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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人民党副主席郑则耀演讲稿:左翼团结与当前迫切任务

编者按:本文中是新加坡人民党副主席应左派工会厂商工友联合会的邀请,于1965年11月14日就新加坡被赶出马来西亚成立新加坡共和国后的主讲全文。文章以扫描形式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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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太宝:争取一个真正独立、民主、统一的马来亚

编者按语:

本文中是前社会主义阵线国会议员谢太宝博士于1966年7月29日在左派工会新加坡厂商工友联合会为他举行的有关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后的政治局势的专题演讲全文。本文章以扫描形式上载。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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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版)2018年老友春节聚餐会CELEBRATING LIFE

功能8   Function 8

作者:张素兰

时光似箭流失。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将2018年老友春节聚餐会的照片整理上载,农历新年元宵节已经过了。我们就此表示歉意!

以下是我们在老友们于2018年2月18日在丹绒加东商业大厦千禧楼举办农历新年聚餐会上拍摄的一部分照片。

每年的农历新年初三,那些在活跃于50年代和60年代的左翼成员都会聚集在一起,举办一个温馨的聚餐会和回顾过去年代的历史。

在过去的岁月,他们都是朝气蓬勃的青年人。他们积极参与了学校抗议英国殖民主义者制定的各种不合理的政策活动;他们协助当时的职工会领导人工人为争取合理的薪金和工作条件而展开的罢工斗争。因此他们当中许多人都遭到当局使用各种法律法规对付。他们遭受起诉和迫害。他们当中很多人最终都在内部安全法令下不经审讯被拘留监禁。当中许多人被监禁超过10年,他们的宝贵生命时光都被行动党政府剥夺了。

这个聚餐会是由已故林清祥先生在几十年前发起的。刚开始时,仅限于邀请那些经历了艰苦岁月的华文教育活跃分子参加。“老左”们,这是我们对他们亲切的称呼,是一个非常杰出的组织者。即便是没有使用现代化的电子邮件和手机传讯(whatsapps)等工具,他们每年都能够召集自己的老友们把这个餐馆场所填满。他们也以歌声迎接贵宾们的到来出席参与盛会。

老友们的春节初三聚餐会早期是在珍珠坊举办的。但是由于参加聚餐会的老友人数逐年增加。原餐馆已经无法容纳了,他们就转移到丹绒加东的千禧楼。每一年的聚餐总是挤满一堂的。今年也不例外,出席聚餐会的参加人数约近500人左右。

老友们在几年前开始决定邀请功能8 (Function 8)的成员共同出席聚餐会。接着,受英文教育的青年社运分子也被受邀参与了。今年我们定了两桌,我们沉静在合唱团充满沛力的歌声中。他们与嘉宾们有节凑一起合唱。

一本关于南洋大学的历史资料封面投影到舞台的银幕上。这是要提醒这所大学的创办者的伟大正直,但是他遭受到不平的对待。

年轻的社运工作者利用这个机会采访了几位嘉宾。为New Naratif网站撰写文章的克里斯丁.韩莉颖小姐采访了几位老左。她已经把采访文章刊登在如下网址:https://newnaratif.com/…/remembering-coldstore-singapores-…/

今年农历初三的老友聚餐会出版了一本《南洋大学消亡始末》的书籍。当年华校生遭受非正义的痛苦经历的历史照片都刊载在这本书里。

当南洋大学被强行关闭时,或者政府喜欢称之为“于1980年与新加坡大学合并”,对于南洋大学的同学来说,这是一个极其悲痛的日子。过后,两间大学也都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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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大学被李光耀扼杀的事实不容歪曲!

