟大的女人。”

林医生夫妇育有一个孩子。他现在国立大学任职。

“我的孩子5岁时我就被捕了。当我释放出来时,我的妻子已经是更年期了。我失去了抚养自己的孩子长大的天伦乐趣。”

当林医生没有为病人看病时,他就一直追踪着时事、上网寻找资讯和阅读政治哲学理论书籍——目前他正在阅读贝特.朗罗素的书(Bertrand Russell),英国哲学家。他也把绘画当成自己的一种爱好。

当您踏进他在蒙巴登路的公寓时,您将会感受到是受到一种四处是风景、鲜花和女人的绘画的视觉,完全没有一点政治色彩。

正如一对中国对联说,

与万卷图书为友、留一根脊骨做人

对联

社会主义阵线如何统治新加坡?

假设社会主义阵线在1963年9月大选击败人民行动党,它统治下的新加坡将有什么不同?

当社会主义阵线在大选中取得了33%的选票时,这给了执政党一个最接近票数的历史。大选中击败了两名部长,另外四名也几乎被击败。

尽管行动党了47%的支持票,但是,这是历次大选记录里最低的支持率。在第一个过去系统下,立法议会的51个席位中,执政党的席位37席,社会主义阵线的席位13席。一直以来都在议论着,假设不是因为大选前7个月,在冷藏行动下逮捕了100多名左翼政党和工会领袖。反对党将可能会取得压倒性胜利获得执政。

假设前社会主义阵线领袖林福寿没有被捕,他将会出来参与竞选。天朝人,假设社会主义阵线取得胜利,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将放缓,但是,他相信人民将会获得更多的福利。

他说,他们将制定合法的安全保障个人的最低工资制、裁员福利、社会福利和退休福利等计划。

他被视为是社会主义阵线的“智囊”的人物。在采访过程中向他提出了一些有关政府政策的看法时,他说,社会主义阵线为穷人和工人阶级做得比政府还要多。

他举例说,

例如社会主义阵线将不会制定一个低于市场价位的住房津贴,但是,会提供一个低廉成本价的房屋价位。他说,“公积金就是属于用来退休时用的。它不是用来索绑人民用来购买房屋的。”

在谈到更多目前的时事课题时。他对引进两个综合娱乐项目提出了异议。他说,

“政府把新加坡变成了‘国际富人’的娱乐天堂。这是 对新加坡的道德标准的一个危害。新加坡最终将会沦落到像美国洛杉矶一样,每一样货品都有价格,但是没有实际的价值。我想,这应该不是我们所要的社会。政府对两个综合娱乐城赌场寄以怎么高的期望,说明了新加坡的经济形势是多么严峻。”

他说,

与其吸引跨国大企业到新加坡来投资,新加坡应该着重于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就像现在的香港一样的蓬勃情况。

在谈到政府补偿的薪金时,林医生抨击说,

部长每个月领取1万到2万元已经足够了。社会主义阵线的领导人准备为了政治信仰牺牲自己生活水平。他说,“我们把政治视为是一直感召、责任感和为国家服务的优先权,不是(个人的)事业。”

他坚信,

足够的年轻菁英分子将会为献身这个国家而走出来。“领导人的发掘不是通过邀请和向他们提出诱惑的高薪金和高尚的办公室……你是在控制着人民。应该让他们自己做出决定,他们将会创造奇迹”

他认为,

政府无法鼓励年轻人参与工作,那是因为它们自己已经疏远了人民,同时害怕“放手”的缘故

在谈到有关限制言论、集会和组织的自由时,他批评说,

诸如内部安全法令和保障与印刷法令时,他注意到“当李显龙掌权时,他承诺不会把新加坡恢复到过去的年代。”“但是,我们所看到的是,仅仅是一块小石子和卯石被踢了一下,就已经扬起了这么的尘埃。但是,大规模的镇压还是在许多地方出现。”

他呼吁

设立公开调查庭调查。这个调查庭由国际著名的法官负责主持。在豁免权下,让前政治拘留者提供证据,调查新加坡过去和现在的人权遭受侵犯事件。

他说,

当新加坡的年轻人感到他们可以自由的发言和决定国家的未来时,他们将会为新加坡做出献身。

鉴于他的强烈反对政府的观点,毫不惊讶的这为79岁高龄的医生是深受反对党的崇拜的。

在乌敏岛软禁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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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程强8月15日在国会辩论《司法维护法案》时的中文演说全文:

转载自:http://www.wp.sg/administration-of-justice-protection-bill-speech-by-low-thia-khiang/

刘逞强

司法行政(维护)法案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protection) Bill

维护司法言论自由

议长女士,

首先,工人党要在此清楚表明我们反对这个司法行政(维护)法案。我们认为,

现有的法律,已经足够以确保恶意藐视法庭的人,得到应有的惩罚。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现有的法律已经失效。

政府提出这个新的,有关藐视法庭的法案,其真正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维护司法公正,而是在阻吓公众对法庭审理的案件提出原本是合理、合法的意见;但同时又准许部长可以对在法庭审理的案件发表声明。部长所发表的声明有可能会影响法官对案件的判决。

这种情况,等于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

根据法案中对发表Publication)的阐释,就算是私下的言谈,不论是通过脸书在朋友圈子中发表意见,还是通过口头或者简讯的方式把意见传达给另外一个人,都可能构成藐视法庭。普通人民在咖啡店的言谈也可能会变成藐视法庭而被政府控告。

可是,如果发表意见的是政府官员,尤其是部长,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新的法案明确赋予政府和部长在这方面不受制约的权利,一般公众可能被视为藐视法庭的言论,只要是通过部长的口说出来,就完全合法,只要政府认为这么做是符合公众利益的。 

问题是,怎么样才算是符合公众利益?法案没有清楚说明,谁说了算?当然是政府说了算。俗语说,官字两个口,即使执政党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但只要他们自圆其说那是符合公众利益的,人民又奈它何?也就是说,执 政党成为了阐释什么是公众利益的唯一判断者。它也可以把任何民间反对的声音,包括任何反对团体的存在,套上不符合公众利益的帽子,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被消灭 掉。

1967年,在高等法庭有一个藐视法庭的个案。事关196611月学生暴动的事件,当时的内政兼国防部长吴庆瑞博士对有关的事件发表报章声明,当时的一位学生运动代表把吴庆瑞博士告上法庭,说他藐视法庭。 

虽然高等法庭最终判吴博士无罪,但是,高庭法官朱星做了原则性的明确判决。让我择录有关的书面判决。高庭的判决说:

这不等于说政府部长所发表的声明必定不会造成藐视法庭,或者政府部长必定不会受到藐视法庭的惩罚。部长不能超越法律。。。

这个1967年高等法庭判决的重要原则是法庭判断部长所发表的声明是否干扰了司法公正。现在在国会要通过的法案是,只要政府部长决定是符合公众利益就可以发表声明而不会造成藐视法庭,不需要受法庭的约制。

也就是说,

政府自己界定何谓公众利益,然后以公众利益作为护身符来超越法律和法庭的约制,可随意对在法庭审理的案件发表声明,提出意见。这很可能会左右法庭的判决,严重影响司法公正,打击人民对司法独立的信心。

除此之外,在新的法案下,只要总检察长认为某个人或团体的言论藐视法庭,那他就可以要求法庭颁布庭令对付发表意见者,而法庭在整个过程中就沦为总检察长的行政助理,只是在帮他执行命令而已。这是政府总检察长凌驾法庭的现象。

请问,这样的法案,是在维护我国司法的尊严,法庭的尊严,还是在削弱法庭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律政部711日发表声明说这个法案在于合并藐视法庭法规的要素成为法律,现有法律中什么可做和不可做的照旧不变。可是,实际的效果却是,这个法案一通过,将让政府部长的权力凌驾于法庭和我国的司法制度之上,让部长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方便为所欲为,不受法庭的约束。 这是典型的一个明修棧道、暗渡陈仓的法案。

工人党反对这个法案。因为在现有的法律中已经有维护司法行政公正的法规。这个法案不但没有必要,它还赋予政府目前所不拥有的执法权力,威吓人民对法庭审理的案件做出公平的批评。这个法案如果通过,在未来将会造成逐渐侵蚀人民对政府信任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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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版)人权观察组织:必须拒绝涵盖范围广泛的司法(保护)法令 HRW: Singapore should reject overly broad contempt law

人权观察组织:必须拒绝涵盖范围广泛的司法(保护)法令:

过分的刑罚和含糊的法律释义将会导致自我检查。

人权观察组织

网址:http://www.theonlinecitizen.com/blog/2016/08/09/hrw-singapore-should-reject-overly-broad-contempt-law/

相关链接网址:

1. 张素兰: 维护我们的司法制度 Protecting Our Judiciary Bill by Teo Soh Lung

https://wangruirong.wordpress.com/2016/08/04/

2.  公众人士递交请愿书要求国会暂缓通过拟议中的《司法(保护)法令》

https://wangruirong.wordpress.com/2016/08/11/

3.   (中/英文版)国际保护记者委员会:藐视法庭法案法律威胁新加坡的新闻自由 Proposed law on contempt of court threatens press freedom in Singapore

   https://wangruirong.wordpress.com/2016/08/09/

4.《早报》:什么构成“藐视法庭”?http://www.zaobao.com.sg/special/zbo/others/story20160711-639940

5. 妇女行动与研究协会(AWARE)深切关注《司法(保护)法令》(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Protection) Bill)对于自由表达的影响

      https://wangruirong.wordpress.com/2016/08/12/

6. 联合国第34号一般性意见:见解自由和言论自由(《公约》第十九条)

https://wangruirong.wordpress.com/2016/08/13/

维护司法言论自由

201689日曼谷讯)

国际人权观察组织今天指出,新加坡国会Singapore应该建议重新审核拟议中的心法案——《司法(保护)法令》(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Protection) Act )作为更好的保护表达自由。这是符合国际法和新加坡的宪法的要求的。这部草拟的法案是在20167月递交给国会的。它将于2016815日在国会二读通过。这部法律更广泛的释义有关藐视法庭的行为的定义。

国际人权观察组织亚洲区域副总监菲尔·罗伯Phil Robertson)指出,

“根据拟议中的法案,它今后可以成为政府任意镇压与对付新加坡批评者的手中工具。人们应该拥有表达自己的观点的自由。他们不应该在恐惧,或者被监禁,或者遭起诉后支付高额赔偿而导致破产的情况下。”

