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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与摧毁新加坡左翼力量(上)

发布日期:07-04-2016   资料来源:21老友网站资料室

(英国Kew档案馆特选文件评述)

取自:《华惹》时代风云——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对当代新马政治的影响

作者:前政治拘留者 已故陈仁贵

我们汇集了自1959年至1963年建立马来西亚期间的新加坡政治发展的特选文件。这是解密后取自英国丘(Kew)的国家档案馆的档案。虽然解密一事广为学者和历史研究者所熟知,但很多人并没有设法去接触这些长篇累牍的文件,以了解1959年至加入马来西亚期间有关新加坡历史的背景。本文只参考可获得的特选文件,不过我们相信,所参考的文件足以对这些发展事件提供一个平衡和连贯的看法。

时至今日,新加坡故事基本上是由一系列的书籍所定调:其中包括John Drysdale的《新加坡:力求成功} (1984) Singapore:Struggle for Success》、Dennis Bloodworth的《老虎与特洛伊木马》 1986 The Tiger and the Trojan Horse》及李光耀的两卷回忆录。这三部著作的共同点,基本上是解读、阐述李光耀在60年代出版的《合并的斗争》中首推的新加坡历史基本理论。基本上,为了争取民心,新加坡的历史一再叙述:第一阶段是非共与共产党之间的斗争,第二阶段是国家主义与种族主义之间的斗争,引导下独特新加坡身份和国民特性的达成。至今,相反的观点并不被允许挑战这一新加坡历史的版本。

很讽刺的是,我们不得不到伦敦档案馆从殖民地文件中拣出被隐蔽的故事,以了解头条新闻背后的真相。应该注意的是,虽然这些档案馆的资料十分有用,为我们提供了从殖民地官员角度看待当时主要角色的行动和动机,然而,这些文件本身却不能构成当时真正发生的全部事实。为此,我们应该正视其他资料,以及代表新加坡历史另一面的无数其他人的直接见证。非常可惜的,这些报纸和文件不是被摧毁或失散,就是未能自由取得,而当时的主要人物不是保持缄默,就是已经离开了历史舞台。要重建新加坡历史,就必须先了解这一残酷的事实,而这是我们在近几十年来政治动荡所产生的结果。

只要这一资料的管道一直继续被封堵,历史就会有不足之处,我们也只能由细心的分析和推论去填补。

当然,我们有时可获得的其他来源来为历史作调整,那就是新加坡口述历史组的资料。可惜,由于许多原因,这方面的资料是非常不足的。首先,这些历史并未具综合性,经常都是在事件发生多年后才记录。这些口述历史都不是同时期发生的,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到他们回忆中的角色,以及这许多历史主角后来意见的改变。更重要的是,许多重要的历史角色,由于某种原因拒绝向口述历史组全面叙述他们的生活和活动。这也许显示了新加坡的自由状况。许多历史角色缺乏信心,因为他们不确定他们愿意提供的真实情况,是否会被歪曲或导致他们遭遇更多麻烦和不便。

因此,就目前来说,依靠伦敦的国家档案馆的资料暂时还是有价值的,一直到有新资料出现为止。有些学者满腔热忱地依赖这些资料,并认为这是客观和属于同时期的资料,以这些资料为基础重组当时发生的事件。他们忘记了这些资料的局限。应该牢记在心的是,这些档案的相关文件包括殖民地官员在当地起草的通讯、意见和陈述,目的是要让伦敦的殖民部了解当地形势的发展。这些都是他们决策时的参考资料。事实上,政策是由伦敦的殖民部大臣和英国内阁所制定的,有时候这些政策并没有通知当地官员,或向他们完整地解释。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进行大规模逮捕以确保顺利实行马来西亚计划。这些资料清楚显示殖民地官员试图告诉英国殖民部一些事情:新加坡左翼运动与共产党地下组织没有联系,也没有得到他们的指示;没有证据显示他们在组织破坏马来西亚的暴力运动;他们没有得到北京或莫斯科的指示;林清祥甚至考虑在合并后,为社会主义的马来西亚进行宪制斗争。倘若这些意见全被殖民部大臣或英国内阁所接受,他们就没有根据来展开逮捕以将整个左翼领导层和所有组织连根拔起。殖民部最终采取长期的”战略”决策,于1963年与马来亚和新加坡政府联合采取”冷藏行动”清楚地说明: 殖民地官员当场所看到的事实,与伦敦所作的实际决策,必须被分隔开来。