转载自新加坡文献馆

03/03/18

作者/来源:陈国相 (25-2-2018)

南洋大学被李光耀扼杀的事实不容歪曲!读李春华:“多请些‘外来的和尚’吧”[i]后感

上海特级教师李春华,主张中国国内各类的“审查”,“评判”,不应由有关当局的上级负责,而应“多请些‘外来的和尚’”。为了说明这一点,他根据陈毓贤《洪业传》[ii]书中的叙述,说“1959年,甫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邀请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洪业、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等5人前往狮城,委之以南洋大学审查委员会委员,验收‘南大’是否够资格获得政府承认。洪业等人到新后,经过近一个月的考察,一致投了否决票。”

李春华指出:“‘南大’通过或不通过,对于新加坡政府来说,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审查必须是真实、公正的,这是政府正确决策的根基。而‘外来和尚’恰好满足了这一点。”

李春华还表示特别赞赏审查委员会的两位‘外来和尚’:“首先,洪业、钱思亮等人都是享誉世界的知名学者和教育家。洪业是民国时期燕京大学的教务长,是燕大从不起眼的教会学校而腾飞为北平名牌大学的重要‘助飞者’;钱思亮曾任北大、西南联大教授和台湾大学校长,是台大成为国际名校的奠基者,他们的资质无可挑剔。其次,他们都具有崇高的职业操守和学术良心,绝非几个‘红包’能收买得了的,其人格也不用担心。更重要的是,他们与南洋大学没有任何利益上的交集,超脱而又中立,借用一句专业术语讲,这叫‘异体监督’,这就为念出‘真经’创造了条件。“

李春华不仅重述有关白里斯葛调查委员会的所谓事实。他继续引用《洪业传》报告:“南洋大学。。。满以为会顺利通过,但结果却是这般。办校的华商极为恼怒,把气发泄到了洪业的学生、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张天泽身上,说这‘坏结果’与他有很大关系,将其住宅四周涂满了粪便。这样的‘反弹’,我想洪业几人不会毫无所料,但他们还是“守身如玉”,不为“民意”所动,客观公正地审查‘南大’”。

要用新加坡政府如何对待南大作为中国教育改革的列子,得先了解引用的列子的全部事实,单靠一个87岁的老人家的口述回忆录是不够的。在李春华于1984年发表他的文章的时候,南大已被新加坡政府关闭四年,在这一段时间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文报章,杂志,和各种出版物,对新加坡政府的罪行和华社的抗议,有大篇幅的报道。一个特级教师想来应该是一个能够客观看问题的高级知识分子,应该是一个摆事实,求真理的人。怎么会不想想要提到南大时,应该参考南大当时所处的社会对她的看法?一个应该是开明的人,怎么会这么糊涂?

我个人尚无机会拜读陈毓贤的《洪业传》,也没有能力判断书中所记载有关南大的事情是否是洪业所说?我没有听说洪钱两位在离开新加坡之后,有否公开发表过他们当“外来和尚”的言论。我只想问:老人家对30 多年前的事,还记得多少?陈毓贤在访问老人家收录谈话时,对南大的事了解多少,有没有就洪老的一些不平常的言论提出反问,要求洪业澄清?但是无论如何,李春华引用他人的记载,就等于接受被引用人的意见,他必须对这些言论负责。

我读过洪业的友人,适逢白里斯葛调查委员会进行工作时正在新加坡大学担任中文高级讲师的贺光中先生,在他评论白里斯葛调查委员报告书的一篇文章里,对委员会的工作方法,有这么一段话:“夫来星目的,原为调查,乃先与所欲调查之对象隔离,不赴南大就地观察,不与各方人士接谈,仅凭收到之函件,环至一室,交换意见,已定去取,而所受到这函件,据洪煨莲(即洪业)君称有攻訐私人者,有迹近疯狂者,凭为信谳 ,成绩可知。”[iii]这虽然不能证明或否定陈毓贤书中所载洪老的话。可是它说明一点,那就是洪老对委员会的做法,是很不满意的,对当时南大的处境,还是同情的。

贺光中文章还为当时在南大任教的教师们,因为白里斯葛调查委员报告书贬低他们的资格和经验而大抱不平。我读了贺光中这篇文章后,心中曾经产生过这样的问题:既然洪钱两位是在中国国内和国外学术界工作多年的老前辈,既然不满意来调查委员会的工作方法,为什么没有为南大这批和他们几乎同辈或者同事过的教师们,说句公平话?为什么得跟着带有政治色彩的委员会主席和秘书走?难道老前辈们不知道可以提出“少数委员报告”(Minority Report )吗?李春华称赞“他们都具有崇高的职业操守和学术良心。。。其人格也不用担心”,显然,这和我当时的感觉有很大的差距。