国际人权观察组织说,这部法案包括了广泛的限制自由表达行为。特别是,法案将引用了古老的诽谤法院罪”。它禁止的不仅仅是干扰法庭的程序,而是批评法庭或者司法行政一般的情况。只要是报导在审讯中的案件,被认定为可能对审讯产生偏见的“危险”的。这种“危险”即便是具有专业和预见独立的见解。拟议中的法案应该修订缩小其释义的行为范围,以及降低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惩罚刑罚。

法案列明了触犯有关各种藐视法庭的处罚是:最高罚款额10万新元和三年监禁,这包括了古老的“诽谤法院罪”。犹有甚者,藐视法庭是一项属于“可以被逮捕的”刑罚。这就是说,这些涉嫌藐视法院者将会面对无需搜查与逮捕令(warrantless searches and arrests)。

国际人权观察组织说,古老的“诽谤法庭”是一条普通刑法,它是从英国统治新加坡的殖民地时代就制定的。这部法令与言论自由是互相矛盾的。联合国和其他英共和联邦国家,包括了纽西兰、加拿大和文莱已经在很久以前停止使用这样的藐视法令了。

国际人权观察组织说,在这部法案下,触犯古老的“诽谤法庭”的刑罚包括了肆意刊载任何被视为是对法院具有不正当动机的,或者,质疑法院对案件的完整性,或者,对在进行审讯中的任何案件带来了真正的风险的偏见”。而伴随着该法案注释的所谓“友善的批评”(这是没有清晰释义的地方),必须是豁免的。这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辩护的。因为这个人并没有任何意图藐视法院。这部法案对犯罪的释义是模糊的。它包含了潜在性的骚扰处罚,这样的处罚将会造成许多人产生自我检查,以免面对被起诉的危险,从而大大地减少了人们在新加坡进行公开地讨论司法行政问题。

2015年,博客和社社会活动活跃分子欧如鹏被判处“诽谤法院”的罪名成立。(Alex Au was found guilty of “scandalizing the court”他是在发表了有关两项挑战宪法上涉及鸡奸案件事件安排上的评论。欧如鹏注意到高等法庭对第一宗案件的判决曾被拖延,而推测其中理由也许是因为只有如此,才有办法使到那位在第一宗案件立案时担任总检察长的首席法官能够听审此案。法院认为,他的文章观点是属于法官职责的一部分,因此他被判处罚款8千新元(合折美金5,935元)。

2013年,漫画家莱斯.周Leslie Chew was charged with “scandalizing the court”在脸书(FB)《Demon-cratic Singapore》网页上载了四张具有讽刺性的漫画。他在“藐视法院”法令下被起诉。这些漫画讽刺法院的判决有利于名人,不利于国民服役人员。这是有偏向外国人的。他在同样的罪名下被判以不同的刑罚和加入政府反对一名反对党人。他的刑罚被撤销是在他同意从网页上删除那四张漫画和做出公开的道歉。

作家亚伦·沙德瑞(Alan Shadrake)在自己出版的书籍:《一旦成了愉快的刽子手》(Once a Jolly Hangman: Singapore Justice in the Dock)》里,提出新加坡政府对贩毒犯罪实施强制性的死刑经常是不平等适用的。他因此被判处坐牢6个月(Alan Shadrake was sentenced to six weeks in prison)和罚款2万元新币(合折美金14,840元)。

国际人权宣言第19条约定,习惯性反思法是保护自由表达的。国际准则只允许基于限制表达内容极端的狭窄的情况下,诸如威胁国家安全或者公共秩序。这些限制必须是提供法律依据、严格释法,同时必须要要有相称的利益保护的。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34号一般性意见:

见解自由和言论自由(《公约》第十九条关于表达言论自由的权利已经明确的阐明,“事实上,这种形式的表达被认为是侮辱公众人士是不足以证明实刑罚的。”(“the mere fact that forms of expression are considered to be insulting to a public figure is not sufficient to justify the imposition of penalties.”)(见网址:《第34号一般性意见:见解自由和言论自由(《公约》第十九条)》http://ww.humanrights.cn/html/2014/2_1009/1921.html)人权委员会在监督会员国在履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情况。新加坡没有参与这个公约。其他的国际组织包括了泛美人权委员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在内,关于释义表达自由同样拥有公众批当局的不受欢迎法律惩罚

《司法(保护)法令》的广泛禁止讨论在法院审讯中的案件也是一个问题。当禁止人们谈论审讯中的案件,将会导致损害公正审判的实质性风险。这是国际法所不允许的。他们必须尽可能地收缩有关干扰善意报导的释义范围。特别是它应该认识到一名专业的法官可能一般上会忽略,或者,抗拒法院外不正当的评论的影响。

与此同时,在这部拟议中法令下,公民将被禁止讨论任何在审讯中的案件。它特别强调允许政府做出认定。他们认为是“适合公共的利益的”。这样的认定不论它是否可能会影响正在进行的程序和推是无辜的

最后,这部法令赋予了总检察长权利在不需要向法院申请庭令下,可以拿走他认为是属于潜在着具有影响性的“藐视”物件。 事实上,这部法令要求作家,或者个人将被移除“不存在”的东西。如果政府要它成为证据的情况下,法院“必须”允许这样的请求。这是总检察长向法院提出要拿走的物件是在藐视法律的广泛定义。任何人如果拒绝服从这项庭令,将会被判处12个监禁、或者2万新元(合折美金14,480)的罚款、或者,两者兼施。

国际人权观察组织亚洲区域副总监菲尔·罗伯Phil Robertson)指出,

“拟议中的法律草案是一部片面性的法律。他将有效地堵住新加坡的公众讨论任何涉及法院和法官的课题。它再一次的显示了新加坡政府将依据从安全方面的意愿去限制对表达自由和保护其司法系统。

 

 

HRW: Singapore should reject overly broad contempt law

Excessive Penalties and Vague Terms Will Lead to Self-Censorship

人权观察组织

网址:http://www.theonlinecitizen.com/blog/2016/08/09/hrw-singapore-should-reject-overly-broad-contempt-law/

Related link:

1.https://cpj.org/2016/08/proposed-law-on-contempt-of-court-threatens-press-.php

2. Protecting Our Judiciary Bill by Teo Soh Lung

https://wangruirong.wordpress.com/2016/08/04/

3.Proposed law on contempt of court threatens press freedom in Singapore

   https://wangruirong.wordpress.com/2016/08/09/

4.Public petition submitted to Parliament asking for proposed bill to be delayed

 https://wangruirong.wordpress.com/2016/08/11/

5.AWARE express concerns about proposed bill’s implications for free expression

https://wangruirong.wordpress.com/2016/08/12/

6. General Comment No. 34 on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

https://wangruirong.wordpress.com/2016/08/13/

维护司法言论自由

(Bangkok, 9 August 2016) – The Singapore parliament should recommend a review of the proposed new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Protection) Act to better protect freedom of expression, as required by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Singapore Constitution, Human Rights Watch said today. The draft legislation, which was tabled in July and will have its second reading in parliament on August 15, 2016, broadly defines the conduct that can be penalized as contempt of court.

 “As drafted, this bill could easily become the next handy tool for the government to suppress critical speech in Singapore,” said Phil Robertson, deputy Asia director at Human Rights Watch. “People should be free to express their views of the justice system without fear of being imprisoned or bankrupted by onerous fines.”

The draft act includes broad restrictions on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particular, the bill codifies the archaic offense of “scandalizing the court,” which prohibits not just disrupting judicial proceedings but criticizing the court or judicial administration generally, as well as reporting on ongoing cases if it could “risk” prejudicing the trial, even if a professional and presumably independent judge presides. The proposed law should be revised to narrow its scope and reduce disproportionate penalties, Human Rights Watch said.

The draft law provides penalties of up to S$100,000 and three years in prison for several forms of contempt of court, including the archaic offense of “scandalising the court.” Moreover, contempt is made an “arrestable” offense, meaning that those suspected of contempt can be subjected to warrantless searches and arrests.

 “Scandalizing the court” is a common law offense dating from Singapore’s British colonial past that contradicts the right to free speech, Human Rights Watch said. The United Kingdom and several other Commonwealth states, including New Zealand, Canada, and Brunei Darussalam, have long since ceased to prosecute this type of contempt charge.

Under the draft bill, the “scandalizing the court” offense includes intentionally publishing anything that imputes improper motives to the court or impugns its integrity, or “poses a real risk of prejudice” to any pending case. While the accompanying legislative notes to the bill state that “fair criticism” (which is left undefined) is meant to be exempted, it will be not be an acceptable defense to contend that one didn’t intend to scandalize the court. The vagueness of the offense, combined with the harshness of the potential penalty, will likely cause many persons to self-censor rather than risk prosecution, thereby significantly curtailing open discussion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in Singapore, Human Rights Watch said.

In 2015, blogger and activist Alex Au was found guilty of “scandalizing the court” in a blog post commenting on the scheduling of two constitutional challenges to Singapore’s sodomy law. Au noted that the High Court ruling in the first case had been delayed and speculated that the reason might be so that the new chief justice, who had been the attorney general at the time the first case was filed, could sit on the bench hearing the challenge. The court found that his post suggested that the chief justice was partial, and he was convicted and fined S$8,000 (US$5,935).

In 2013, cartoonist Leslie Chew was charged with “scandalizing the court” in four satirical cartoons posted on his Facebook page “Demon-cratic Singapore.” The cartoons satirized court decisions for allegedly favoring foreigners, ruling for a celebrity and against a serviceman, imposing disparate sentences for the same offense, and joining a government vendetta against an opposition politician. Charges were dropped only after Chew agreed to delete the four cartoons and publicly apologize.

Author Alan Shadrake was sentenced to six weeks in prison and a S$20,000 fine (US$14,840) in 2010, for “scandalizing the court” in his book Once a Jolly Hangman, which suggested that Singapore’s mandatory death penalty for drug trafficking offenses is not always equitably applied.

Article 19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which is broadly recognized as reflective of customary law, protects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nly allow content-based restrictions on expression in extremely narrow circumstances, such as threats to national security or public order. Restrictions must be provided by law, strictly construed, and necessary and proportionate to the interest protected.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mmittee, in its General Comment No. 34 on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 states that “the mere fact that forms of expression are considered to be insulting to a public figure is not sufficient to justify the imposition of penalties.”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 monitors the compliance of states parties to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which Singapore has not joined. Other international bodies interpreting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cluding the 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have also disfavored laws that penalize criticism of public authorities.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Protection) Act’s broad restrictions on discussion of ongoing court matters are also problematic. While restrictions on speech that poses a substantial risk of prejudice to a fair trial are permissible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they should be narrowly drawn to interfere with good faith reporting as little as possible. In particular, it should be presumed that a professional judge is generally capable of ignoring or resisting improper influence from commentary outside the courtroom.

