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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版)我们在60年代里成长 Coming of Age in the Sixties

经《新马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艰险历程》作者许可,本网站转载本篇文章。特此说明。

作者:许赓猷  卢朝基

 快像雄狮般从梦中醒来,

你们有的是无法征服的数量,

像抖落露珠般地抖落一

在昏睡中被套上的枷锁,

你们千千万,他们一小撮。

(雪莱,《暴政的假面具》)

我在新加坡的一所教会学校里长大,接受我所擅长的圣经科目的灌输,加上大量英国浪漫诗人的作品,两者的结合大大地激起了我的青春想象力。我是在一个保守的中产阶级华人家庭中抚养长大的,我的参与政治更多的是由于际遇而不是个人的选择。

50年代的新加坡,正处在反殖民主义斗争的痛苦之中,于 1959年达到最高潮。那年笼罩着新加坡的强烈政治氛围,是由于行动党和其它政党为成立新加坡岛上的第一个自治邦政府而展开的竞选活动而引起的。只有外交和防卫事务仍然操在英国殖民地政府的手中。

在那些日子里,大选的宣传活动持续进行长达几个星期之久。只有从1963年大选开始,行动党修改了选举法律,才把竞选活动压缩到只有9天。因为新加坡没有 电视机,当时的大众传播媒体是收音机、报纸、杂志和群众大会等,而群众大会显然是所有政党能向选民介绍他们的候选人和政纲的最受欢迎的工具。它是一种极佳 的街头戏,候选人所选择的方言或语言和演讲技巧十分重要。

我的父亲的家族在桥南路拥有广兴(Kwang Heng音译)金铺,它曾经是新加坡最大的零售金铺。他是一个政治保守派,热心支持林有福领导的新加坡人民联盟。当行动党在1959年赢得压倒性胜利时, 他很不开心。(他到了1963年才转向行动党,响应他们的恐惧运动,说亲共的社阵的胜利将会剌激联合邦联盟政府的神经,进而直接统治新加坡)

我的母亲是吉隆坡人,我于1944年在那里出生。不久之后,我们就在日本投降之前搬到新加坡居住。我的外祖父与外祖母(他的第二个妻子)以及他们的八个儿 孙居住在沙球劳路( Circular Rd)的一幢的殖民地式大洋房里。我的外祖父和他的两个大难不死的兄弟在吉隆坡拥有并且管理一家大型的华人酿酒厂,他是轩尼诗的独家代理,拥有一个锡矿场 和一家饼干工厂,是战后马来亚最富裕的人之一。不同于我的祖父,他是一个热情和仁慈的人,经常慷慨解囊襄助他的雇员,对待他们犹如自己的家人一样。我在吉 隆坡度过了所有的假期,有着许多快乐的回忆。马来亚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政治概念,而是我所长大和热爱的社会现实。

我从小就对社会中贫苦和不幸的人抱着强烈的同情心。我们在新加坡的一些近亲在生活上陷入了困境,但是得到我的父亲的慷慨帮助。有一位近亲甚至必须把他们所 有的五个幼女送给别人收养。另外一位亲戚则艰苦挣扎,所有九个儿女和他们的父母挤住在一起。对他们来说,生活是十分俭朴的,但是他们一直都是一个愉快和可 爱的家庭。金钱并不是生活的全部。

大约1960年前后,金铺的生意结束了,部分原因是由于市场竞争,另一部分原因则是由于大家族内部的冲突,我的家道开始没落了。父亲在马来亚银行找到了一 份出纳员的工作,他在那里为一份微薄的薪水而长时间地劳碌工作,直到60岁退休为止。因为缺少金钱的缘故,我们节衣缩食,尽量减少各种不必要的开支。我亲 身体会了阶级斗争的意义。

1950年到1962年,我在圣安德烈学校读书,以三科特优两科优等的成绩通过了高级学校证书考试。新校长Francis Thomas祝贺我是该年度毕业班成绩最优异的学生。1963年,当我报名入读大学时,我获得了新加坡自治邦奖学金(总统奖学金的前身)。由于我在大学社 会主义俱乐部的活动,我的自治邦奖学金在1964年在不说明原由的情况下被取消了。由于我还有享有新加坡大学的另外两项奖学金,因此我还是能够在除了减少 买书和住在家里,不住宿舍之外,没有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完成我的学业。

我的意识觉醒归因于我在圣安德烈学校读书的那12年。安德烈学校位于波东巴西附近,有许多来自贫寒的工人阶级家庭的学生。有些学生甚至穿了破鞋子到学校上 课。我们有一个永久性的建校基金,但是从来没有盖过任何新校舍(直到我在1962年毕业以后的好几年)。据说,那是一个用以弥补校长超过十年的赌马损失的 非法目的基金。有一个连年考试不及格的同学可以跟我们一样,年复一年地升读到高年班毕业,无需留班。他的父亲是一个百万富翁,和校长的关系密切。

政治觉醒

所有这些因素在1959/1960年新加坡的政治温室气氛中的结合,唤醒了我的社会良心。麦经施路(Mackenzie Rd)老丽士戏院旁边有个报摊,我从小就去光顾那个摊位。我是通过它所销售的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机关报《华惹》而发觉该俱乐部的。《华惹》与我后来阅读的 一些书籍,一起给了我政治教育。对我影响最深的三本书是: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高尔基的《母亲》和Richard Llewellyn的《青山翠谷》。前两本书是众所周知的,而最后一本书则是叙述一个威尔斯矿工家庭的生活,和成年人如何一个又一个地死于肺病。