让我们看看有关白里斯葛调查委员会的事实[iv]。这调查委员会并非如李春华所说,由李光耀委任,而是被他取代,由英殖民地政府扶持的林有福政府委任的。1959年是南大开学的第三年,但是英方反对创办作为维护中华语文文化和发扬马来亚文化的南大的心未死。社会上(特别是受英文教育的社群)存有歧视南大的言论。其实,在新加坡的教育制度之下,作为一所民办大学,南大本来可以不考虑学位受不受承认的问题,不像李春华那么无知地将新加坡的制度等同于中国的:“南洋大学是新加坡本土大学,政府前去验收责无旁贷。教育部虽说没有洪业、钱思亮那样具有世界眼光的大家,但手中有的是权,一所“民营大学”敢对政府“审查组”说不吗?”事实上,早在南大开学后的几周后,林有福政府里的教育部长就声明不承认南大学位,将学位问题提到议事呈上。为了消除这对南大顺利发展的障碍,南大行政委员会(非李春华所说的执委会)主席张天泽,得到代表出钱出力创校的东南亚华社的各界人士的南大执行委员会主席陈六使的同意,要求政府设立一个由国外教育家组成的团,调查南大和由殖民地政府成立的新加坡大学。这不是要避免“画地为牢,夜郎自大,使‘南大’失去了一次最权威的‘会诊’和‘体检’机会”,因为南大在全华人社会关心之下,有信心办好自己的事。设立国外专家团的目的是要证明南大水平并不比官方办的新加坡大学差。 调查委员会是成立了,但是政府只要它调查南大,而且委员会由和英殖民地政府有直接关系的西澳大利亚大学校长主持,由轻视南大,听从新加坡政府指示的公务员关世强当秘书。委员会的调查范围定为“调查南洋大学的学术水准和教授的适当程度以及为保证满意学术水准工作而采用的设备与方法,并提出建议”。调查经过即如上贺光中先生所说,调查态度表现在不但不和调查对象(包括南大创办人,教职员,和学生)直接面谈,还罔顾事实,不问南大创办目的和过程,最后,竟擅自超越指定的调查范围,就学位问题,发表否定的意见。林有福收到报告后,发现其对南大的无理攻击,恐怕华社不能接受,担心在即将举行的大选中失去华裔选民的支持,不敢公布。李光耀本来心中反对南大,但是却会用反殖民地主义的姿态,欺骗选民而获选。上台后,李光耀就计划利用“外来和尚”的报告书制造议论,解决他心中的“南大问题”。显然,南大学位被否决,不是请不请“外来和尚”的问题,而是邀请“外来和尚”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是有意帮忙还是存心迫害南大?结果是否会被阴谋家利用?

其实,“外来和尚”不止一次迫害南大。李光耀公布了白里斯葛调查委员会报告书后,利用它所造成的混乱,组织第二批“外来和尚”,公开的目的是审查第一批“外来和尚”的改革建议,暗里却一方面借这安排拖延时间,待机会成熟时(即反对势力被他消灭后)解决所谓“南大问题”,另方面根据第一批“外来和尚”所设立的罔顾事实的模式,无视南大校内情况,向南大当局施压,以达到夺取大学领导权,窃取南大的办校使命。第三批“外来和尚”的公开任务是为南大设计全面改革蓝图,以使她适应新马合拼的新局面,事实上是将南大的历史和校内情况抛到一边,强制将大学全面英语化,把独立的大学变成为英文至上的新加坡大学的附属。在南大成为新加坡大学的二流翻版之后,新加坡的局势已经全盘受李光耀控制,所以第四批“外来和尚”的任务已无需对外隐瞒,只需来访三天两夜,根据政府提供的假数据,让“‘守身如玉’,不为‘民意’所动,客观公正地审查‘南大’”能顺利进行,“‘异体监督’,。。。为念出‘真经’创造。。。条件”。“真经”即是新加坡只需一所大学,南大应和新大合拼为新加坡国立大学。