In addition, under the draft law, while citizens will be prohibited from discussing ongoing proceedings under the proposed new law, it specifically permits the government to comment whenever it feels it “is necessary in the public interest,” regardless of whether doing so could prejudice the ongoing proceedings and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Finally, the proposed law gives the attorney general the power to seek a court order requiring the removal of potentially “contemptuous” material without giving notice of his application to those most affected. In fact, the law requires that the application be heard “without the presence” of the author or the person who will be ordered to take down the material. The court “must” grant the order if the government makes a prima facie case that the material falls within the law’s broad definition of contempt. Failure to comply with the order can result in a sentence of 12 months in prison, a S$20,000 (US$14,480) fine, or both.

“This proposed legislation is a one-sided law that as drafted will effectively gag any discussion of courts and justice in Singapore, so the government should send it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said Robertson. “It demonstrates, once again, just how far Singapore is willing to go to restrict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shield its justice system from scruti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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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第34号一般性意见:见解自由和言论自由(《公约》第十九条) General Comment No. 34 on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

联合国第34号一般性意见:见解自由和言论自由(《公约》第十九条

General Comment No. 34 on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

第一〇二届会议(2011711日至29)

网址:http://ww.humanrights.cn/html/2014/2_1009/1921.html

导言


  1.  本一般性意见取代第10号一般性意见(第十九届会议)


  2.  见解自由和言论自由是个人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这些自由在任何社会都是必要的。 [1] 它们是充分自由和民主社会的奠基石。这两项自由密切相关,言论自由为交流和进一步形成见解提供了途径。


  3.  言论自由是实现透明和问责原则的必要条件,而这些原则反之又是增进和保护人权的基础。


  4.  载有保障见解和/或言论自由内容的其他条款包括第十八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和第二十七条。见解自由和言论自由为充分享有广泛的其他人权奠定了基础。例如,言论自由是享有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权利以及行使投票权所必需的。


  5.  考虑到第十九条第1款的具体规定,以及见解和思想(第十八条)的关系,对第1款提出的保留与《公约》的目标和宗旨不符。 [2] 此外,见解自由虽未被列入不得根据《公约》第四条之规定而克减的权利清单,但据回顾,在第四条第2款没有列出的《公约》条款中,委员会认为有些要素不能 根据第四条受到合法的克减 [3] 见解自由便属于这种要素,因为在紧急情势下,从来没必要克减此项权利。 [4]


  6.  考虑到言论自由与《公约》中其他权利的关系,虽然对第十九条第2款的某些内容提出的保留可以接受,但对第2款规定的权利的笼统保留不符合《公约》的目标和宗旨。 [5]


  7.  尊重见解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义务对所有缔约国都具有约束力。国家所有部门(执法、立法和司法)以及国家、区域或地方各级的公共或者政府机构均应承担缔约国的 责任。 [6] 对于某些情况下的半国家实体行为,缔约国也需承担此责任。 [7] 这项义务还要求缔约国确保个人免遭私人或者私营实体采取的将妨碍其享受根据《公约》应在私人或者实体之间实现的见解自由和言论自由权利的行为。 [8]


  8.  缔约国须确保根据委员会在其关于《公约》缔约国一般法律义务性质的第31号一般性意见中提供的指导,在各自国内法中落实《公约》第十九条所载的各项权利。 据回顾,缔约国应根据按照第四十条提交的报告,向委员会提供相关国内法律规则、行政管理做法和司法判决,以及相关政策信息和与第十九条所保护权利有关的部 门做法,同时考虑到本一般性意见中所讨论的问题。如这些权利受到侵犯,缔约国还应载入关于现有补救办法的信息。


  见解自由


  9.  第十九条第1款要求保护持有主张不受干涉的权利。对于此项权利,《公约》不允许任何例外或限制。见解自由还扩展至个人自由选择任何实际或出于任何理由改变 见解的权利。不得以其实际、被别人认为或者假定的见解为由,侵犯任何人根据《公约》所享有的权利。应保护一切形式的见解,包括政治、科学、历史、道德或者 宗教见解。将持有主张视为刑事犯罪的行为与第1款不符。 [9] 以其所持见解为由骚扰、恐吓或者侮辱某人,包括予以逮捕、拘留、审讯或者关押违反了第十九条第1款。 [10]


  10.  禁止以任何形式企图强迫持有或者不持有任何见解的行为。 [11] 表达个人见解的自由必须包括不表达个人见解的自由。


   言论自由


  11.  2款要求缔约国保障言论自由的权利,其中包括不分国界地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权利。根据第十九条第3款和第二十条,该权利包括表达和接受可 传递给他人的各种形式的思想和见解。 [12] 它包括政治言论、 [13] 关于个人 [14] 和公共事务 [15] 的评论、游说、 [16] 人权讨论、 [17] 新闻报道、 [18] 文化和艺术言论、 [19] 学说, [20] 以及宗教言论。 [21] 它还可能包括商业广告。第2款的范围甚至包括可能被认为极为冒犯的言论,尽管根据第十九条第3款和第二十条对此类言论做出了限制。 [22]


  12.  2款保护一切言论表达形式及其传播途径。这些形式包括口头、书面形式和手语,以及图像和艺术品等非言语表达。 [23] 表达途径包括书籍、报纸、 [24] 小册子、 [25] 海报、标语、 [26] 服饰和法律呈件。 [27] 它们包括所有影音形式,以及电子和以互联网为基础的言论表达模式。


  言论自由和媒体


  13.  在任何一个确保见解和言论自由以及享有《公约》其他权利的社会中,自由、不受审查和妨碍的新闻或其他媒体都是极为重要的。它是构建民主社会的基石。 [28] 《公约》包含了媒体可以获得其履行职能所依据的信息的权利。 [29] 公民、候选人和当选代表之间就公共和政治问题自由交流信息和交换意见至关重要。这意味着自由的新闻或其他媒体可以在不受新闻检查或限制的情况下,对公共问 题发表意见并发表公众意见。 [30] 公众还享有相应的获得媒体产出的权利。 [31]


  14.  缔约国应尤其重视鼓励独立和多元媒体,以此作为一种保护包括在族裔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成员在内的媒体受众的权利,以及获得广泛信息和思想的途径。


  15.  缔约国应考虑互联网和移动电子信息传播系统等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能够在多大程度显著改变全球通信业务。现在,交流各种观念和见解的全球网络已不必依靠传统大众媒介。缔约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促进这些新媒体的独立,并确保个人能够接触这些媒体。


  16.  缔约国应确保公共广播服务的独立运作。 [32] 在这方面,缔约国应保障其独立和编辑自由,应以无损其独立的方式提供资助。


  17.  本一般性意见关于言论自由限制的部分进一步讨论了与媒体有关的问题。


  获取信息的权利


  18.  第十九条第2款包括获取公共机构掌握的信息的权利。此类信息包括公共机构保存的记录,不论信息的存放方式、来源及编制日期为何。公共机构为本一般性意见第 7段中所述的机构。此类机构的选定还可能包括其履行公共职能时的其他实体。如前所述,考虑到《公约》第二十五条,获取信息的权利包括媒体获取公共事务相关 信息的权利, [33] 以及大众获取媒体产出的权利。 [34] 《公约》其他条款也述及了获取信息权利的内容。如委员会在关于《公约》第十七条的第16号一般性意见中所述,人人都有权以明白易解的方式确定是否个人资料 存放在自动数据档案中,如果是,那么有哪些资料,为何目的。此外,人人能够确定有哪些公共当局或个人或私营机构控制或可以管理其档案。如果这种档案中有不 正确的个人资料,或以违法方式收集或处理,则人人有权要求改正。根据《公约》第十条,囚犯未丧失获得其病历的权利。 [35] 在关于第十四条的第32号一般性意见中,委员会述及了受到刑事犯罪指控者享有的获得信息的各种权利。 [36] 根据第二条,个人应普遍获得关于其享有《公约》各项权利的信息。 [37] 根据第二十七条,缔约国应当通过与受影响社区开展信息共享和协商才可做出可能对少数民族生活和文化方式造成实质性危害的决策。 [38]


  19.  为落实获取信息的权利,缔约国应积极公开公众感兴趣的政府相关信息。缔约国应尽力确保可便捷、迅速、有效和切实地获得此类信息。缔约国还应颁布必要程序, 各人可据此获取信息,例如通过新闻自由立法的途径。 [39] 根据与《公约》一致的明确规则,程序应规定及时处理提供信息的请求。关于信息申请的费用不应形成对信息获取的不合理阻碍。主管当局应给出拒绝获取信息的理 由。对于因拒绝获取信息及未对请求做出回应而提出的申诉应做出安排。


  言论自由和政治权利


  20.  在关于参与公共生活和投票的权利的第25号一般性意见中,委员会阐述了言论自由对于管理公共事务的重要性以及有效行使投票权的重要意义。公民、候选人和当 选代表之间就公共和政治问题自由交流信息和交换意见至关重要。这意味着自由的新闻或其他媒体可以在不受新闻检查或限制的情况下,对公共问题发表评论。 [40] 在这方面,提请缔约国注意第25号一般性意见提供的关于增进和保护言论自由的指导。


  第十九条第(3)款的适用情况


  21.  3款明确指出,行使言论自由权利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允许对此权利设定两方面的限制,这些限制涉及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或涉及保障国家安全或 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然而,缔约国如对行使言论自由实行限制,则这些限制不得危害该权利本身。委员会回顾,不得颠倒权利与限制以及规范与例外之间 的关系。 [41] 委员会还回顾,《公约》第五条第1款之规定,根据该条款本公约中任何部分不得解释为隐示任何国家、团体或个人有权利从事于任何旨在破坏本公约所承认的任 何权利和自由或对它们加以较本公约所规定的范围更广的限制的活动或行为


  22.  3款规定了具体条件,只能在符合这些条件时实行限制:限制必须由法律规定;只能出于第3()项和()项所列任一理由实行限制;以及必须符合关 于必要性和相称性的严格判断标准。 [42] 不得以第3款未规定之理由实行限制,即使这些理由证明是对《公约》所保护的其他权利的合理限制。施加限制的目的仅限于明文规定的,并且必须与所指特定需要 直接相关。 [43]