1959年,我在题为建国的校际作文比赛中撰写了第一篇政治文章,并且赢得了第二名。饶有讽刺意味的是,颁发奖项给我们的是比赛的评判乔治汤逊( George Thomson),他是殖民地遗留下来的人物之一,后来当了由政府设立的对公务员进行政治教育的政治研究中心的主任。

1961年,作为学校的历史学会主席,我组织了一次关于《学生在建国中的角色》的论坛。我邀请人民行动党、新加坡大学学生会和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派代表来 参加。拉欣依萨( Rahim Ishak)代表行动党、许通美代表新大学生会和Francis Chen代表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发了言。当Francis Thomas发现我也邀请了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时,他气得脸色发青,但是为时已晚,来不及改变了,因为我们发出的邀请已被接受,并且已经宣布将在新加坡自 治邦庆祝日在学校举行论坛了。

1961年,《华惹》宣布在羽毛球馆举行群众大会,抗议新成立的刚果共和国首任总统卢蒙巴被人刺杀的事件。(一位比利时学者最近出版的一项研究,根据可获 得的新证据证实比利时介入此事)。我决定和我的两位同学一起出席这个大会。这是我出席过的第一个群众大会。作为对人民行动党和左翼政治错综复杂事物的一位 初学者,我被一位蓄着胡子名叫詹密星( Jamit Singh)的印裔工运人士在发言结尾时所受到的热烈的鼓掌欢呼声所困惑,它跟行动党秘书长李光耀在发言结尾时所受到的礼貌式掌声形成对比。

1962年,我和我的两位同学出席了由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组织的关于合并的基础和马来西亚的论坛,在论坛上,兀哈尔( S.Woodhull)生动地形容蒂凡那(Devan Nair)是一位世界旅行者一 他越是向左走,就越是接近于右边。在这个论坛上,许通美代表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讲话,支持新加坡独立的主张,这是他长期持有的立场。蒂凡那是我遇见的第 一个真正的政治人物。我的同学、法官Winslow的儿子,跟他很要好,在1959年他获释后带着我去见他。虽然我们是学生,但是他却眼我们畅谈了一个多 小时。我那时还不知道行动党的内部政治,被他的流利的口才和清晰的政治分析所吸引。

当我开始上大学一年级时,我已经不再是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的一个陌生人了。

1963年参加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

注册成为新加坡大学新生之后不久,我就加入了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主席是来自爱德华宿舍楼最后一年的医学院学生Peter Eng,他是活跃于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的最后一位医学院学生,与50年代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当时医学院学生领导并且支配了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到了60 年代,多数活动份子来自武吉知马校园的法学院、理学院和文学院的学生,少数来自药剂系。虽然我们把Peter Eng带来的一位名叫Foo Yong Bock的医学院学生推选成为中央工作委员会的委员,以维系我们跟印度兵路(Sepoy road)爱德华宿舍楼的联系,但是他在一年之后就辞职了。与其它宿舍楼相比,爱德华楼成了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对外拓展的一个空白区。

在我加入之后不久,一个外表热情的印度族同学就眼我攀谈起来,他用很高的嗓音质问我为什么决定加入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除了卷曲的短发和佩带的黑色镶边眼 镜之外,他穿着的宽松的白色长裤和衬衣,令我想起了甘地。在随后的几个月内,R. Joethy和我经常在下课时到同学们喜爱的树荫底下的sarabat小店里消磨了许多时光。他是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的一位活跃份子和优秀政论家,直到他 爱上当前的妻子Prem以后才逐渐离开了我们。

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分别是Lim Swee CheongSoh Siak Hiong。后者后来在19639月到伦敦经济学院去修读大学课程。我记得曾经出席他在克里门梭大道丽的呼声电台附近举行的告别晚宴。那是在大选的 前夕。一群为数约四、五十人的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会员正处在亢奋的心态之中。那天晚上充满了呼喊口号的声音,并且一定使得餐馆里的许多客人感到不快,但是 他们如果不是因为太有礼貌就是不敢反对我们。大家对于社阵即将在选举投票中获得压倒性胜利充满了信心。

1963年大选是一个分水岭

19639月大选期间,我们30多人聚集在戴美路( DalveyRd) Farideh Namazie的豪华住宅里,由他的父亲(他是一位太平 绅士)宣誓就职成为助选工作人员。这是我对真实政治的第一次体验。不知是有意的或是无意的安排,我们大多数人最后都去帮助了代表社阵竞选黄埔区 (Whampoa)P. Oorjitham医生,他是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创立会员(和首任秘书长)。很少人去帮助在甘榜格南(Kampong Glam)区代表社阵出选的陈仁贵,那里的胜选希望被认为远比黄埔这样一个中产阶级选区大得多。

虽然P. Oorjitham医生输了(陈仁贵也一样,只以237票之差输给行动党的拉惹勒南),但是我对社阵所获得的广泛的基层支持,特别是来自比较贫苦家庭的支 持深有感触,连我们经常停下来喝汽水止渴的小贩也不肯收取分文,以展现他们的团结精神。受华文教育的社阵助选人员的奉献精神也令人印象深刻,他们一直忙碌 到深夜。当最后的选举结果被宣布时,它犹如五雷轰顶,因为许多人都预测社阵将会脱颖而出。