但是李春华或会感惊奇,最后李光耀并不敢只靠“外来和尚”献出来的屠刀杀害南大,因他不想承担消灭南大的责任,便来个“里应外合”,说最后合拼是由在他的控制的执政党内当国会议员的南大毕业生要求的。

李春华不止歪曲实事,还恶意抹黑,污蔑南大当局。白里斯葛调查委员会工作的时候,我在南大还未毕业,还寄宿在校内,对校内的情况相当清楚。委员会报告书公布时,华社上下哗然,群起抗议委员会无视南大创校背景,指出委员会有成见,建议无根据,无理擅自修改委任状,学生会也发表声明指出,作为一所新办的大学,改革不断求上进是应该的,但是委员会报告书不负责任的建议不能接受。校内对张天泽没有一致的看法,有人怪他有私心,有的说他的原意没错。但是绝对没有发生“办校的华商极为恼怒,把气发泄到了洪业的学生、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张天泽身上,将其住宅四周涂满了粪便”的事情。张天泽住在校内由校方供给的别墅,华社上下热爱社区亲自创办的南大,怎么会损坏学校产业?学生更是不时举行美化校园运动,怎么会去破坏校园美观?这是最下流的指责,和林语堂说南大是共产党所占据,建议殖民地政府将几十名南大人拘捕一事是同出一辙。

李春华的指责,文章的口气,说什么洪钱两人“绝非几个‘红包’能收买得了的”,就张天泽住宅四周被涂满了粪便事说“我想洪业几人不会毫无所料”,事实上就是将海外华人看成是粗鲁,野蛮,没有文化素养的一群,完全不理解海外华人维护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的意志和决心。

南洋大学作为中国境外唯一的华文大学,在那恶劣的环境里坚持了24年,培养了近12,000名为新马社会服务的毕业生。特别是在她尚未严重受到“外来和尚”的“真金”影响的前十年里,毕业生的表现更是突出,他们当中约百分之十获得世界名校的高等学位,有些或是返母校执教,或继续在外从事教学研究,使南大成为东南亚高等教育的明星。李春华可以糊里糊涂地赞赏李光耀的才能,但是他不能歪曲南洋大学被李光耀扼杀的事实!

I.李春华“多请些‘外来和尚’吧”,新加坡文献馆(www.sginsight.com)11/02/18
II.洪业口述回忆录,英文原著于洪业(1893-1980)过世后出版,中文版由作者亲自翻译,简体版于1991年出版
III.贺光中“予对于《南大评议会报告书》之意见”,李业霖编“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2002,164-167页
IV.“剖释白里斯葛报告书评议”第一,二,三,四章,新加坡文献馆,10/02/18,17/02/18,18/02/18,24/02/18. 又 Tan Kok Chiang, My Nantah Story, the Rise and Demise of the People’s University (陈国相《我的南大故事,一所人民大学的兴亡》) 有详细记载南大的兴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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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版)前政治拘留者纪念1963年2月2日的冷藏行动Remembering Coldstore: Former detainees speak

前政治拘留者纪念196322日的冷藏行动

联合采访者:克里斯丁.韩莉颖(Kirsten Han汤姆.怀特( Tom White谭柄鑫( Thum Ping Tjin 

201831

编者按:

  1. 本文章是三名采访者于2018218日在新加坡举行的一年一度老友们的春节聚餐会上采访了于196322日在“冷藏行动”计划下被逮捕的部分政治拘留者。

  2. 中文翻译版里的插图,除原文所附载受访者及采访者的图片外,其余图片均为本站加载。中文版本内容如与英文原文有所出入,均以英文版本为最终解释权。

  3. 本篇文章刊载在如下网站:https://newnaratif.com/journalism/remembering-coldstore-singapores-former-detainees-speak/

  4. New Naratif 网站的宗旨:见网址说明:https://newnaratif.com/manifesto/

 1963年2月2日“冷藏行动”至今已经55年了。在这场大规模的警方逮捕行动中超过110人被捕,当中包括反对英殖民统治活跃分子、职工运动者、学生和党派人士。他们在不经审讯下在新加坡被被监禁;他们是在英国殖民主义者反对共产主义的幌子下被捕。这场逮捕行动重挫了新加坡左翼反殖民运动并摧残了当时的主要反对党——社会主义阵线。(它在立法议会的51席位中拥有13席。由时任总理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政府拥有25席)。