  23.  缔约国应出台有效措施,避免以压制行使言论自由权利为目的的攻击。决不能将第3款作为打压倡导多党民主制、民主原则和人权的理由。 [44] 在任何情况下,以个人行使见解或者言论自由为由对其进行攻击的行为,包括任意逮捕、酷刑、以生命相威胁及杀害等形式的攻击均违反第十九条。 [45] 新闻记者经常因其活动遭到这样的威胁、恐吓和攻击。 [46] 从事人权状况资料收集、分析,以及发表人权相关报告的人也经常遭到此类威胁、恐吓和攻击,其中包括法官和律师。 [47] 应及时对此类攻击开展积极调查,起诉犯罪者 [48] ,并向受害人或在杀害案件中向受害人代表提供适当形式的补救。 [49]


  24.  相关限制必须有法律规定。法律可包括议会特权法 [50] 以及藐视法庭的法律。 [51] 由于针对言论自由的所有限制都是严重的剥夺人权,因此传统法律、宗教法律或其他此类习惯法中所载的限制不符合《公约》。 [52]


  25.  为了第3款之目的,必须以充分的准确性来制订一项具有为法律特征的规范,以使个人能够相应地约束自身行为, [53] 并且必须将此规范公之于众。法律不得赋予负责限制言论自由的人以不受约束的酌处权。 [54] 法律必须为负责限制言论自由的人提供充分的指导,以使他们能够确定何种言论应当适当限制,何种言论不需限制。


  26.  限制第十九条第2款所列权利的法律,包括第24段提及的法律,不仅要遵循《公约》第十九条第3款的严格规定,而且还须符合《公约》的条款、目标和宗旨。 [55] 法律不得违反《公约》的不歧视条款。法律不得规定违背《公约》的处罚,例如体罚。 [56]


  27.  缔约国应表明其对言论自由实施的任何限制的法律依据。 [57] 如果委员会必须审议特定缔约国是否通过法律实施了特别的限制,则缔约国应提供相关法律以及在其管辖范围内的各项活动的详细资料。‘ [58]


  28.  3款列出的有关限制的合法理由第一条即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名誉。权利一词包括《公约》承认及国际人权法更为普遍承认的人权。例如,为保护第二十五条规 定的投票权以及第十七条规定的各项权利而限制言论自由的做法可以是合法的(见第37) [59] 必须谨慎设定此类限制:尽管允许保护选民不受构成恐吓或胁迫的言论的影响,但此类限制不得妨碍政治辩论,例如包括呼吁联合抵制非强制性投票。 [60] “他人涉及其他的个人或者社区成员。 [61] 因此,可以是按例如宗教信仰 [62] 或族裔 [63] 界定的个别社区成员。


  29.  第二个合法理由是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


  30.  缔约国必须极其重视确保以符合第3款之严格规定的方式,拟订并适用叛国法 [64] 及与国家安全有关的类似条款,不论称之为官方机密或煽动叛乱法还是其他。例如,援用此类法律禁止或限制具有合法公众利益且无损国家安全的公共信息,或者因 新闻记者、研究员、环境积极人士、人权捍卫者或其他人传播此类信息而对其提起诉讼均与第3款不符。 [65] 一般而言,将与商业部门、银行业和科学进步相关的信息类别纳入此类法律的豁免范围并非恰当之举。 [66] 委员会在一起案件中认定,不允许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发表支持劳资争端,包括举行全国罢工的声明。 [67]


  31.  例如,为维护公共秩序,可允许在一些情况下约束特定公共场合中的发言。 [68] 可以公共秩序为依据检验与言论表达形式有关的藐视法庭诉讼。为履行第3款,法庭在行使保持有序诉讼的权力时必须保证诉讼和实施的处罚正当合理。 [69] 不得以任何方式利用此类诉讼来限制辩护权的合理行使。


  32.  在第22号一般性意见中,委员会认为道德观念来源于许多社会、哲学和宗教传统;因此,为了保护道德对…….实行的限制必须基于不光是来自单一传统的原则。对任何此类限制必须按照人权普遍性和不歧视原则来加以理解。


  33.  出于合法之目的是限制的必要条件。因此,例如,如果可通过其他不限制言论自由的方式来实现保护特定社区的语言而禁止使用某种语言的商业广告,则违反了 必要性的判断标准。 [70] 另一方面,委员会认为,为保护校区内有某种信仰的儿童的权利和自由而将针对此宗教群体发表含有敌意的材料的教师调任至非教学岗位,则缔约国遵循了必要性的 判断标准。 [71]


  34.  限制不得过于宽泛。在第27号一般性意见中,委员会认为:限制性措施必须符合相称原则;必须适合于实现保护功能;必须是可用来实现预期结果的诸种手段中 侵犯性最小的一个;必须与要保护的利益相称……相称原则不仅必须在规定限制的法律中得到尊重,而且还须得到行政和司法当局的遵守 [72] 相称原则还必须考虑到所涉及的言论表达形式及其传播途径。例如,在民主社会中,涉及公共和政治领域公众人物的公开辩论情况下,《公约》尤其高度重视不受限 制的言论。 [73]


  35.  如果缔约国援用一项合理理由限制言论自由,则其必须以具体和单独的方式表明威胁的确切性质,以及所采取具体行动的必要性和相称性,特别是通过在言论和威胁之间建立直接和紧密的关联。 [74]


  36.  委员会保留了在特定局势下评估是否存在有必要对言论自由做出限制的情况的权利。 [75] 在这方面,委员会回顾不依据判断余地来评估该项自由的范围, [76] 为使委员会履行其职能,缔约国在任何特定情况下均须具体表明导致其限制言论自由的对第3款所列任何理由的确切威胁性。 [77]


   某些特定地区言论自由限制的限定范围


  37.  令委员会关切的政治言论限制包括禁止挨户游说, [78] 限制可能在选举活动期间散发的书面材料的数量和类型, [79] 在选举期间阻碍获得政治评论的来源,包括在地方和国际媒体, [80] 以及限制反对党和反对派政治人物接触媒体机构。 [81] 每一项限制均应符合第3款。然而,缔约国限制选举前夕政治民意测验以保持选举过程完整的做法可以是合理的。 [82]


  38.  如上文有关政治言论内容的第13段和第20段所述,委员会认为,在涉及政治领域和公共机构公众人物的公开辩论情况下,《公约》尤其高度重视不受限制的言 论。 [83] 因此,尽管公众人物也享有《公约》条款规定的权益,但不认为有辱社会名人的言论表达形式足以成为实施的处罚理由。 [84] 此外,所有公众人物,包括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等行使最高政治权力的人也应受到合理的批评和政治反对。 [85] 因此,委员会对涉及不敬、 [86] 冒犯、 [87] 不尊重当局、 [88] 不尊重国旗和标志、藐视国家元首 [89] 和保护公共官员名誉 [90] 等事项的法律表示关切,并且法律不能仅仅依据受到攻击者的个人身份而给予更严厉处罚。缔约国不得禁止对军队或行政管理部门等机构提出批评。 [91]


  39.  缔约国应确保规范大众传媒的立法和行政框架符合第3款的规定。 [92] 监管制度应考虑到印刷和广播部门与互联网之间的不同,同时注意到各种媒体报道的方式。不允许发行报纸和其他印刷媒体违反了第十九条,适用第3款的具体情况 除外。而这些情况决不包括禁止特定出版物,除非其中不可分割的具体内容可依据第3款合理地加以禁止。缔约国必须避免对广播媒体,包括社区和商业电台实行苛 刻的许可条件并征收费用。 [93] 适用此类条件和许可费用的标准应客观合理、 [94] 明确、 [95] 透明、 [96] 不歧视,并在其他方面符合《公约》。 [97] 针对通过地面和卫星视听服务等能力有限的媒体进行广播的许可制度应向公共、商业和社区广播公司平等分配获取路径和频道。建议尚未采取此做法的缔约国应建立 独立的公共广播许可机构,该机构有权审查播放申请并授予许可。 [98]


  40.  委员会重申其在第10号一般性意见中的意见,即由于现代大众传播媒体的发展,所以需要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有人控制这种工具,干涉每个人的言论自由权 。国家不得对媒体形成垄断控制,并应促进媒体的多元化。 [99] 因此,缔约国应根据《公约》,采取适当行动,防止媒体被过度掌控或集中在私人控制的媒体集团手上,这会损害来源和意见的多样化。


  41.  必须注意确保,政府补贴媒体机构的制度以及刊登政府广告做法 [100] 的不会被用于妨碍言论自由。 [101] 此外,在获得传播/散发途径和获得新闻等方面,不得使私营媒体处于与公共媒体相比的劣势地位。 [102]


  42.  单纯因批评政府或政府支持的政治社会制度 [103] 而处罚媒体机构、出版商或新闻记者不得视为对言论自由的必要限制。


  43.  只允许在符合第3款的情况下,对网站、博客或任何其他互联网、电子或其他信息传播系统的运作实行任何限制,其中包括支持此类通信的系统,诸如互联网服务提 供商或者搜索引擎。所允许的限制一般应视具体内容而定;普遍禁止某些网站和系统的运作不符合第3款。单纯因批评政府或者政府支持的政治社会制度而禁止某网 站或信息传播系统公布相关材料也与第3款不符。 [104]


  44.  新闻报道是广泛行为者共有的一项职能,其中包括专职通讯员和分析员、博客作者,以及通过印刷、在互联网或其他媒介参与各种形式自助出版的其他人,普遍的国 家新闻记者注册或许可制度不符合第3款。只能在必须给予新闻记者特许进入某些场所和/或活动机会的情况下,才允许实行限制性核准采访计划。应根据客观标 准,以不歧视和符合《公约》第十九条及其他条款的方式适用此类计划,同时考虑到新闻报道是广泛行为者共有的一项职能。


  45.  以下行为通常与第3款不符:限制新闻记者及试图行使言论自由的其他人 [105] (如希望参加人权相关会议的人员)到缔约国之外的地方;限制外国记者和特定国家的记者进入缔约国; [106] 或者限制新闻记者和人权调查员在缔约国内的行动自由(包括到达冲突波及地方、自然灾害发生地和存在侵犯人权指控的地方)。缔约国应承认和尊重包括不披露信 息来源的限制性新闻特权的言论自由权利。 [107]


  46.  缔约国应确保反恐措施符合第3款。应明确界定怂恿恐怖主义” [108] 极端主义活动” [109] 等罪行,以及鼓吹颂扬恐怖主义及为其辩护的罪行,以确保不会导致对言论自由的不必要或者过分干涉。还必须避免过度限制信息获取。媒体在向公众通 报恐怖主义行为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不应对其运作能力施加不合理限制。在这方面,不能因记者开展合法活动而对其进行处罚。