社阵的失利有许多原因,包括缺乏足够的时间进行正常的竞选活动(几乎不到9天的时间),而李光耀却在几个月前就已开始他的51个选区的步行访问;替社阵印 制竞选宣传品的印刷厂受到干扰; 不允许被拘留的社阵领导人代表党参选;王永元的人民统一党在超过一半的选区派出候选人参选所造成选票分散;以及人民行动党指联邦政府对社阵的胜利将会有负 面反应的恐惧运动使得中立的和右翼的选票转而投向他们等。

在竞选运动期间,李光耀先生宣称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正受到它的前成员、现在是社阵领导人的傅树介医生和S.兀哈尔等人控制,并声称他已截获信件以证实他所说的话。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秘书长Lim Swee Cheong对这个指摘作出了反驳。

大选过后,对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的支持明显减少了。对于少数遗留下来的活动份子来说,这是一个孤独的时期。像R. Joethy这样的老练和热忱的领导成员全神贯注于应付他的法律考试,因为他在较早之前已由于他的课外活动而两次不及格。其它成员像Lim Swee Cheong则逐渐淡出。只有少数人愿意为中央工作委员会服务。印尼的对抗正处在高峰阶段。行动党利用了杀害两名无辜旁观者的麦唐纳大厦炸弹爆炸事件 大作文章。印尼空军空降了数十名新加坡的武装志愿军进入岛上的偏远地区,但是全部被活捉了。我们知道在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的生活不会再是称心如意的 了,但决定继续进行下去。

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校友

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当时处于财政窘境。为了保证有足够的基金来支持我们的活动,我们决定去拜访会员名册上的每一位附属会员(即已经毕了业,但希望保留他们 与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关系的前会员)。我在Soh Siak Hiong离开之后当选成为新的副秘书长。当我们亲自去拜访这些附属会员时,许多人都反应积极,给予我们50元到100元不等的赞助费,在那些日子里,这 是一个不小的金额。 王木泉(Ong Bock Chuan)不久之后接掌司库。他的表现证明了他是一个孜孜不倦的筹款兼招募新会员的能手,由于他的善于劝服别人的热忱,R. Joethy就赐给他一个王牧师的绰号。

我记得曾经拜访过Jerry Goh医生和陈成发医生、Hedwig Annuar以及一些我已经忘记名字的人士。少数人让我们先接受他们的一番训斥,然后才肯解囊相助。我们当作是他们慷慨解囊的代价。大学副校长B.R. Sreenivasan的儿子Gopal Baratham医生特别支持我们,经常邀请我们到他的家里喝茶或吃饭。我们也到李氏基金会去拜访拿督李光前。他是一个亲切和令人愉快的老人,客气地以茶 水接待我们,并且慷慨捐助了200元。我们年轻又热情,甚至跑到一些毕业生如Tan Peng Boo所任职的政府办公室去向他们募捐,并没有引起他们过度的尴尬。

其它的支持者包括左派律师T.T.拉惹,他无私地将他的一生和他的律师事务所的业务奉献给左翼工会、学生和政治拘留者,为他们提供免费法律服务长达数十 年。他在那些岁月里的微薄收入,并没有阻止他对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慷慨解囊。在中国从1982年开始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开放之后,由于他对他的长期客户中 国银行的忠诚,他的业务后来大受禅益,生活逐渐好转起来。

我们去吉隆坡,向拉惹古玛医生(Dr. M.K. RajakuJnar)、赛胡申阿里教授(Prof. Syed Husin Ali)、陈志勤医生以及其它一些甚至跟俱乐部没有关联的人士募捐。我记得陈志勤医生曾经邀请我们到他的豪宅里共进晚餐。尽管我们在年龄之间存在着间隙, 但大家有着伟大的同志情谊。我们知道当时我们不是孤独的。

1967年,新加坡社团注册官不允许那些已经毕业的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前成员成为附属会员。这个决定是有政治目的的,因为许多其它获得更大资助的学生组织以及教育机构,都可以争取他们的校友在道德上和物质上的支持。

出版《Siaran Kelab Sosialis

我们的财政状况稳定了之后,接下来的优先事项就是出版一份内部刊物,以取代被取缔的《华惹》杂志。因为我们没有对外发售的出版准证,所以我们就出版一份只 在校内、友好组织和附属会员内部发行的内部油印出版物。我们称它为《Siaran Kelab Sosialis 》,并且在页面底部添附Omar Khayyam的诗句,提醒《华惹》的读者。拉惹古玛医生后来说,如果换上Hedwig Aroozoo写的那首关于〈东方红〉的诗歌中的一句诗将会更好。

某些在《Siaran》里发表的文章是由我撰写的,部分原因是为了保证它的及时出版。我极力鼓励其它成员投稿,但效果不大。我写的主要文章是评论当时的各 种问题,从〈评吴庆瑞博士的财政预算案〉到表态支持社阵候选人王清杉等。王清杉在芳林补选中与行动党的李炯才对抗。我们呼吁王永元支持左派,他虽然作出了 正面的回应,但是行动党仍然在1964年胜出。我有时也给新大学生会的《大学生》报投稿。