在“冷藏行动”中的被捕者当中有些在监牢里被监禁超过10年之久,他们没有经过正常的司法诉讼被判处刑罚。“冷藏行动”在新加坡史上仍然是一场最大规模和逮捕和监禁行动。

在过去数十年里,有关这些左翼分子的活动事迹,在新加坡官方的叙述中大部分被遮蔽或抹去。根据2015年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1963年2月2日的“冷藏行动”是其中最少为新加坡国人铭记的纪念性事件之一。但是,老左们都一直牢记这起事件,他们在每年的农历新年都会举行团聚午餐会。对于他们而言,这个聚餐会是与老友们相聚和回顾当年活动的日子。

今年New Naratif文章负责人在政治拘留者农历新年常年聚餐会上采访了一些前政治拘留者。我们与他们进行了简短的采访并附上他们的照片。在访谈文章里我们同时并列了政治部,也就是“新加坡内部安全理事会”(Singapore Internal Security Council)的档案资料评注。(新加坡内部安全理事会当时是由7人组成:包括了英国最高专员公署和2名高级的英国殖民地官员,包括李光耀在内的3名行动党政要,及马来亚联合邦内政安全部长敦伊斯迈尔医生Tun Dr. Ismail)“新加坡内部安全理事会”的职责就是负责决定进行逮捕行动和监禁的决策机构。New Naratif提供的这些政治部解密资料是取自英国国家档案馆。

蔡炜伴 

蔡炜伴是新加坡书报印务业职工联合会会员。

他说,

“他们要我签署文件“谴责”共产主义,假设拒绝签署这份文件,他们就不会释放我出去。我是属于新加坡书报印务业职工联合会的成员。”

我被监禁大约10年。我在不同的监狱里度过,其中包括了樟宜监狱、女皇镇监狱、中央警署、樟宜明月湾中心 — 一所设在樟宜监狱里、专门关押政治犯的中心,目前已经关闭。我并没有受虐待;但是,我被单独监禁3个月。

英国档案馆档案

保密级别:涉嫌为共产主义份子

最先接触共产主义思想是在中正中学求学的时候,后来是新加坡中学学生联合会的活跃分子。当1956年新加坡中学联被封禁时,由于他涉及学校的亲共活动而被开除。

 

 他于1959年第一次进入纺织工友联合会成为受薪秘书,他或许是按照马来亚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指示,在1959年大选时,由于行动党领导层已经出现分裂,他是主张亲共工会领袖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与大选的推动者之一。但是,不知何故,尽管一些候选人已经敲定,终究没有提名参选

1960年6月,他在亲共的泛星职工联合会里担任更重要的职位,他负责工会出版的刊物《泛星报》的出版工作,同时特别积极地训练工会干部,灌输共产主义理论。1961年11月,他担任新加坡书报印务业职工联合会的总秘书,也同样为该工会开展共产主义培训班

 概要地说,蔡炜伴的案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政治部就凭诽谤、影射和猜测等手段用类似“共产党员”的罪名加载于许多反殖民主义活跃分子的身上。随着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日益壮大,越来越多人要求新加坡争取独立。英国殖民地当局的对策就是扩大对共产主义的定义,证明自己镇压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合法性。

1956年8月,政治部主任艾伦.比拉迪斯(Alan Blades)和殖民地秘书大臣威廉. 顾德(William Goode)在一份内传备忘录里,认定一切反对政府的言行,合法与否,目的都是为了支持马来亚共产党;因此,必须把这一切都列为属于共产党颠覆活动和威胁。政治部就是以这个“定义”为借口,逮捕了许多反殖民主义者。但是,对于上述的断言,政治部并没有提供丝毫的证据。在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他们就会行动迅速并提出指控。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他们只好不经审讯地监禁这些反殖民主义者。

汪永祥

汪永祥是人民协会的会员。在行动党分裂后,人民协会属下许多支持社阵的工人推举汪永祥为 代表,与李光耀谈判。

他说:

“我是因为李光耀而被捕的。因为我代表工友和他进行争执时,他告诉我,他送我到日本去深造和训练,我回来却和他作对。我想,我的监禁是由于李光耀个人的恩怨。我被监禁了8年4个月,星加坡所有的监牢我都住过。”

 英国档案馆的档案

保密级别:涉嫌为共产党同情者。

他于1959年成为共产党控制的缝业工友联合会受薪秘书;1960 成为亲共校友会的总务。

 

 当他受委为人民协会组织部负责人之后,于1960年6月辞去缝业工友联合会受薪秘书一职。1961年在共产主义理念的影响下,在人民协会雇员当中积极鼓动反对政府。他通过工会的干部训练班散播共产主义宣传舆论;他积极参与推动共产党统一战线,进行反对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的合并以及1962年的全民投票。

尽管汪永祥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或者说共产党的同情者,但是,他仅仅被怀疑是一个共产党的同

情者而被监禁超过8年。李光耀以为他是属于自己的派系,1960年把他安置在人民协会时,将会是一个可靠的支持者。李光耀感到惊讶的是,汪永祥却肩负自己的职责,认真严肃地为工友争取利益,反对李光耀企图颠覆工会的独立性运动。单是个人的不同意见却戏剧性地改变了汪永祥的终身命运。

陈国防

陈国防于2018年2月18日在农历新年参与老友聚餐的近照。

 当我在南大求学时,是学生会的积极分子,担任两届学生会的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南洋大学刚毕业不久,我就被监禁4年半,被指控是共产党同情者。他们并没有指控我是共产党党员;但是,我视自己为反殖民主义份子。

英国档案馆获取的资料

保密级别:

 1954年因参与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国民服役登记运动被学校开除。1957年9月,被指为华校中学内,组织“学习小组”感化活动的负责人之一。1957年9月25日被捕,于同年10月9日获释

1960/61年为南洋大学学生会外交事务组负责人,企图与新加坡大学学生会和国际学生联合会(共产党统一战线组织)建立关系。积极参与共产党鼓动的反对华校中学3-3制改为4-2制的活动。1962年8月随新加坡大学学生会访澳大利亚,代表团返回新加坡时被发现拥有宣传共产主义的刊物

华文中学教育制度从“三三制”(三年初中和三年高中)强制性改为“四二制”(四年中四和两年大学先修班)的政策具有高度争议性。不同的教育制度应该精简为统一的制度,其实这原则当时获得广泛的支持。问题是,改制过程令人难于置信的匆忙,当局只给华文学校数个月的时间准备,整个过程严重缺乏沟通。即便是时任教育部长杨玉麟和他的官员也被这样的改制速度感到不知所措,有时所传达的信息也不准确。伴随华校教育制度的改革,华文教育的其它方面也根本改变(包括学校周期、教师薪金和教育水准等)。而且当局也没有制定任何政策,解决因为改革对那些未得到帮助的学生的影响。很自然的,当局于1961年中期告知华校高中一学生,他们年尾将突然面对离校考试时,后者极感愤怒并进行抗议行动。不幸的是,这起事件发生时,刚好是行动党发生分裂的时候。李光耀找到借口,说学生的抗议行动是与社阵串谋进行

叶金豹

叶金豹出生于马来亚,他被捕时年龄27岁,后公民权被吊销,在驱逐法令下被驱逐出境。他不是唯一的案例,国际特赦组织在1976年有关新加坡国情的汇报中注意到:“一般的情况是引用内部安全法令或者驱逐法令,将政治犯监禁。”那些不是在新加坡出生的政治拘留者的公民权则被吊销并驱逐出境。

他说,

“他们5-6名警方人员,在当天凌晨2点钟来到我在如切工作的咖啡店,接着把我带到欧南路警署。我到达警署时已经挤满了人,我被监禁了4年半。我是新加坡公民,但是我丧失公民权。他们把我送到关闸,我几十年来无法回来新加坡。现在我可以回来了,两三年前我终于获得马来西亚的公民权。(对克里斯丁.韩说)当时您还没出世。当时发生了很多事情,包括独立运动、议会选举、反殖组织等等。像我这样年纪的人见证了当时的历史。”