  47.  应谨慎拟定诽谤法,以确保这些法律符合第3款,并且在实行中不会妨碍言论自由。 [110] 所有此类法律,特别是诽谤相关刑法,应包括捍卫真理等抗辩措施,并且不得对性质未经核查的言论表达方式适用此类法律。至少在关于公众人物的评论方面,应考 虑避免处罚或者以其他方式对错误但却无恶意情况下发表的非法虚假言论做出有罪裁决。 [111] 在任何情况下,均应将公众对受批评事项的关注视作一种捍卫。缔约国应注意避免采取过度惩罚性的措施和处罚。如相关,缔约国应对胜诉方要求被告偿还费用的申 请做出适当限制。 [112] 缔约国应考虑对诽谤行为免除刑事处罚, [113] 并且在任何情况下,只应支持在最严重案件中适用刑法,监禁绝不是适当的处罚。不允许缔约国因刑事诽谤对某人提出指控却不立即进行审讯――此做法令人恐惧, 会过度限制相关人员和其他人行使言论自由。 [114]


  48.  禁止不尊重宗教或其他信仰体系的表现,包括亵渎宗教法不符合《公约》,但《公约》第二十条第2款规定的具体情况除外。此类禁止还必须符合第十九条第3款的 严格要求,以及第二条、第五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和第二十六条等条款。因此,例如,任何此类法律均不得存在利于或不利于某个或某些宗教或信仰体系,或者 其拥护者优于他人,或者宗教信徒优于非信徒的差别待遇。也不得利用此类限制,防止或处罚批评宗教领袖或评论宗教教义和信仰原则的行为。 [115]


  49.  处罚对历史事实发表见解的法律违反了《公约》在尊重见解自由和言论自由方面赋予缔约国的义务。[116]《公约》不得全面禁止表达错误见解,或对历史事件 的错误解释。决不应对见解自由权利施加限制,关于言论自由的限制不得超出第3款允许或者第二十条规定的范围。


  第十九条与第二十条之间的关系


  50.  第十九条与第二十条互相兼容,互为补充。第二十条所述行为均受到第十九条第3款的限制。同样,依据第二十条正当合理的限制也必须符合第十九条第3款。 [117]


  51.  第二十条所述行为与可能受第十九条第3款限制的其他行为之间的区别是,《公约》针对第二十条所述行为指出了各国必须做出的具体回应:以法律加以禁止。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第二十条视为与第十九条相关的特别法。


  52.  缔约国只在第二十条述及的具体言论表达形式方面有以法律加以禁止的义务。在国家限制言论自由的所有情况下,必须证明限制及其规定完全符合第十九条。

 

  注

 

  [1]    见第1173/2003号来文,Benhadi诉阿尔及利亚,2007720日通过的意见;第628/1995号来文,Park诉大韩民国,199675日通过的意见。


  [2]   见委员会第24号一般性意见(1994):关于批准或加入《公约》或其《任择议定书》时提出的保留或者有关《公约》第四十一条下声明的问题,《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届会议,补编第40号》,第一卷(A/50/40(Vol.1)),附件五。


  [3]   见委员会第29号一般性意见(2001):紧急状态期间的克减问题,第13段,《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40号》,第一卷(A/56/40(Vol.I)),附件六。


  [4]   29号一般性意见,第11段。


  [5]   24号一般性意见。


  [6]   见委员会第31号一般性意见(2004):《公约》缔约国的一般法律义务的性质,第4段,《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40号》,第一卷(A/59/40(Vol.I)),附件三。


  [7]   见第61/1979号来文,Hertzberg等人诉芬兰,198242日通过的意见。


  [8]   31号一般性意见,第8段;见第633/1995号来文,Gauthier诉加拿大,199947日通过的意见。


  [9]   见第550/93号来文,Faurisson诉法国,1996118日通过的意见。


  [10]   见第157/1983号来文,Mpaka-NsusuZaire, 1986326日通过的意见;第414/1990号来文,Mika Miha诉赤道几内亚,199478日通过的意见。


  [11]   见第878/1999号来文,Kang诉大韩民国,2003715日通过的意见。


  [12]   见第359/1989号和第385/1989号来文,BallantyneDavidsonMcIntyre诉加拿大,19901018日通过的意见。


  [13]   见第414/1990号来文,Mika Miha诉赤道几内亚。


  [14]   见第1189/2003号来文,Fernando诉斯里兰卡,2005331日通过的意见。


  [15]   见第1157/2003号来文,Coleman诉澳大利亚,2006717日通过的意见。


  [16]   关于日本的结论性意见(CCPR/C/JPN/CO/5)


  [17]   见第1022/2001号来文,Velichkin诉白俄罗斯,20051020日通过的意见。


  [18]   见第1334/2004号来文,MavlonovSa’di诉乌兹别克斯坦,2009319日通过的意见。


  [19]   见第926/2000号来文,Shin诉大韩民国,2004316日通过的意见。


  [20]   见第736/97号来文,Ross诉加拿大,20001018日通过的意见。


  [21]   同上。


  [22]   同上。


  [23]   见第926/2000号来文,Shin诉大韩民国。


  [24]   见第1341/2005号来文,Zundel诉加拿大,2007320日通过的意见。


  [25]   见第1009/2001号来文,Shchetoko等人诉白俄罗斯,2006711日通过的意见。


  [26]   见第412/1990号来文,Kivenmaa诉芬兰,1994331日通过的意见。


  [27]   见第1189/2003号来文,Fernando诉斯里兰卡。


  [28]   见第1128/2002号来文,Marques诉安哥拉,2005329日通过的意见。


  [29]   见第633/95号来文,Gauthier诉加拿大。


  [30]   见委员会第25号一般性意见(1996):第二十五条(参与公共生活和投票的权利),第25段,《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一届会议,补编第40号》,第一卷(A/51/40(Vol.I)),附件五。


  [31]   见第1334/2004号来文,MavlonovSa’di诉乌兹别克斯坦。


  [32]   关于摩尔多瓦共和国的结论性意见(CCPR/CO/75/MDA)


  [33]   见第633/95号来文,Gauthier诉加拿大。


  [34]   见第1334/2004号来文,MavlonovSa’di诉乌兹别克斯坦。


  [35]   见第726/1996号来文,Zheludkov诉乌克兰,20021029日通过的意见。


  [36]   见委员会第32号一般性意见(2007):在法庭和裁判面前一律平等和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第33段,《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二届会议,补编第40号》,第一卷,(A/62/40(Vol.I)),附件六。


  [37]   31号一般性意见。


  [38]   见第1457/2006号来文,Poma诉秘鲁,2009327日通过的意见。


  [39]   关于阿塞拜疆的结论性意见(CCPR/C/79/Add.38(1994))


  [40]   见第25号一般性意见:第二十五条,第25段。


  [41]   见委员会第27号一般性意见:第十二条,《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五届会议,补编第40号》,第一卷(A/55/40(Vol.I)),附件六,A节。


  [42]   见第1022/2001号来文,Velichkin诉白俄罗斯,20051020日通过的意见。


  [43]   见委员会第22号一般性意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八届会议,补编第40号》(A/48/40),附件六。


  [44]    见第458/91号来文,Mukong诉喀麦隆,1994721日通过的意见。


  [45]   见第1353/2005号来文,Njaru诉喀麦隆,2007319日通过的意见。


  [46]   例如见关于阿尔及利亚的结论性意见(CCPR/C/DZA/CO/3);关于哥斯达黎加的结论性意见(CCPR/C/CRI/CO/5);关于苏丹的结论性意见(CCPR/C/SDN/CO/3)


  [47]   见第1353/2005号来文,Njaru诉喀麦隆;关于尼加拉瓜的结论性意见(CCPR/C/NIC/CO/3);关于突尼斯的结论性意见(CCPR /C/TUN/CO/5);关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结论性意见(CCPR/CO/84/SYR);关于哥伦比亚的结论性意见(CCPR/C/80 /COL)


  [48]   同上,以及关于格鲁吉亚的结论性意见(CCPR/C/GEO/CO/3)


  [49]   关于圭亚那的结论性意见(CCPR/C/79/Add.121)


  [50]   见第633/95号来文,Gauthier诉加拿大。


  [51]   见第1373/2005号来文,Dissanayake诉斯里兰卡,2008722日通过的意见。


  [52]   见第32号一般性意见。


  [53]   见第578/1994号来文,de Groot 诉荷兰,1995714日通过的意见。


  [54]   见第27号一般性意见。


  [55]   见第488/1992号来文,Toonen诉澳大利亚,1994330日通过的意见。


  [56]   20号一般性意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七届会议,补编第40号》(A/47/40),附件六,A节。


  [57]   见第1553/2007号来文,Korneenko等人诉白俄罗斯,20061031日通过的意见。


  [58]   见第132/1982号来文,Jaona诉马达加斯加,198541日通过的意见。


  [59]   见第927/2000号来文,Svetik诉白俄罗斯,200478日通过的意见。


  [60]   同上。


  [61]   见第736/97号来文,Ross诉加拿大,20001018日通过的意见。


  [62]   见第550/93号来文,Faurisson诉法国;关于奥地利的结论性意见(CCPR/C/AUT/CO/4)


  [63]   关于斯洛伐克的结论性意见(CCPR/CO/78/SVK);关于以色列的结论性意见(CCPR/CO/78/ISR)


  [64]    关于香港的结论性意见(CCPR/C/HKG/CO/2)


  [65]   关于俄罗斯联邦的结论性意见(CCPR/CO/79/RUS)


  [66]   关于乌兹别克斯坦的结论性意见(CCPR/CO/71/UZB)


  [67]   见第518/1992号来文,Sohn诉大韩民国,1994318日通过的意见。


  [68]   见第1157/2003号来文,Coleman诉澳大利亚。


  [69]   见第1373/2005号来文,Dissanayake诉斯里兰卡。


  [70]   见第359385/89号来文,BallantyneDavidsonMcIntyre诉加拿大。


  [71]   见第736/97号来文,Ross诉加拿大,2006717日通过的意见。


  [72]   27号一般性意见,第14段。另见第1128/2002号来文,Marques诉安哥拉;第1157/2003号来文,Coleman诉澳大利亚。


  [73]   见第1180/2003号来文,Bodrozic诉塞尔维亚和黑山,20051031日通过的意见。


  [74]   见第926/2000号来文,Shin诉大韩民国。


  [75]   见第518/1992号来文,Sohn诉大韩民国。


  [76]   见第511/1992号来文,Ilmari Länsman等人诉芬兰,19931014日通过的意见。


  [77]   见第518/92号来文,Sohn诉大韩民国;第926/2000号来文,Shin诉大韩民国。


  [78]   关于日本的结论性意见(CCPR/C/JPN/CO/5)