1959年的宪法

新加坡国的1959宪法是一种误称。名义上称为一个国家,新加坡那时的政治地位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一个殖民地,虽然已设有一个全面民选的立法议会。然而,国家的主权仍握在英国手中。当时的期望是,在1963年举行的另一轮的宪制谈判中,才得以谈判最终成为全面自主的主权国家。

19596月,根据宪法组成了新政府。在国家结构的顶端是称为 国家元首的宪制首长。首任为当时的英国总督William Goode爵士,接下来是首任本地首长Yusof Ishak。根据宪法也同时产生了一个一院制的议会,称为立法议会,共有51名民选议员。宪法也特别规定,三巴旺的海军基地仍由英国控制。这部宪法并未给予新加坡完全独立或甚至全面的内部自治,因为全面民选的新加坡立法议会无权控制国防、外交和内部安全。一个三方组成的内部安全理事会的设立,据称是象征着英国政府的部分妥协。诚如后来数年的事件所揭露,内部安全理事会为三方勾结一起对付新加坡左派提供合宜的掩饰。

“新加坡至1960年的形势” (C.O.S. (59) 237 CO 1030/656的附录)报告,是一份开始了解英国对新的新加坡国的政策的有趣文件。

该文件清楚指出,英国和人民行动党”温和派”领导层认为,由林清祥领导的左翼集团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但却充满信心,认为他们手上所掌握的武器足以应付这威胁。该文件也引述李光耀的话,即预料在一年内会与人民行动党内的左翼分子起冲突。

该文件也显示,李光耀有意将职工运动重组成一个联合总会,以及其他30个联合会或某种行业的工会,再重组职工总会的秘书处,希望得以控制来自左翼工会的潜在威胁。文件也指出,英国有意利用新加坡海军基地作为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在本地区活动的一部分,李光耀对此并无反对意见。对于经济前景,文件引述李光耀政府呼吁与马来亚设立共同市场,但认为”联邦同意此政策的希望微乎其微”。文件也指出,李光耀有意提高关税以保护本地工业,这政策对英国的商业利益有严重的影响。英国人希望新加坡政府会体会到:为劳动人口提供十分之一职位的海军基地,以及继续维持转口贸易的重要性。英国公司在转口贸易方面有很大的利益关系。

文件也揭露,人民行动党的”温和派”领导层在1959年宪法下组成政府的初期想法。文件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在内部安全理事会于828日举行的首次会议上,李(光耀)对于他处理林清祥的活动及其他威胁治安的问题,给予全面和坦诚的解释,并让出席者留下深刻印象。”这是在人民行动党1959年大选胜利后的3个月左右。

对于1963年之前的下一阶段宪制发展的主要目标,就是如何处理、控制,若可能就将左翼运动从新加坡的政治舞台上全面消灭。显然的,英国和新加坡政府已在这一点上达到基本共识。人民行动党完全不提继续进行反殖斗争的计划。几乎从人民行动党开始执政之后,这项双边的共识便成为包括马来亚政府在内的三方反共运动协议,并以马来亚联邦、新加坡和婆罗洲三邦之间的更密切合作作为掩饰。反共讨伐在不久后,便取代了反殖民主义斗争而成为本地区政治环境的一股推动力量。

作为新宪法下的新加坡最后一任总督William Goode爵士,在卸任让本地国家元首Yusof Ishak接任之前,向其上司讥讽地评论: “把现在的人民行动党领导层当成秘密共产党人是大错特错。把他们形容为秘密的反共份子就更为准确。” (CO: 10301652 19591123日, William Goode爵士致函殖民部大臣)

1959年之前:政治扣留犯的课题

人民行动党在1954成立之后,人民行动党的左翼便成为警方镇压的主要目标。尤其是195610月和19578月两次的大规模镇压,几乎完全扫荡了密驼路集团的整个职工会领导层和人民行动党的左翼领导干部。