英国档案馆档案

保密级别:涉嫌为共产党同情者

1951年,他强烈批评政府逮捕共产党员的行动,全力支持人权组织鼓动要求释放被捕者。他处处维护共产中国并在政治问题上长期坚持共产党的立场。他在新加坡咖啡店员联合会担任不同职位,与涉嫌支持共产党的人有密切的接触。他积极游说工会会员,确保共产党控制的新加坡泛星职工会的政策获得最大的支持。

这篇摘要的讽刺意味是:

1956年时期人民行动党是一个反对党,领导人民批评殖民政府的政策。从1956年10月开始,时任首席部长林有福逮捕并不经审讯地监禁许多反殖民主义的社团成员,学生及从事党派政治的国人,许多人民行动党党员都在被捕的行列中。当时李光耀在立法议会领导反对林有福政府,谴责林有福为政治理由进行逮捕行动,并把林有福形容为英国殖民地的傀儡。七年后,李光耀使用同样的手段对付他的政治对手,同样以林有福在1956所做的一切为自己辩护,什么对抗“共产党份子”,什么维护“国家的安全”等等。

1970/71年的绝食绝饮斗争

最近几年,人们的话题更多是环绕1963年的“冷藏行动”和1987年的“光谱行动”;但是,逮捕行动不仅限于这两年。副总理张志贤在2011年在国会声明中说,从1959至1990年,一共有1,045人首先在“公安法令”(Preservation of Public Security Ordinance -PPSO),后来改名为“内部安全法令”(Internal Security Act -ISA)下被扣留。

由前政治拘留者卢妙萍所收集整理的一份从1950年到2015年政治拘留者的名单中,人数多达1300人。这些被捕者都是在内部安全法令第8款下被监禁的。在这项条款下,政府可长期延长监禁被捕者的期限,每期时限为2年。大约有1000到1500人在内部安全法令第74款项下被逮捕,这些被捕者都是在没有发出拘捕令下被内部安全局拘留。内部安全局仅仅怀疑被捕者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即可将其拘留长达28天。许多政治拘留者在拘留时间达28天后被释放,但在他们踏出内部安全的管辖范围后又立即被逮捕。

据所得资料,政治拘留者被监禁的牢房条件经常是龌龊恶劣。国际特赦组织1976年的报告书里揭露:(政治拘留者的)食物质量非常差,家人可带进监狱的食物补给非常有限。

左至右:卓秀珍、沈仲叶和吴萍华

在农历新年新加坡老友聚餐会上的合影.

 卓秀珍、沈仲叶和吴萍华是在1970年被监禁,她们为New Naratif 提供更多详情,其中一些叙述证实了国际特赦组织报告书的内容,即政治拘留者的家属在探访期间,只能隔着一道玻璃墙,通过电话与亲人进行交谈。

政治拘留者与家属之间交谈受监狱官员监控。他们在交谈过程中,如果监狱官员认为他们之间的谈话不在许可范围内,监狱官员便随时可中断双方的电话交谈。政治拘留者不允许阅读某些书籍,非禁书也不例外。送进牢房给政治拘留者阅读的报章会开天窗,为了防止政治拘留者从报章里获得监狱外的某些特别信息,监狱实施了严格的报章审查制度。

当时,政治拘留者面对另一种不可接受的条件:监狱当局要政治拘留者在狱中每天进行数小时的劳力工作。被捕时年龄只有20岁的卓金枝说:“他们的目的是要软化我们的思想,让我们与他们合作。”

政治拘留者尝试与监狱当局的负责官员进行谈判。被捕时年龄只有19岁的吴萍华说:“我们一直寻求与他们对话;但是,始终没有结果。”

最终政治拘留者决定与1970年12月15日采取强硬行动,包括卓金枝、沈仲叶和吴萍华在内的8名女政治拘留者开始进行绝食斗争。在其他监狱里的男政治拘留者也加入绝食斗争。卓金枝说:“在绝食斗争开始的第一个星期我们还有喝水;过后,我们连水也不喝了。”