  [79]   同上。


  [80]   关于突尼斯的结论性意见(CCPR/C/TUN/CO/5)


  [81]   关于多哥的结论性意见(CCPR/CO/76/TGO);关于摩尔多瓦的结论性意见(CCPR/CO/75/MDA)


  [82]   见第968/2001号来文,Kim诉大韩民国,1996314日通过的意见。


  [83]   见第1180/2003号来文,Bodrozic诉塞尔维亚和黑山,20051031日通过的意见。


  [84]   同上。


  [85]   见第1128/2002号来文,Marques诉安哥拉。


  [86]    见第422-424/1990号来文,Aduayom等人诉多哥,1994630日通过的意见。


  [87]   见关于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结论性意见(CCPR/CO/71/DOM)


  [88]   见关于洪都拉斯的结论性意见(CCPR/C/HND/CO/1)


  [89]   见关于赞比亚的结论性意见(CCPR/ZMB/CO/3),第25段。


  [90]   见关于哥斯达黎加的结论性意见(CCPR/C/CRI/CO/5),第11段。


  [91]   同上,以及见关于突尼斯的结论性意见(CCPR/C/TUN/CO/5),第91段。


  [92]   见关于越南的结论性意见(CCPR/CO/75/VNM),第18段,以及关于莱索沃的结论性意见(CCPR/CO/79/Add.106),第23段。


  [93]   关于冈比亚的结论性意见(CCPR/CO/75/GMB)


  [94]   见关于黎巴嫩的结论性意见(CCPR/CO/79/Add.78),第25段。


  [95]   关于科威特的结论性意见(CCPR/CO/69/KWT);关于乌克兰的结论性意见(CCPR/CO/73/UKR)


  [96]   关于吉尔吉斯斯坦的结论性意见(CCPR/CO/69/KGZ)


  [97]   关于乌克兰的结论性意见(CCPR/CO/73/UKR)


  [98]   关于黎巴嫩的结论性意见(CCPR/CO/79/Add.78)


  [99]   见关于圭亚那的结论性意见(CCPR/CO/79/Add.121),第19段;关于俄罗斯联邦的结论性意见(CCPR/CO/79/RUS);关于越南 的结论性意见(CCPR/CO/75/VNM);关于意大利的结论性意见(CCPR/C/79/Add.37)


  [100]   关于莱索沃的结论性意见(CCPR/CO/79/Add.106),第22段。


  [101]   关于乌克兰的结论性意见(CCPR/CO/73/UKR)


  [102]   关于斯里兰卡的结论性意见(CCPR/CO/79/LKA);以及见关于多哥的结论性意见(CCPR/CO/76/TGO),第17段。


  [103]   关于秘鲁的结论性意见(CCPR/CO/70/PER)


  [104]   关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结论性意见(CCPR/CO/84/SYR)


  [105]   关于乌兹别克斯坦的结论性意见(CCPR/CO/83/UZB);以及关于摩洛哥的结论性意见(CCPR/CO/82/MAR)


 [106]   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结论性意见(CCPR/CO/72/PRK)


  [107]   关于科威特的结论性意见(CCPR/CO/69/KWT)


  [108]   关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结论性意见(CCPR/C/GBR/CO/6)


  [109]   关于俄罗斯联邦的结论性意见(CCPR/CO/79/RUS)


  [110]   关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结论性意见(CCPR/C/GBR/CO/6)


  [111]   同上。


  [112]   同上。


  [113]   关于意大利的结论性意见(CCPR/C/ITA/CO/5);关于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的结论性意见(CCPR/C/MKD/CO/2)


  [114]   见第909/2000号来文,Kankanamge诉斯里兰卡,2004727日通过的意见。


  [115]   关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泽西岛、根西岛和马恩岛王国属地的结论性意见(CCPR/C/79/Add.119)。另见关于科威特的结论性意见(CCPR/CO/69/KWT)


  [116]   所谓的记忆法律,见第550/93号来文,Faurisson诉法国。另见关于匈牙利的结论性意见(CCPR/C/HUN/CO/5),第19段。


  [117]   见第736/1997号来文,Ross诉加拿大,20001018日通过的意见。

 


一条评论

(中/英文版) 妇女行动与研究协会(AWARE)深切关注《司法(保护)法令》(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Protection) Bill)对于自由表达的影响 AWARE express concerns about proposed bill’s implications for free expression

妇女行动与研究协会(AWARE)深切关注《司法(保护)法令》(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Protection) Bill)对于自由表达的影响

AWARE

转载自:

http://www.theonlinecitizen.com/2016/08/10/aware-express-concerns-about-proposed-bills-implications-for-free-expression/

相关链接:

1.https://cpj.org/2016/08/proposed-law-on-contempt-of-court-threatens-press-.php

2.     张素兰: 维护我们的司法制度 Protecting Our Judiciary Bill by Teo Soh Lunghttps://wangruirong.wordpress.com/2016/08/04/

3.公众人士递交请愿书要求国会暂缓通过拟议中的《司法(保护)法令》 https://wangruirong.wordpress.com/2016/08/11/

4.《早报》:政府将藐视法庭法律列入法令http://www.zaobao.com.sg/realtime/singapore/story20160711-639953

5.《早报》:什么构成“藐视法庭”?http://www.zaobao.com.sg/special/zbo/others/story20160711-639940

6.     (中/英文版)国际保护记者委员会:藐视法庭法案法律威胁新加坡的新闻自由 Proposed law on contempt of court threatens press freedom in Singapore

   https://wangruirong.wordpress.com/2016/08/09/

7.联合国第34号一般性意见:见解自由和言论自由(《公约》第十九条)

https://wangruirong.wordpress.com/2016/08/13/

妇女行动与研究协(AWARE) 《司法(保护)法令》将于2016818日在国会二读通过发表声明如下:

妇女行动与研究协会仅此表示我们对《司法(保护)法令》引起得的关注和这部法律背后的原则。无论如何,我们关心这部法令对公民社会和言论自由所产生的冲击。

就广义而言。我们支持法令所要达到的目标,那就是“加强国家和藐视法庭法令”。这部法令的目的是要维持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它是要在法定的基础上设置给予社会大众提供了更大的肯定。就此而言,这是应该被受欢迎的。特别是,我们高兴的看到法令规定违反或不服从了法院的后果。这将加强了《防止骚扰》和《妇女宪章》在保护基于性别的暴力方面提供了保护。

无论如何,我们关心法案里有关对自由表达的影响。新加坡是需要通过一个蓬勃的公众讨论环境,进而达致培养相互理解和共识。妇女行动与研究协会(AWARE)的工作是争取性别的平等,我们在公开进行从事社会和法律问题时,经常是涉及法院诉讼引发的法律问题。就我们的观点而言,只有在绝对需要的情况下才应该强加限制性的表达意见。这些强加限制性表达已经必须要有绝对性相对比例。

与此同时,民众对关于释义禁止藐视法院的范畴和性质产生很大的混淆。我们要求政府向民众确保,政府是欢迎任何依循法律程序进行批评,以及允许澄清的语言形式,在这样情况下,法案就不会有意无意地迫使团体或个人进行自我审查,进而剥夺了社会各阶层全方位的观点。这些民众的观点是有助于丰富公众的看法的。

特别是,我们将欢迎对于“友善的批评”的释义。这是不属于禁止恶意中伤法庭的罪行。妇女行动与研究协AWARE)对于鼓励家庭和刑事法律的评论具强烈的兴趣。妇女行动与研究协AWARE作为一个组织,我们首先关心的是有关受到歧视的问题。我们将可能会提出有关潜在的系统和无意识的偏见的司法制度

例如,我们公开的批评有关案件的判决和法律问题时,由于法官的判决,性侵犯罪只能是由一个人性器官所造成的情况下,结果因为被告是未成年人,对他性侵犯的指控被判无罪而获得释放。一些公众人士 在猜测,由于是性别偏见的想法造成了这一判决的结果的作用。法案是否会禁止类似这样的评论呢?特别是当“真正的危险”测试公众信心的已经降低到一个纯粹是一个测试风险的问题了!

相同的,提出关于平等对待性别的问题。我们将会针对社会上正在进行的诉讼的影响。例如,报章在报道时经常提供性侵犯的插图。这些插图并不是全面性的。举例来说,如何受害者家庭的认定对于受害者所产生不同的情况。或者,如何认定当局对于未成年人的滥用权力。讨论具体问题,是他们在公众的脑海里,可以让公众了解有关性侵的问题,同时,可以创造一个给予受害者更加支持的环境。这是有别理论上或者历史性讨论所无法达到的目的。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之指出现有法律的缺陷。这是难于想象那些经过适当训练的法官可能会受到我们妇女行动与研究协会(AWARE)提出了类似问题的影响。但是,我们无法清楚的知道,假设诸如此类的公众发表的意见是否会属于触犯这个法案的条款。

无法确定的是,假设善意的批评者在没有为自己提供具有防御性的善意评论时,他们的善意将会面对更加严重的处罚。法案列出了处罚刑罚——最高罚款是10万新元、或者3年监禁、或者两者兼施。相比之下,在镇压叛乱法令下所约定的处罚刑罚是:罚款5千元、或者3年监禁或者两者兼之。

因此看来该法案似乎特别严重。总而言之,当我们全力欢迎和支持者这部法令的原则下,我们也关心它所引起的更多复杂的问题。它将影响公众人士在公开讨论和参与事项的能力的兴趣了。在我们结束这份解释性的声明,它不仅仅是把这些看法编成法律条文,而同时是改变法律本身。给予这个理由,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对此法案中有关允许评论的具体进行国家清晰的解释。就我们而言,法案在国会通过并付诸实施之前,进行一次广泛的追求民众的意见是有必要的。

我们呼吁国会议员们在这部法案进行二读时要极力为此而进行辩论。

 

AWARE express concerns about proposed bill’s implications for free expression

AWARE

Related link:

http://www.theonlinecitizen.com/2016/08/10/aware-express-concerns-about-proposed-bills-implications-for-free-expression/

1.https://cpj.org/2016/08/proposed-law-on-contempt-of-court-threatens-press-.php

2. Protecting Our Judiciary Bill by Teo Soh Lung

https://wangruirong.wordpress.com/2016/08/04/

3. Proposed law on contempt of court threatens press freedom in Singapore

   https://wangruirong.wordpress.com/2016/08/09/

4.Public petition submitted to Parliament asking for proposed bill to be delayed

 https://wangruirong.wordpress.com/2016/08/11/

维护司法言论自由

Association of Women for Action and Research (AWARE) issues statement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Protection) Bill that will be read for the second time in Parliament on 15 August 2016.