人民行动党的长期政策和立场,特别是在1959年大选中,都是呼吁释放所有政治扣留犯和废除公安法令。因此,在赢得19595月大选时,人民行动党宣布:除非与该党领导层的领导干部被释放,否则不会组织政府。殖民地政府接受这项要求,并释放8名政治扣留犯:林清祥、方水双、C.Y. Devan Nair James PuthuchearyS.Woodhull、曾超卓、陈世鉴和陈从今。

释放这8名左翼领袖并不重要,因为在1959年的宪法下,他们被有效地禁止参与大选的政治活动。再者,无疑地,释放他们是有政治影响的,那就是提高新政府正直性。

与此同时,另4名政治扣留犯获得释放,还有22扣留犯被移往条件比樟宜稍好的棋樟山。( Goode致函殖民部大臣, 1959623)

表面上,这符合了人民行动党的竞选诺言。然而事实上,常为人所忽略的是,除了这8名领袖之外,还有其他扣留犯仍在监牢受苦。起初,大家一般上会同意,让人民行动党的部长们有足够的时间寻求释放剩余扣留犯,该党和工会干部被要求忍耐,别施太大的压力以致破坏早日释放的机会。一般相信,政府的部长们会耐心地处理释放扣留犯的工作。

不过,几个月过去了,这些扣留犯很显然地不会很快就被释放。该党的支部和工会一再向党 领袖施加压力以尽早解决这问题。

Lord Selkirk致给殖民地大臣的一封信中,他揭露9名政治扣留犯的扣留令将在196026日到期。该信指出,李光耀并不急于释放他们。他建议内部安全理事会应”否决”新加坡的要求,但不要公开此事。( CO: 1030/1157 Selkirk致函殖民部大臣, 1960120)

英国明显地很不高兴被当做反对释放政治扣留犯的主谋,因为程序是很清楚的一应该先要求释放,然后安全理事会才考虑是否要释放。其实,许多党员包括一些政府高级领袖在内,都不知道根本就没有人向安全理事会提出这项要求。

新加坡政府自1960年以来,就没有要求释放这些扣留犯的事实,终于在国际劳工机构调查4名职工运动者被扣留的情况时曝光。虽然李光耀己公开说,是联邦和英国政府拒绝释放这些扣留犯。( J.S. Roberts致函Wallace 196176)

19595月被扣留的55名扣留犯之中,有26名仍在扣留中。并非所有新加坡内阁成员都知道政府根本没有要求内部安全理事会释放扣留犯。后座议员和一些部长日益不满。政府的反应是:阻碍释放扣留犯的并不是人民行动党政府,而是英国当局。( Moore致函殖民部大臣, DO: 169 196173)

“谎言越来越站不住脚,总理正在寻找能恢复其信誉的手段。”当事态紧急时,李光耀说新加坡政府会释放扣留犯,不过释放令被内部安全理事会否决。英国人被激怒了,断然拒绝这说法:”为了帮助人民行动党保住政权,而要我们一同负起继续扣留的责任是个故意歪曲的诡计,这是错误的。” (DO: 169118 196173; DO: 169118T. No. 264 1961717)

这问题被拖拉了多一年。直到19627月,一个在公安法令之下成立的咨询委员会建议,释放人民行动党上台前被扣留的17名扣留犯当中的9人。委员会建议取消这9人的扣留令,并以限制他们在未获得批准前不得离开新加坡的指令取而代之。政治部主任反对,而内阁也没有释放这些扣留犯。后来政府发表文告说,咨询委员会的建议未能被采纳,因为它违反内部安全理事会所记录的决定。(请参阅新加坡政府内阁会议记录( 62) 193 1962612)

Moore196272日写给Wallace的一封信显示,这位英国最高专员对于这种赤裸裸的撒谎感到非常气愤,并向伦敦殖民部重申其立场,即新加坡当局必须先向该理事会提出要求释放扣留犯,内部安全理事会才会作出决定。

“李光耀随时都可向内部安全理事会提出释放扣留犯的建议,但他却没有这么做。” Moore”认为聪明的做法是警告(李光耀),如果他公开说内部安全理事会明确拒绝释放这些扣留犯,(英国)或许需要清楚表明,理事会根本没有接到释放的建议。”李光耀曾表明他不希望这件事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但Moore评道”就这个课题而言,我认为他是完全不可信的。”(请参阅MooreWallace的信, 196272; CO: 1 030/998)