参与绝食斗争的政治拘留者被监狱当局强行灌注食物,开始为每天一次,接着每天两次,之后每天三次。这三名政治拘留者对当时的经历记忆犹新。

“他们使用胶管从嘴巴强行插入喉道,如果无法将胶管插入喉道,他们就是用较小的胶管从鼻孔插入。胶管的另一端有一个漏斗,牛奶倒进漏斗经过胶管进行强灌。后来,他们还在牛奶里加入了一些补助维他命。”

绝食者伤痕累累,她们的手脚被手铐扣在椅子上,监狱官员强行扒开她们的嘴巴。由于监狱官强灌牛奶,她们的喉道被胶管擦破。被捕时年龄只有25岁的沈仲叶回忆说,当绝食的政治拘留者吐出嘴里的奶牛时,有时还可见血迹。

吴萍华说,“我们要他们同意接受我们的要求,拘留期间不得逼我们工作并改善生活条件。我们写信给家人,告诉他们由于牢里的条件非常苛刻,我们要进行一场绝食斗争。”

在绝食斗争一日一日度过,政治拘留者家属在狱外通过各种各样的斗争,迫使政府改善他们的亲人在狱中的拘留条件。

他们还于1971年,在《现代亚洲杂志》发表了一份公开信:“今天,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政治拘留者的生命受到威胁,李光耀政权必须承担全部的严重后果。李光耀政权必须立即停止迫害和虐待政治拘留者,解决政治拘留者的全部合理要求,无条件释放所有政治拘留者。”

尽管面对痛苦和非人道的待遇,在当局做出让步前,政治拘留者的绝食斗争坚持超过130天。政治拘留者终于不需在狱中被逼工作,牢内的部分生活条件也获得改善。

阔别重逢的老战友

傅树介医生被监禁17年,他在农历新年的老友聚餐会上受到战友的拥抱

今天,老友们在朋友及家人的陪同下,欢宴叙旧。但是,仍然有人在内部安全法令和刑事(临时)拘留法令下不经审讯被监禁。在没有控状、审讯、探访拘留者的情况下,我们对内政部在公开声明里对他们的监禁指控,无法确定是否有充分的依据。

克里斯丁.韩莉颖  Kirsten Han

克里斯丁.韩莉颖是New Naratif网站的主编。她同时是一名新加坡的记者。她的工作范围涉及社会正义、人权、政治和民主的主题。他署名的著作刊载在英国的《卫报》(The Guardian)、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亚洲时报》(Asia Times)和《推动非暴力》(Waging Nonviolence)等。她的著作内容涵盖了有关个人被剥削、同性恋平等和言论自由等。作为一名社会运动者,她鼓吹在新加坡废除死刑制度。她是“我们坚信第二次生存机会” We Believe in Second Chances)组织的发起人。

汤姆.怀特  Tom White

他原籍来自英国北部约克郡的布拉德福德(Bradford, West Yorkshire in the north of England)。汤姆.怀特目前是驻扎在新加坡的一名自由摄影工作者。他的摄影作品在国际上发表和展览。Originally from, Tom is currently based in Singapore where he works as a freelance photographer. His photography has been published and exhibited internationally. Editorial clients include, , , , U.K, and. 他的客户包括了《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洛杉矶时报》(The L.A. Times)、《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时报杂志》(TIME magazine)、英国《卫报》(The Guardian)、《汤申路透社》(Thompson Reuters 和《欧洲新闻摄影社》(The European Press Photo Agency

 谭柄鑫博士 Thum Ping Tjin

谭柄鑫博士是东南亚研究项目的发起人(director of Project Southeast Asia)。它是一个设在英国牛津大学的东南亚跨学术研究中心。落得学者、英共和联邦学者、奥运健儿、唯一游过英吉利海峡的新加坡人。他的工作重点是着重于有关治理与政治。推动最新著作是《与神话共舞》(Living with Myths in Singapore)(共同编辑有罗家成(Loh Kah Seng)和杰克.谢(Jack Chia)。他在iTune社交网站创建的“新加坡历史”(“The History of Singapore”)视频节目。

 

Remembering Coldstore: Former detainees spe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