AWARE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support of the general intention and principle behi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Protection) Bill. However, we have some concerns about the Bill’s potential negative impact on civil society and free speech.

Broadly, we support the aim of the Bill, which is “to state and consolidate the law of contempt of court”. This law is intended to maintain public confidence in the legal and judicial system. Setting it out on a statutory footing provides greater certainty for all members of society and is therefore to be welcomed. In particular, we are pleased to see provisions setting out consequences for breach or disobedience of court orders, as this will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s against gender-based violence offered by the Protection from Harassment Act and the Women’s Charter.

However, we have concerns about the Bill’s implications for free expression. Singapore needs robust public discussion to cultivate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forge consensus. AWARE’s work for gender equality often requires us to publicly engage social and legal issues thrown up by court proceedings. In our view, additional restraints on expression should be imposed only where absolutely necessary, and with strict proportionality.

In addition, there is great public confusion about the scope and nature of contempt of court prohibitions. We urge the government to reassure the public that it welcomes critical engagement with legal proceedings and to clarify the permissible forms of speech, so that the Bill does not inadvertently encourage groups or individuals to self-censor and deprive society of the full range of perspectives that can enrich our public discourse.

In particular, we would welcome clarification as to the scope of “fair criticism” which is not prohibited by the offence of “scandalising the courts”. AWARE has a strong interest in making and encouraging commentary on family and criminal law matters. As a group which is primarily concerned about discrimination, we may even need to raise questions about potential systematic or unconscious biases in the legal system.

For instance, we publicly criticised the outcome and legal reasoning of a case where a defendant was acquitted on charges of sexual penetration of a minor, due to the judge’s decision that the crime could only be committed by a person with a penis. Some members of the public speculated that prejudicial ideas about gender played a role in this outcome. Would the Bill prohibit these important discussions, especially when the “real risk” test for undermining public confidence has been lowered to a mere “risk” test?

Similarly, to raise awareness about gender equality, we may comment on the social implications of ongoing proceedings. For instance, news reports frequently furnish illustrations of poorly understood aspects of sexual assault, e.g. how supportive family figures make a difference to victims, or how authority figures can abuse their power over minors. Discussing concrete examples while they are live in the public mind can improv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exual assault, and thus create a more supportive environment for victims, in a way that more theoretical or historical discussion cannot. Sometimes we may even have to point to deficiencies in the law. It is hard to imagine that appropriately trained judges can be unduly influenced by AWARE raising such matters. Yet it is unclear if this kind of public advocacy would be caught by the Bill.

The uncertainty that well-intentioned commenters will face is exacerbated by the fact that it provides no defence for good faith comment, but lays out severe penalties – a maximum fine of $100,000, three years in prison, or both. By contrast, the Sedition Act provides for a $5,000 fine, three years in prison or both.

The Bill thus seems especially severe. In summary, while we strongly welcome and support the principles behind the Bill, we are concerned that it raises many complex questions that will affect the ability of ordinary people to engage in public conversation on matters of general interest. As highlighted in the Explanatory Statement at the end, it does not merely codify but also changes the law. For this reason, we hope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do more to explain the parameters of permissible speech. In our view, a wider public consultation should have taken place before the Bill was introduced, and should still be instituted before it is passed.

We urge Members of Parliament to debate the Bill robustly at the second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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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版)公众人士递交请愿书要求国会暂缓通过拟议中的《司法(保护)法令》 Public petition submitted to Parliament asking for proposed bill to be delayed

公众人士递交请愿书要求国会暂缓通过拟议中的《司法(保护)法令》

维护司法言论自由

转载自:https://www.facebook.com/notes/dont-kena-contempt/press-release-public-petition-submitted-to-parliament-by-nmp-kok-heng-leun/1190507081007796

相关链接:

1.AWARE express concerns about proposed bill’s implications for free expression

http://www.theonlinecitizen.com/2016/08/10/aware-express-concerns-about-proposed-bills-implications-for-free-expression/

2.张素兰: 维护我们的司法制度 Protecting Our Judiciary Bill by Teo Soh Lunghttps://wangruirong.wordpress.com/2016/08/04/

3.《早报》:政府将藐视法庭法律列入法令http://www.zaobao.com.sg/realtime/singapore/story20160711-639953

4.《早报》:什么构成“藐视法庭”?http://www.zaobao.com.sg/special/zbo/others/story20160711-639940

5.     (中/英文版)国际保护记者委员会:藐视法庭法案法律威胁新加坡的新闻自由 Proposed law on contempt of court threatens press freedom in Singapore

   https://wangruirong.wordpress.com/2016/08/09/

6.联合国第34号一般性意见:见解自由和言论自由(《公约》第十九条)

https://wangruirong.wordpress.com/2016/08/13/

官委议员郭庆亮在2016810日递交了一份有关《司法(保护)法案》的请愿书。

郭庆亮

这份请愿书的联署者共有249人。这是九年第一次由公众人士向国会递交请愿书。最后一次向国会递交请愿书的是国会议员萧锦鸿(Siew Kum Hong)他是在2007 年要求国会废除法典S377A法令。

《请不要被藐视法律逮着运动》发表声明,欢迎他对这项保护司法的贡献,与此同时,同意这是确保法律程序的完整性与维护公众的信心的。

该活动人士表示支持政府的努力,以确保法院的庭令会得到遵守。个别人士在法院拥有公平审讯的权利、最大程度地保护司法的独立,以及维护具有高水平的新加坡司法制度的声誉。

无论如何,他们继续注意到有关这部法令(《司法(保护)法案》)关键条款的定义是含糊的。这 已经远远超过了法案阐明所谓的要加强藐视法律的关键目的。

他们指出,法案赋予了总检察长新的权力。那就是降低了为罪恶意中伤定罪的法律门槛。同时加重了一些与非暴力犯罪不相称的刑罚。拟议中的刑罚甚至远远超过了新加坡法院对于恶意中伤藐视判决迄今最坏情况的。

这项运动的负责人之一,克莉丝叮.韩(Kirsten Han)说,

这条法律将会对言论自由和新加坡未来的自我审查(约束)与恐惧文化产生一个寒蝉效应。它同时削弱了人民参与涉及公众的利益的民主与负责任性的辩论。在其目前的形式下,法令的制定将导致混乱什么是或不是蔑视。这将导致人们选择不参与进行合法的讨论任何涉及公众利益的讨论,以免招来不必要的麻烦。律政部说,这部法令纯粹是为了加强现有的藐视法律。但是,实际上它是不是可能借此机会通过起草法案的基础上广泛的公众教育和咨询,而改善目前的蔑视法令。

 《请不要被藐视法律逮着运动》希望国会能够在国会常规第68条款约定下把这部法案提交到国会遴选委员会讨论。他们已经写信给国会遴选委员会在接下来应在常规第1035)条款约定的许决定举行公开听证会。通过听证会完这样的思考善途径可以真正听取公众人士对《司法(保护)法案》的意见。

假设在国会将产生一个遴选委员会的情况下,《请不要被藐视法律逮着运动》呼吁所有关心这部法令的人,不论您们是属于任何组织,或者是您要对这部法令标的自己的意见的个别人士,请参与这个听证会。

 《请不要被藐视法律逮着运动》负责人之一,李莉莎(Lisa Li)说,

“我们坚信,作为热衷于推动一个健全的新加坡公共政策或与话语权的活跃社会公民,愿意提交公共请愿书,并参与遴选委员会的听证会,这视为是民主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当越来越多新加坡人扮演着参与这样的民主进程,对新加坡而言将得益匪浅的。”

《请不要被藐视法律逮着运动》负责人注意到,他们坚信扩大咨询、讨论过范围和听取更多的意见,将会引导修缮《司法(保护)法案》它的条文里语言释义。通过这样的方式将使它成为一部更强大和清晰的法律,它在国会通过并付诸实施时,将会达到更好的预设目标。

关于《请不要被藐视法律逮着运动》

它是由一群目前关心《司法(保护)法令》的新加坡人所组成的。这部法律将会迅速地被国会通过成为法律实施。本运动呼吁国会延迟通过这部法令,通过具有广泛而深入适当进行辩论将能够达到公众教育和咨询的效果。

Public petition submitted to Parliament asking for proposed bill to be delayed

维护司法言论自由

Related linkl: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dont-kena-contempt/press-release-public-petition-submitted-to-parliament-by-nmp-kok-heng-leun/1190507081007796

 

1.     https://cpj.org/2016/08/proposed-law-on-contempt-of-court-threatens-press-.php

2.     Protecting Our Judiciary Bill by Teo Soh Lung

https://wangruirong.wordpress.com/2016/08/04/

3.     Proposed law on contempt of court threatens press freedom in Singapore

   https://wangruirong.wordpress.com/2016/08/09/

Nominated Member of Parliament Kok Heng Leun on Wednesday 10 August 2016 submitted a Public Petition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Protection) Bill.

郭庆亮

The petition was signed by 249 individuals. It is the first time in nine years that a Public Petition has been submitted to Parliament – the last petition was submitted by then-Nominated Member of Parliament Siew Kum Hong in 2007 seeking a repeal of S377A of the Penal Code.

The Don’t Kena Contempt campaign states that it welcomes efforts to protect the judiciary, and agrees that the integrity of legal proceedings and the maintenance of public confidence are essential.

The campaigners voiced their support in efforts by the Government to ensure court orders are obeyed, individuals have the right to a fair trial, greater protection of judicial independence, and that high levels of trust in Singapore’s legal system are preserved.

However, they went on to note their concerns about how the key provisions in the Bill which are vague and that the Bill goes beyond its stated goal of consolidating key elements of the law of contempt into statute.

They pointed out that the bill introduces new powers to the Attorney-­General, lowers the legal threshold required to be convicted for the offence of scandalising the court, and imposes severe punishment to a degree that may be disproportionate for a non­violent offence. The proposed punishments far exceed punishments meted out by Singapore courts, even for the hitherto worst case of scandalising contempt.