19614月芳林区补选

很讽刺的是,大选后人民行动党党内的分裂并非由左派引起的,而是由该党财政兼国家发展部长王永元所引发的。人民行动党一成立,王永元便与党内右派关系密切。但是,为了个人和政治原因,以及他本身注意到一般民众日益不满新选出的人民行动党政府所实行的政策,他决定在政治上采取主动,在19606月的党大会上提出16项议决案。那16项议决案基本上是左翼要继续展开反殖斗争的主要要求。由于王永元采取主动,左翼不知所措。这些要求基本上构成他们左翼的纲领,但他们觉得很难积极回应。左翼在原则上支持这些议决案与保持人民行动党内部团结之间支吾其词。最终,左翼选择人民行动党内的团结。这样做被认为是放弃包含在16条议决案里的反殖原则。芳林补选是确定人民态度的一个实验场。

由于王永元被人民行动党开除,因此就有了芳林补选。他选择回到他的旧选区以探测他选区对他的支持。他现在为新加坡政治发展的下一阶段策划反殖事业。左翼职工会和人民行动党内的左翼领袖团结起来,并敦促人民在团结的名义下支持人民行动党。尽管有着这类后来被李光耀形容为”不够热心”的支持,王永元还是在芳林补选中成功击败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易润堂( Jek Yuen Thong)

选举结束后,新加坡的政治决定性地向左转。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人民不满人民行动党执政一年的表现的全民投票和晴雨表。人民的不满可归咎于1959年宪法的限制,即未给予全面的自治。因此,人民要求更进一步的宪制发展的呼声越来越大。虽然左派对人民行动党政策的很多方面都感到不满,但他们仍呼吁团结。他们无意造成进一步的摩擦,以免危害到下一阶段的全面自治的宪制发展。

19615月东姑宣布合并

在这些发展的背景下,二项突如其来的发展加速了、加深了新加坡的危机。自从英国首先提出马来联盟,接着又以19482月的马来亚联邦协议取代马来联盟之后,星马两地就被分割了。新加坡和马来半岛的重归统一问题,便成为两地左派的长远目标。人民行动党的战后宪制政治的先驱者一马来亚民主同盟,与国内其他的左翼集团组成的AMCJA-PUTERA联合阵线,为反对新马分割、创造两地的共同公民权而展开持续不断的运动。这些要求在19478月呈上的”人民宪章草案”中一一列明。英国人跟马来贵族和皇室串通以展开人为分化,不顾多元民族马来亚的愿景。从此,马来亚左派坚持的政治立场是:为马来半岛与新加坡的重归统一而不懈地努力展开运动。

1961527日,东姑突然呼吁,与新加坡和婆罗洲各地区建立 他所谓的”更密切关系”。东姑的建议,显示在英国殖民当局的积极合作下,马来贵族的态度突然大转变。这个新发展涉及英国殖民当局的积极合作。一个包括婆罗洲各州联合起来的更大联邦国家的提议,与星马重归统一长期概念,是有着重大差别的。不久之后就很明显,有人向东姑建议更大联邦的概念,以取代较合逻辑和符合历史需求的新马重归统一。

因此,最重要的是,从一开始,就需分清马来半岛与新加坡重归统一的问题与东姑所提倡的马来西亚概念。新计划涉及独立的马来亚、自治邦的新加坡(马绍尔讽刺为”四分之三的独立”)、英国保护地汶莱及英属殖民地的北婆和砂拉越之间的合并。因此,对新成立的更大联邦拥有主宰权的是英国。这是显而易见的。其实,在东南亚的英属地区重组工作方面,英国人都不是一个被动的伙伴。婆罗洲地区的问题,是应由这些地区的人民在自主原则下作决定的。

从李光耀的角度来看,这项建议像是一个能拯救他政治前途的救生圈,于是他马上反应,表示接受该建议。对左翼来说,芳林补选后反殖斗争情绪日益高涨,为了转移视线,有些阴谋很明显地正在进行中。人民行动党在选举中的失利,说明了反殖情绪的力量以及对1959年宪法限制的不满。左翼工会领导层认为,有必要采取政治主动并重新把焦点放在反殖斗争的事业上。