1964年到1966年之间,我们设法每年平均出版三到四期的《Siaran》,因为公开宣传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对当时许多问题的立场,以及传播社会主 义理论是极为重要的。每期平均出版300份,并且用人手派发,以节省邮费。尽管《Siaran》在校内的发行量有限,印刷质量也欠佳,但是我了解到如果我 们要继续出版,就得听命于校方。校方于1968年坚持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必须申请出版准证。索套一步步地勒紧了。

60年代,当时的总理李光耀经常到校内来演讲。我可以回忆起在1963年发生的两件事。他在1963年由新大学生会组织的一场演讲中,对着众多的学生听 众宣称,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是由在伦敦的成年人操控的一个成人宣传鼓动工具(他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对我们来说,他显然是指流放在伦敦的约翰伊峇 (John Eber) R. Joethy从学生会大厅后面大声喊道胡说,胡说。李先生回答说胡说?好,我们会拿出文件证实我所说的话。它将涉及关闭一个资料来源,但由它去吧。《海峡时报》次日报导了整个对话,而《Siaran Kelab Sosialis》则在1964年第2卷第1期作出评论。

李总理另一次到校园参观时,王木泉决定送给他一份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的新机关报《 Siaran》第一期。李总理说:哦,你们还在干啊!你们有多少会员?”站在后面的R. Joethy大声回答说三百!”(李总理在较前的一次演讲中声称马共在新加坡只有300名成员)

马印对抗

虽然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左翼,从19615月东姑在外国通讯员俱乐部发表演说开始,就反对马来西亚,而且苏加诺总统也是如此,在1963年就展 开了粉碎马来西亚运动,但是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在印尼伞兵和志愿者在马来亚半岛和新加坡空降之后,就对印尼侵犯我国领土完整一事提出批评( Siaran》第2卷第3)。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建议用一个比军事解决更好的办法来解决冲突,因为军事解决只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那就是把我们 的外交关系重组为跟亚非国家那样,对东方或西方国家采取不结盟政策。对于许多观察家来说,马来西亚由于她跟西方的结盟而在联合国里遭受孤立,与苏加诺领导 下的印尼受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广泛支持相比,是显而易见的。苏加诺是1955年历史性的亚非万隆会议的创始人之一。(在敦拉萨于1969年成为首相之后,这 一经验有助于改变马来西亚的外交政策,从亲西方国家转为不结盟。)

学术自治

大学副校长B.R. Sreenivasan是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的一位伟大的维护者,他把柏林自由大学作为一个主要榜样。他在行动党政府尝试控制大学之后被迫退休,我和 Joethy到他家里去拜访了他。他显得很沮丧和失望,在跟我们谈论他过去的梦想和希望时啜泣。不幸的是,他的大学愿景与行动党的并不一致。我在他辞职之 后没有再看到他。

在争取大学自治、反对政府即将到来的蚕食斗争中,我们认定用来领导斗争的最佳工具是新大学生会,而不是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由身材高大、富有号召力、精力 充沛和独眼的James Evatt Wee领导的另外一组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会员和支持者,在后来的几年内筹划并且顺利地赢得了学生会理事会的几个席位。学生会理事会的许多会议,由于右翼学 生的强烈反对而往往拖延至深夜过后才散会,除了后来组成民主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学生之外,他们由于不同的原因而来自不同的阵营,其中有许多人来自马来西亚。

大学生们争取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斗争持续进行了许多年。它是一场必败之仗,因为胜利了的行动党政权逐步扩展了它对高等学府的控制。这场斗争在1966 底达到最高潮,一千多名新加坡大学的学生举行抗议游行,政府首次采取直接惩罚的措施,通过开除3名马来西亚学生领袖来对付大学生。(请看下文)

我跟新大学生会最密切的关系就是担任它的机关报《大学生》报的编辑委员,我在那里发表了一些文章。我从来不被学生会的政治混战所吸引,宁可留在小得多的和 以事业为目标的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同志情谊里头。我觉得在幕后默默写作比起在大型会议上作前线辩论更为舒适,虽然我确实曾经主持过好几场大学社会主义俱 乐部的论坛和讲座。

冷藏行动过后新加坡缺乏同情性校友会员的情况下,我们经常到吉隆坡去享受附属会员和其他志趣相投的朋友们的殷勤款待和聚会。由于我们计划在1964 2月举行纪念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成立10周年的活动,因此我花了好几个小时采访了M.K.拉惹古玛医生,他是雪兰莪劳工党主席,在巴生行医。遗憾的是, 我后来丢失了对他所作的关于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早期情况的回忆的所有笔记。他和当时在冷藏行动下被拘禁于新加坡的傅树介医生是创会初期的关键性的推动 者,即使《华惹》编辑委员会已被扩大至包括公众人士心目中更加著名的其它成员,如詹姆斯普都查里(James Puthucheary)和王庚武博士等人。

政治拘留者

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的3位校友,詹姆斯普都查里、S兀哈尔和林使宾,是在冷藏行动中被扣留仅一年之后最先投降、并且签署谴责个人政治信仰声明作为 换取自由代价的人士。由于他们蒙受了第一批逃兵的污名,对于那些仍然在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里活动的我们,这是一个低潮期,因为团结对于那些被扣留的人士的 生存是至关重要的。(这个耻辱后来被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其他校友,如傅树介医生和林福寿医生各自坚持几近20年的原则性抵抗,而被拭抹得一干二净了。)