The campaigners claim that this will have on free speech and entrench Singapore’s culture of self censorship and fear even further. It will also discourage debate on issues of public interest which are important for democracy and public accountability. “The bill, in its current form, causes confusion over what is or isn’t in contempt, and could lead to people choosing not to participate in legitimate discussion on matters of public interest, for fear of getting in trouble. The Ministry of Law says that the bill is merely a consolidation of current contempt law, but this could be a chance for Singapore to actually improve on current contempt law by crafting a bill based on extensive public education and consultation,” said Kirsten Han, a member of the Don’t Kena Contempt campaign.

The campaigners are hopeful that Parliament will refer the Bill to a Select Committee under Section 68 of the Parliamentary Standing Orders. They also wrote that the Select Committee should then resolve to hold public hearings permitted under Section 103(5) of the Parliamentary Standing Orders, so that the deliberation over ways to improve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Protection) Bill can open to genuine and extensive public consultation.

In the instance that Parliament would form a Select Committee, the campaigners urge all interested parties – whether they belong to an organisation or would simply like to express their view as an individual to partake in the discussion.

 “We believe in being active citizens who contribute to robust public discourse on Singapore’s policies. Like the submission of a Public Petition, participation in a Select Committee hearing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democratic process, and Singapore benefits when more people take up an active role in this process,” said member of the Don’t Kena Contempt campaign Lisa Li.

The campaigners notes that they strongly believe that broader consultation, greater openness, and more deliberation that leads to amendments to the language of the Bill where necessary will pave the way for a more robust law that better achieves the goals of consolidation and clarification when it passes. This according to them, ensures that the law better serves all Singaporeans.

Further Information:

The Don’t Kena Contempt campaign was set up by a group of Singaporeans concerned by both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Protection) Bill in its current form, and the speed with which it is being put through Parliament to be passed into law. The campaign is calling for a delay in the passage of the bill, so that it can be properly debated, with extensive and thorough public education and consul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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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版)国际保护记者委员会:司法(保护)法案威胁新加坡的新闻自由 Proposed law on contempt of court threatens press freedom in Singapore

国际保护记者委员会:

司法(保护)法案威胁新加坡的新闻自

国际保护记者委员会

相关链接网址:

  1. https://cpj.org/2016/08/proposed-law-on-contempt-of-court-threatens-press-.php

  2. 张素兰: 维护我们的司法制度 Protecting Our Judiciary Bill by Teo Soh Lunghttps://wangruirong.wordpress.com/2016/08/04/

  3. 《早报》:政府将藐视法庭法律列入法令http://www.zaobao.com.sg/realtime/singapore/story20160711-639953

  4. 《早报》:什么构成“藐视法庭”?

    http://www.zaobao.com.sg/special/zbo/others/story20160711-639940

  5. 联合国第34号一般性意见:见解自由和言论自由(《公约》第十九条)

    https://wangruirong.wordpress.com/2016/08/13/

维护司法言论自由

曼谷201685日日讯:

国际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今天说,新加坡的国会议员必须抛弃拟议的立法——把在新闻报道和公众评论视为构成藐视法庭。藐视法庭法案所定下的刑罚包括了批评司法制度都可能被判处坐牢。它的出台将恐吓新加坡媒体的自我审查及约束没有的自由。

司法(保护)法案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Protection) Bill)将会归纳目前的法律和司法程序判例成为一种系统的法规。根据新闻报道news reports,它可以发表关于法院诉讼程序、法官和司法的系统。它将允许总检察署,而不是法官,指控有关的作者的藐视行为。这是允许政府利用法律手段追究批评者……

这部司法(保护)法案(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Protection) Bill)同时也是适用于在社交媒体的出版方面。它包含极其广泛的司法释义构成藐视法庭的定义和确定判处违规的最高刑罚。这将是远远超越法官的庭令裁决。

据报道,新加坡国会于2016年7月12日一读通过了司法(保护)法案(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Protection) Bill。它将于2016815日二度通过。假设国会在没有如何提出修正建议或者反对有关法案内容的情况下,很快将在新加坡国会三度通过。

国际保护记者委员会东南亚的高级代表肖恩克里斯(Shawn Crispin, CPJ’s senior Southeast Asia)说,“新加坡所需要的是减少对司法系统的批评的法律条款,而不是强化对司法系统批评的法律与条款。

新加坡国会议员必须拒绝这部拟议的司法(保护)法案(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Protection) Bill。同时,优先通过保护新闻作者和社交媒体博客,以免他们遭受轻率的和具有政治动机的诉讼。

律政部三穆根与2016711told reporters告诉记者说,司法(保护)法案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Protection) Bill并没有扩大现有法律的有关藐视法庭的定义。但是,但代表了有关这方面“法律的结晶”。他同时也说,司法(保护)法案(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Protection) Bill旨在保护公民的权利,公平审判和确保付出法庭的判决。他提到在法院诉讼中“善意”的“公平”和“准确的报道将不会受到这部法律所惩罚。

司法(保护)法案(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Protection) Bill里的含糊词句赋予了总检察长广泛的阐述权力。总检察长是由总统所委任的。他的职责是为政府领导诉讼工作的。他拥有诠释(或定义)什么是法律上的具有“善意”的“公平”的报道。

司法(保护)法案(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Protection) Bill的第2 部分第3章在没有说明有关什么是侵犯定义下,对关于法律规定出版材料的释义,做了如下的释义:案件在审理中或预料进入司法程序,言行预作判断 (prejudge),影响当事人接受公平审讯的权利。

“案件在法院进行诉讼期间,对有关案件做出预先判断。这种预先判断造成了对法庭的审讯的干扰,或者构成对法庭的一个真正可能出现的偏见风险的判决,或者对正在审理中的案件判决前,干扰了法庭进行的审讯”

司法(保护)法案(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Protection) Bill同时也赋予总检察长可以施以最高达三年的监禁和罚款高达10万新元(合折成美金7.45万元),作为破坏涉及高等法院的上诉。现行的相关藐视法庭法律并没有定下最高的罚款额,最近对作家的法庭判决的蔑视已经低得多

新加坡政府不断使用藐视法庭的起诉来制止对司法制度的批评评语。根据报章的报道,reports,在2015年,新加坡博客欧如鹏(Alex Au Waipang)因为发表了2篇有关大法官的判决同性恋案件,被判处藐视法庭罪名成立,罚款8千元新币。他向执政党提出挑战的上诉被有三名法官的组成陪审团法庭驳回。法庭指他的文章具有削弱公众对司法的信心的“真正的危险性”。有关部门处以的罚款是“完全适当‘的

2010年,法院判处英国的作家和前新闻作者亚伦·沙德瑞Alan Shadrake)因为在的著作《一旦成了愉快的刽子手》(Once a Jolly Hangman: Singapore Justice in the Dock)里抨击这个国家使用死刑,被法庭判决诽谤新加坡法院系统,而被判处6个月监禁和罚款2万新元。

国际保护记者委员会

Proposed law on contempt of court threatens press freedom in Singapore

Related lonk:

  1. https://cpj.org/2016/08/proposed-law-on-contempt-of-court-threatens-press-.php

  2. Protecting Our Judiciary Bill by Teo Soh Lunghttps://wangruirong.wordpress.com/2016/08/04/

维护司法言论自由

Bangkok, August 5, 2016 – Singaporean lawmakers should scrap proposed legislation on what constitutes contempt of court in news reporting and public commentary, the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said today. The draft law’s penalties for violations, including possible prison terms for criticizing the judiciary, threaten to entrench more self-censorship in Singapore’s constrained media environment.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Protection) Bill would consolidate existing laws and judicial precedent into a statute on what may be published about court proceedings, judges, and the justice system, and, according to news reports, would allow the attorney general, rather than judges, to accuse writers of contempt, opening the door to the government’s use of the law to pursue critics.

The draft legislation, which would also apply to material published on social media, contains broad definitions as to what constitutes contempt of court, and sets maximum penalties for infractions that would be far above what judges have ordered.

The proposed law passed its first reading in parliament on July 12. Its second reading is scheduled for August 15. A third and final reading could immediately follow if legislators do not propose amendments or object to the bill’s content, reports said.

“Singapore needs to soften, not stiffen, laws that bar critical commentary about its judicial system,” said Shawn Crispin, CPJ’s senior Southeast Asia representative. “Singaporean legislators should reject the proposed bill and prioritize instead passing laws that protect journalists and bloggers from frivolous, politically motivated lawsuits.”

Law Minister K. Shanmugam told reporters on July 11 that the draft law does not expand on the current legal definition of contempt of court, but represents a “crystallization of the law.” The minister also said that the legislation is designed to protect citizens’ right to a fair trial and ensure that court orders are obeyed. He noted that “fair” and “accurate” reporting made in “good faith” on court proceedings will not be penalized under the proposed law.

Vague language in the draft law could give the attorney general, who is appointed by the president and serves as the government’s lead prosecutor, wide discretion in determining what constitutes “fair” reporting made in “good faith.” Section 2, Part 3 of the law criminalizes publication of material that “prejudges an issue in a court proceeding that is pending and such prejudgment prejudices, interferes with or poses a real risk of prejudice to or interference with any court proceeding that is pending,” without stating how prejudice is defined.

Singaporean advocacy groups quoted in press reports say these and other broad terms from the draft legislation could encourage greater self-censorship. The Community Action Network, a local civil society group, said at a recent seminar that the law’s punitive provisions appear to specifically target “socio-political websites, activists, and those with a significant following on social media,” according to news accounts.

The draft legislation would also allow the attorney general to request a maximum penalty of three years in prison and fines of up to $100,000 Singapore dollars (US $74,500) for violations involving High Court or Court of Appeal cases. Prevailing laws for contempt of court do not define maximum penalties, and recent contempt of court sentences against writers have been much lower.

Singapore has repeatedly used contempt of court charges to silence critical commentary of its judicial system. In 2015, Singaporean blogger Alex Au Waipang was convicted of contempt of court and fined 8,000 Singapore dollars for suggesting in two blog posts that a chief justice had shown partiality in two constitutional challenges to a law criminalizing gay sex. The Court of Appeal dismissed his challenge to the ruling, with a three judge panel ruling later that year that his article posed a “real risk” of undermining public confidence in the judiciary and that the administered fine was “wholly appropriate,” reports said.

British author and former journalist Alan Shadrake was sentenced in 2010 to six months in prison and fined 20,000 Singapore dollars for “scandalizing” Singapore’s court system in his book Once a Jolly Hangman: Singapore Justice in the Dock, which criticized the country’s use of capital punish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