196163日,以林清样为首的6位工会领袖,以人民在芳林补选中所表达的明显不满为依据,发表声明呼吁取消内部安全理事会。他也呼吁左翼团结,为下一阶段的宪制斗争作好准备。

19617月安顺补选

人民行动党安顺区的立法议员去世了,该区就必须举行补选。前首席部长大卫马绍尔决定参选。补选订于1961715日举行。不同于芳林补选,人民行动党内的左派未公开号召安顺选民在补选中支持人民行动党,但劝说人民行动党回归反殖斗争的阵营。马绍尔后来赢了补选。

多数观察家都看得清楚,人民行动党己失去其信誉,而一个重大政治危机正在酝酿中。公共档案局的记录清楚揭露一李光耀及人民行动党领导层正在与英国句结,决心继续其反共运动一他们在这方面已走过了头。要人民行动党领导层回返反殖斗争,以及响应团结的号召是完全不可能的。

殖民部的记录揭露,在1961716日晚上,人民行动党兵败安顺补选的结果被公布之后,李光耀即刻和吴庆瑞去会见英国最高专员Lord Selkirk及其副手Philip Moore

在会谈中, Selkirk”发觉他们很沮丧、神经质和对政治前途觉得渺茫”。李光耀觉得”他在议会中只能依靠23张票”并暗淡地谈到”最多只能再撑3个月”。李光耀说他将”开除3名政治秘书,即林清祥、方水双和Woodhull以及8名背叛者的党籍。”李光耀将宣布释放政治扣留犯,但要释放令”被内部安全理事会主席Selkirk所否决”。为了在立法议会掩盖他的立场,他接下来将议会休会3个月。然后,他期望英国就新加坡与联邦合并问题上向东姑”施以最大压力”。如此,他”便得以在新加坡就合并问题举行公投。他认为在这课题上会胜出。”

倘若反对派制造麻烦,李光耀将”采取坚决行动,如将方水双、WoodhullDominic PuthuchearyJamit Singh等驱逐到联邦”。他希望这将逼使林清祥有所反应,并”采取直接的行动,如此新加坡政府将把权力交给英国或联邦,让他们接管新加坡” Selkirk说”我相信我们是不会参与此建议……。李光耀所建议的计划是令人厌恶的。” (Selkirk致函殖民部大臣, DO 169/18 Secret No 26319617l7)

试将这版本的716日晚的情况故事,与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 1998年第371)对他个人情绪的描述作比较,在情绪、语调和内容上的描述,与档案的陈述大相径庭。李光耀在他个人的描述中表示,他在717日向党主席杜进才博士呈上辞职信,杜博士在同一天回答说”中委会在大选后一致选出()为总理。”

社会主义阵线的组成

与此同时,人民行动党立法议员内部也出现不同意见。720日,”温和派”在安顺补选失利后要求投信任票。以李绍祖医生 和盛南君医生为首的13名人民行动党议员投信任票时弃权。人民行动党领导层的反应是开除13名异议的议员,同时也解除林清祥、方水双和Woodhull在官方机构的职位。因此可清楚地看到,决定主动分裂人民行动党的是”温和派”领导层,而不是林清祥或党内的”左派”。其实,左派对接下来的宪制斗争阶段,显然已无基础与温和派合作,以应付下阶段的宪制改革。但他们仍提出延续”左翼团结”的号召,也是有理由被批评的。被人民行动党开除的两组人马,于是成为在1961916日成立的社会主义阵线的核心人物。

合并之路

随着东姑于19615月底戏剧性地宣布新马的”更密切合作”,整个局势迅速发展。英国殖民地政府、马来亚联邦和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政府,不久便拟定马来西亚联邦的细节。马来西亚联邦将包括婆罗洲三个地区一沙巴,砂拉越和汶莱一以及新加坡。这项计划,基本上是二战结束时,在殖民部讨论和辩论过的旧英国殖民地”大计划”的重生。

1116日,东姑能够宣布马来西亚计划是”十拿九稳” I。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的条件在呈给新加坡国会之前,已由新加坡、马来亚和英国私下达致共识。这问题无可避免地将受到激烈辩论。新加坡的左翼及其他反对派试图对整个安排作适当和公开的讨论,但却被搁置一旁,并通过白皮书的合并条件,结果引来更多纷争。