我从未见过这两位医生当中的任何一位,直到他们于1972 (傅医生的第一次获释)1984(林医生获释)获得释放为止。然而当我们在1963年邀请他们两位的妻子BeatriceGrace共进晚餐时,我 见到了她们。我很天真地问Beatrice说,和她在一起的那个小男孩是不是他们唯一的儿子?她大笑地回答说那里有时间生得更多啊!”在随后的几个月 里,我们到Grace在安柏路(Amber Rd)的公寓去看望过她好几次。我们都觉得她是一个活泼和热诚的人,百分之百的支持她的被扣留的丈夫。我们通过她们送了一些书籍过去,包括在那些日子里仍 然被允许阅读的《每月评论》 (MonthlyReview)的经典著作。这样,我们就能够给我们的被扣留的校友成 员提供一点精神上的支持,以及获得关于他们的消息。

1966年某个时候,我们几个人到法庭去聆听T.T.拉惹起诉《海峡时报》诽谤罪的审讯。该报在一则报导中说,林清祥在樟宜监狱中由于RB囚室(清祥囚禁 于此)E Hall囚室(林医生囚禁于此)政治犯之间据称的争吵而企图自杀。我们到那里去给出庭的被拘禁的校友成员包括林福寿医生和马哈迪瓦(Mahadeva) 供精神上的支持,并且亲眼看一看那些激励我们奋斗的人。我记得内部安全局的ASP Seah Wai Toh在法庭内盯着我们。

在詹姆斯普都查里成为吉隆坡Skrine & Co.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之后不久,我见到了他。他对李光耀十分敬重,认为李光耀是历史上少数具有远见的个人和政治领袖。他已甘心接受左翼的失败,即 使那时基层的支持仍然是强大的。他个人也对林清祥十分尊敬。我也在吉隆坡的另一个场合上见到了S兀哈尔,但是他态度冷淡,对事情漠不关心。詹姆斯看来已 经安于他的生活状况,兀哈尔却没有。兀哈尔在若干年后完成的尚未出版的回忆录中,仍然保留着他的节操不变,没有为他过去的活动而感到遗憾。

 

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藏书和《华惹》

19632冷藏行动期间,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多年来小心翼翼地积累起来的捐书,以及所购买的关于社会主义理论、其它政治经济问题的图书,由阿都 马吉(Abdullah Majid)寄放在他的新加坡朋友的家里妥善保管着。他在1963年跟我们联系,要把书退还给我们。我们到巴西班让去收集这份珍贵的遗产时,见到了一位肤 色白暂、头发短曲,身材矮小结实的马来人。我在随后的几年里,在他还没有加人敦拉萨政府之前,曾在吉隆坡看望过他两次,当时大家都叫他多拉 (Dollah)

思想教育对于任何左派组织都是重要的。由于社会主义者有一个清晰的世界观,因此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对于帮助提高我们的成员的思想水平、了解和改善人类社会至关重要。这些书籍都被物尽其用,有一些书为我们的会员学习会提供了基础。

我必须想办法在我的杜尼安路(Duneam Rd)学生宿舍的房间里安置这些图书,因为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在1963年之后不再有如同早年陈仁贵、R. JoethyWong Kum Poh三人掌管时那样,有一个作为它的主要活动份子集体住宿兼作俱乐部之家的处所。虽然俱乐部的负责人如Peter YipChanFee Hon等人,在1966年恢复了一个集体共用的俱乐部之家,但是由于缺乏适当的存放地点等原因,这些藏书在往后的岁月里,随着委员的改选和毕业而逐渐 丢失了。

我受托保管的最珍贵遗产,就是记录着其发展历史的《华惹》期刊一一1954年的第一期,收录着导致著名的煽动审讯的历史性社论《在亚洲的侵略》;直到50 年代末,刊头改成红色之前,那黑色刊头的独一无二精装本《华惹》;一本后来几年的红色《华惹》的平装合订本。这两本《华惹》提供了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从 1953年到1962年的第一个十年存在的历史资料,它是那个创立十年的政治事件和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立场的历史纪录。《华惹》在19632月的冷藏 行动期间被取缔了。

在新加坡于19658月从马来西亚分家独立之后,我们预料政府会对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采取干扰或惩罚措施。James Evatt Wee,另一位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的领导人,自告奋勇要把这两套珍贵的《华惹》合订本安全地保管在他的地下贮藏室里。他家住在达尔基斯路 (Dalkieth Rd),贮藏室就在那宽敞庭院里。我把它们交给他保管,但是后来获悉他把它们借给了别人,现在已经无法挽救地丢失了。唯一留存的《华惹》,是在国家图书馆 和大学图书馆里(作为被查禁的出版物)作有限制流通的版本,仅供已登记的学者借阅。

民主社会主义俱乐部的成立

每个社团或俱乐部,都有权根据它所主张的目标和纲领接受或拒绝新会员的入会申请。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是建立在争取摆脱英国殖民地统治的自由斗争、实现 人类社会的社会主义愿景的双支柱之上,因此领导层在道德上有义务根据它的前十年(1953-1962)的光荣传统,去捍卫整个组织的完整性。

在过去,执政的人民行动党领导层曾经特别关注党被不认同党所主张的目标和价值的人劫持的风险。新加坡在50年代和60年代正处在政治的十字路口,社会被深 刻地分化了,有些人支持执政的人民行动党领导层的计划,即基于马来亚联盟政府的建议而提出的通过合并取得独立的计划;有的人则反对根据联盟政府提供给新加 坡的条件加入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本身是英国人首先提出的概念,作为他们退出殖民地战略的一部分,类似一个新殖民主义阴谋,旨在保留英国对马来亚联合 邦、新加坡和北婆罗洲疆土的帝国影响。

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是新加坡(以及未来组成马来西亚的其它州属)当中,最先反对加人马

来西亚的条件的许多组织之一。新加坡在加入马来西亚几乎不到两年之后,即19658月的退出,证明了它反对马来西亚的立场是正确的。

1964年初,一些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领导层有明显关系的大学生,表达了他们想要加入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兴趣。我们决定阻止他们加人。社会主义见解本 身,一直都有不同的型态,这反映了更加广阔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运动。一直以来,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都能包容这些不同观点。像Loke Yat Ken这样的众所周知的、在马来西亚和社会主义问题上持有与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领导层不同立场的个人,是被允许继续当会员,并提出可供选择的看法的。

我们受邀到Loke Yat Ken的家里,跟行动党的领导成员如黄麟根和Patmanaban Selvudurai等人茶叙,他们反驳我们在马来西亚问题上的立场。过后不久,我作为俱乐部的秘书长,接到了由数十名学生签名要求加入俱乐部的的申请 书。递交申请书的人是国防部长吴庆瑞博士的儿子Goh Kean Chee,而且许多与他同时申请的人都是莱佛士学院的同学。他本人是新加坡大学的一名尚未毕业的学生,

他的学期在5月份开始,不久之后他就在9月间前往伦敦经济学院继续修读他的大学课程。或许他认为他可以如法泡制其父早年在伦敦时的做法一即把约翰.伊峇(John Eber)等人驱逐出马来亚论坛,在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以同样方法对付我们。

他们甚至没有给予我们回应他们的申请的礼貌。在我接到他们的申请书之后的第二天,《海峡时报》和其它新加坡报章就以显著的版位刊登了一份新闻声明,宣布民主社会主义俱乐部的成立。(值得注意的是,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在过去和未来的新闻声明,都很少在《海峡时报》上刊登过)

民主社会主义俱乐部成立后不久,就很荣幸地邀请到李光耀总理到来作关于《民主社会主义者面对的问题》的演讲。在较早之前,他拒绝了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和新 大学生会邀请对大学生作演讲(见《Siaran Kelab Sosialis》第2卷第3期, 196411月号)。民主社会主义俱乐部成为行动党部长们的工具,好让他们来校园对大学生作可预测的规律性演讲。到了后来,民主社会主义俱乐部实际上成 为行动党的代理人,当然也成为该党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运动的大学生代理人。在这时候,即使是行动党的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总机构的成员党也受到邀 请。民主社会主义俱乐部的机关报《Demos》的创刊号,试图把他们的民主社会主义版本定义为福利国家,一种走向更加公正和平等社会的手段。另一篇文 章把民主社会主义描述成一种观点和一个良好的战斗口号。第三篇文章则声称他们的角色是培养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以确保国家的生存(1965 8月号的《Siaran Kelab Sosialist )

民主社会主义俱乐部成立的一个后果,就是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丧失了它在国际社会主义青年联盟(lUSY)的附属会员资格。IUSY后来把所有邀请出席它的 会议的通知书都转寄到人民协会去,而人民协会则不出所料地授权民主社会主义俱乐部去出席。IUSY的决定是投机取巧的,因为他们不说明原因或原则,就断绝 了跟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过往的所有关系。我曾经在1963年会见了前来新加坡进行最后一次访问的IUSY秘书长Sture Ericson,发觉他充其量只是一个肚子里没有火的社会民主党人而已。

我的前辈经常参加世界各地举行的各种国际青年学生会议,我们跟他们不同,很少在国际上活动。我只记得在196465年,曾经有一次跟一批美国大学生打过 交道。他们是由新大学生会协调前来新加坡进行访问的。他们特别请求与我们会面,想详细了解我们对于越南和其他国际问题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是我们向往的模 范社会,但是我告诉他们,诸如古巴和越南等小国的社会主义实验与我们的关系更为密切。虽然越南战争和民权斗争是当时美国校园内闹得沸沸扬扬的事件,但是对 这些访客而言,它们似乎只占着次要的地位。

60年代民主社会主义俱乐部的一位前主席许黛安博士,在最近出版的新加坡刊物《圆切线》 (Tangent)上回忆说,在她的那个岁月里,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相对地不活跃,并且是由诸如RaymondOngChan Kian Hin等中产阶级大学生所管理。她又宣称,民主社会主义俱乐部是作为替代亲共和极权的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而成立的社团,但是她没有提供细节以支持她的 论点。

与许博士的指控相反,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在它的整个历史中,始终接受并且容纳不同社会主义倾向的成员。在我的时期,著名的持异议者Loke Yat KuenLee Chee Leong(民主社会主义俱乐部主要创建人的好朋友),都可以保留他们的会员资格,并且在校园内举行的大部分是开放给所有会员和朋友参加的会议上,自由地 和明确地表达他们的看法。我们的机关报《Siaran Kelab Sosialis》发表了与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立场不同的文章。中央工作委员会是在常年大会上由会员公开选举产生的。不同于其它团体,我们不是根据列宁主 义的原则一一即干部选举中央委员会,而中央委员会又反过来任命干部组织起来的。