1香港回归中国大陆的谈判从1982年至1997年持续了15年的时间。涉及许多国家的欧盟合并计划,从1957年就开始广泛地讨论和谈判,持续了超过40年。新马合并的谈判在6个月内便完成,大概从东姑在1961527日的 演讲开始至同年1116日宣布为止。难怪这种闪电结合会导致关系即刻破裂。

白皮书基本上提供2种不同的公民权。新加坡和马来亚公民将被称为马来西亚”国民”。后者又被修改为”马来西亚公民”而更加混乱,因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公民一马来西亚公民(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公民(新加坡之外)享有不同的法律权利。虽然后来名称从”马来西亚国民”改为”马来西亚公民”,然而,两地的两种不同类型的所谓马来西亚公民在实质的法律权利差异方面,并没有相应的改变。

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之后,所有新加坡公民将保持原有的新加坡公民地位,但不享有移居马来西亚并在那里工作的权利。新加坡将有本身的选举和立法议会,以一名总理为首,但权力比1959年宪法规定下的还要小。不过新加坡将保留其在教育和劳工方面的自治。表面上,这是马来西亚联邦对这两个领域内的歧见的妥协。作为条件,新加坡在马来西亚国会将只有15名代表,按比例的代表制来看,这比其应得的更少。在合并后,内部安全权掌握在联邦政府手中,所谓教育和劳工方面的让步无甚价值。不可思议的是,新加坡虽有分开的教育制度和劳工自主权,但在内部安全的名堂下,这些权力很容易被取消。

很显然的,如此的安排并不具有两地长久合并的条件。事实上,这也说明了联邦领袖仍不愿意接受新加坡为全面和平等的伙伴。与人民行动党分裂后组成的社会主义阵线,建议合并必须基于二个基本原则:

  1. 所有新加坡公民自动成为马来西亚公民,并享有公民地位的全面和平等权利。

  2. 新加坡在马来西亚国会应有按照比例的代表。

倘若这些条件不被接受,社会主义阵线准备让人民决定接下来的宪制发展阶段一是朝向他们所支持的全面内部自治,或如前首席部长马绍尔所提出的独立。社会主义阵线准备在这两种情况下,为在双方能接受的平等条件下与马来亚合并而继续努力。

人民行动党拒绝反对党的要求,即让人民决定是否接受白皮书的建议。反之,政府提出并非任何政党建议的两种替代选择。这两个选择甚至比白皮书更难让人接受。马绍尔精彩地描绘该替代方案为:要一个人选择要打母亲、太太或女儿。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阵线展开呼吁人民投空白票的运动,以表明他们拒绝所有三种合并形式。为了反击社阵,人民行动党修正全民投票法案,将空白票当成投票支持白皮书。靠全民投票法案过关的公投,为以白皮书条件为基础的合并护航。这实在不应该被允许的。

反对以白皮书为基础的合并

如何对付新加坡大规模的反合并活动,成为了一个重要课题。英国、马来亚和新加坡政府为了实现马来西亚而执行政治镇压新加坡左派的政策,她们有着共同的意图但立场不同。对这方面的观察也是很有趣的。

这个邪恶三角联盟消灭新加坡左翼运动的结果是:新加坡岛于1963916日被逼加入马来西亚,并在两年后于196589日的喧闹声中被逼脱离马来西亚。事后回顾,针对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的条件提出挑战的人士,都一律被冠上反合并、反国家和亲共,十分荒谬。

没有一位学者曾评论这项历史性的”正义流产”应获得承认,而那些反对在白皮书条件下加入马来西亚的人士也早应被平反。反之,那些因为认为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注定失败而反对合并的人士,却承受多年的牢狱之灾,一直到很多年后事实才证明他们是对的。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斗争,由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一事证明是正确的。

非常讽刺的是,这些人被扣留的理由是他们主张新加坡独立。然而,当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之后,他们仍然身陷囹圄。除非这个问题获得充分讨论和进行再研究,否则,研究60年代新加坡历史的学术成果,不能赢得别人尊重和被视为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