虽然已经过了四十多年,我对我从1963年至1966年的大学生岁月的回忆是,在这些年里直到它最后在1971年被镇压为止的期间,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的 活动及其会员人数正处于它的最高峰时期。学生们特别是新生们继续寻找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它的领导人是可以轻易地从各种校园社交活动中辨认出来的。作为对 公共关系和竞选行销活动的新手,我们并没有刻意地把新生、任何具体小组、政治背景的人视为招募入会的对象。我们注意的是,那些寻求加入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 的人,在他们入读大学之前就已经有了社会主义的倾向。

我们每年都有组织政治论坛和讲座的计划,邀请各种政治组织和派别,以及个别学者和其他专业人士前来主讲。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不需要寻求大学管理层的预先批核,只需预订大学的演讲厅或是学生会大楼的大厅就行了。公众人士和学生可以自由出席,不用登记。

韩素音和阿历佐西

1963年,我主持了我在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的第一个论坛,题目是《外国援助与对外贸易》。我们邀请了韩素音医生、阿历佐西(Alex Josey)和法律学院的Athulah Mudali(他后来返回他的出生地斯里兰卡,在那里平步青云,身居内务大臣高位)。在《华惹》的早期,阿历佐西经常提供财政资助和撰写稿件,因为他把自 己伪装成一名自由新闻工作者,以掩饰据称他跟英国情报部门的联系。在对外国援助的利与弊的激烈辩论中,韩素音在论坛上称他为殖民地杂种。从此以 后,阿历佐西不再出现在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的活动场合。他后来成为李光耀的一位奇妙的传记作者,并且后来被禁止进入马来西亚。

在那些日子里,最受人欢迎的主讲人无疑是韩素音医生,她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国际发言人。(中国在60年代禁止外国人访问,人们普遍渴望知道关于中国的发展和 事件的准确信息,因为中国重新建构人类平等新社会的社会实验鼓舞了全世界的听众)。她是一位精力充沛和很有吸引力的演说家,可以滔滔不绝地在座无虚席的演 讲厅里讲上两个小时,让她的听众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她最后一次接受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作关于红卫兵演讲的邀请是在1966年,正好与李光耀总理对民主 社会主义俱乐部的演讲撞期。由于她当时住在新山,因此在长堤的关卡受到拦阻,不允许她进入新加坡,并且永久地被禁止入境了。

在马来西亚时,我们经常邀请马来西亚的政党领导人,包括陈志勤医生和马来亚劳工党的V.戴维、砂拉越人民联合党的王其辉医生和杨国斯,以及社阵的李绍祖医 生前来主讲。当时任职新加坡地方法庭法官的J.B.惹耶勒南,也是我们的主讲人之一。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许多这些政治讲座和论坛都是座无虚席的,反映了在 那些日子里大学生们的政治兴趣水平。我们的会员人数也处在顶峰时期。我们经常有多达四十至五十个积极会员,参加我们在邵仁枚的罗央(Loyang)独立洋 房举行的经常性的周末学习小组活动。这些活动纯粹是内部事务,没有邀请任何外界主讲人参加。虽然我们的总会员人数从未到达一百人,而且仅占大学生总人数的 一个微不足道的百分比,但是令人感到非常欣慰的是,一批批聪慧而又年轻的受英文教育的大学生源源不断地加入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尽管大家都知道执政的行动 党已经不喜欢我们,而且还有民主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存在。

据我所知,即使是在60年代,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的会员也大多数是来自中产阶级家庭,而且主要是受英文教育的。虽然通过政府的助学金和奖学金,大学录取新 生的人数大大增加,以容纳来自贫困家庭的合格学生,但是只有一个微小百分比的中学毕业生成功考上新加坡的高等学府。我们的会员只有小部分是来自工人阶级家 庭,而且他们总是不活跃的。

越南战争

我们有许多人是在越南战争的阴影之下成长起来的。对于我们当中的一些人,那是我们青年时期的一个起决定性作用的事件。紧接着美国支持的、超过50万印尼人 民被血腥屠杀的事件和印尼共产党及其盟友实质上被赶尽杀绝之后,由新成立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在1962年领导的越南起义,证实了中国的人民战争 论,以及毛泽东的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观点的正确性。

1965年美国在越南内战中的军事干预,引起全世界人民普遍的抗议和强烈的反对。越南人是搞国际团结工作和公共关系的真正高手。新加坡和马来半岛也不例 外。不计其数的贫苦、装备不良的越南农民战士,不分男女老少地反击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他们的英勇牺牲巨大地鼓舞了全世界其他的解放斗争。它再一次有 力地肯定了(由地方奴仆支持和教唆的)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贫苦的和被压迫的殖民地人民的共同敌人。

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自成立之日开始,就一直维系它与新加坡和马

来亚半岛其它高等院校的兄弟学生组织的密切关系。一个由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南大政治学会和 新加坡工艺学院政治学会三名代表组成的联合活动委员会,自1960年以来就已存在,并且每年轮流当主席。这个委员会经常开会讨论,以及协调关于当前各 种共同问题的行动。

马来西亚成立以后,紧随着反马来西亚运动的焦点问题之后又有其它紧迫的问题,特别是1965年美军在越南南方的大规模登陆,美其名是回应吴庭艳号召协助抵 北方侵略的请求,实际上却是认真开始的一场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越南老百姓蒙受的巨大痛苦,激起了全世界的抗议和支持。

由于可以获得的、关于越南南方民众恢复武装反抗美国强加的南越吴庭艳兄弟政权滥用权力事件的本土刊物的不断增加,因此人人都可轻易地了解到60年代越南南方人民抵抗美国侵略的真实本质。

联合活动委员会开会讨论,并且议决发动一场反对越战的运动,除了举行讲座和论坛、制作在公共场所派发的反战海报之外,我们以在禧街( Hill Street)的美国使馆前面举行学生集会,呈递反对越战的备忘录作为活动的最高潮。

我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研究、完成17页长的反对越战备忘录,并由联合活动委员会的三个学生组织联名签署。备忘录详细介绍了越南人民抵抗运动的历史,从奠边 府战役谈到东京湾事件,突显了美国人使用凝固汽油和生物武器一橙色脱叶剂对付赤手空拳的平民,其后果迄今仍然可以在40年前遭受伤害的越南农民的被毁容的 孩子脸上见到。在举行批核这份文件的会议上,南大代表认为文件结尾的决议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谴责语句不够严厉!我们一起用适当的词组修改了该决议。

在没有印刷资源和办公地点,而且在当时那种必需用人手打字和刻

写钢板蜡纸的原始复制状态之下,我们获得了新加坡厂商工友联合会的支持。它是被吊销注册的汛星各业职工联合会的后继者。他们的职员在哇燕街(Wayang Street)会所内漏夜赶工,为我们打字和印刷一千份冗长的备忘录。他们的团结精神也表现在拒绝接受金钱报酬,以作为使用他们的有限资源的补偿,他们只要求保留一百份作为他们的会员教育用途。这份备忘录以后由左翼兄弟组织翻译成华文和马来文,散发到整个马来半岛去。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形象,再次远播到 校园之外。

在美国使馆外的反战集会没有实现。南大学生在遭受自1963年以来无数次的拘捕、开除学籍和驱逐出境以后,投票反对参加集会,因为他们相信这个集会将会引 起进一步的拘捕行动。由于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和工艺学院政治学会没有足够的会员人数来搞一次大规模的集会,我们决定只向美国大使提呈备忘录。对我们来说, 这是一个令人扫兴的结局,我们觉得大失所望。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向来都采取符合社会主义国际性、跟被压迫的殖民地人民的斗争相一致的行动,但是我们的富有 战斗精神的南大兄弟却令我们失望。

在随后的60年代末期,即从1966年到1968年,美军轰炸河内和海防,战争扩大到北越,因此在新的领导层领导之下,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积极恢复和参与 了其它左翼组织的反越战运动。1966年,阿都拉萨和Peter Yip在校内组织一次具有创意和影响力的美国对越南平民犯下的战争暴行的图片展览。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秘书长Chan Fee Hon是最有作为的新领导人,他在1967年担任以李绍祖医生为主席的《援助越南委员会》委员。这个联系被认为具有足够重大的意义,值得吴庆瑞博士在 1966年对民主社会主义俱乐部的一次演讲中作出评论。(谢太宝是在1967年美国约翰逊来访时举行的一次反越战示威中被拘捕,并且后来被扣留了长达27 年之久。他是社阵的国会议员。)

吉隆坡的示好

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约莫一年之后,我们接到了二个参观马来西亚外交部新加坡分支机构的邀请。谦恭有礼和富有魅力的哈仑依布拉欣(Harun bin Ibrahim)接见了我们,并且告诉我们说,中央政府不反对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或它的任何成员,有意要和我们就国家课题展开对话。在联盟政府长期敌 视马来半岛左翼运动的情况下,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有趣的形势转变。

这证明了是环境上的一个适合时宜的变化,并且消除了行动党编造的故事,即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是新加坡共产党统一战线的一个部分。这也给予了大学社会主义俱 乐部反制衡受行动党支持的民主社会主义俱乐部的一个力量。有一次,一位南大生被新加坡政府以安全为理由,拒绝批准他到荷兰去攻读研究生课程。在哈仑的 帮助下,联合邦政府否决了州政府的决定,给该名学生签发了一本护照,让他顺利出国。

外交部常任秘书加扎利沙菲( Ghazalie Shafie),是第一位到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发表演说的资深马来西亚官员。这在俱乐部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在加扎利沙菲演讲过后,我们一起喝咖啡, 当我们向他提出复办在1963年的冷藏行动下被取缔的《华惹》问题时,他的态度友善,但是避免对复刊一事作出承诺。虽然我们把我们所提出的出版物改名 为《Bersatu》,但是许可证始终没有发出。

马来西亚副首相敦阿都拉萨来到校内发表演讲。双方同意,对他来说,在一个由新加坡大学学生会(USSU)组织的集会演讲,要比在有政治倾向的大学社会主 义俱乐部组织的集会演讲更为合适。当时的学生会是由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的成员所控制的。在一个由敦拉萨举行的关于他的访问的招待会上,几位学术人员包括历 史系讲师Chiang Hai Ding博士(行动党成员)和我们的整个中央工作委员会都被邀请了。我开始认识他的政治秘书阿都拉阿末

( Abdullah Ahmad),一个快活和富有魅力的人。

在学生会组织的另一个讲座中马哈迪医生被邀请了。他当时刚跟马来西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闹翻不久,仍然处在在野的政治状态之中。马哈迪发表题为〈马来人特 权〉的演讲,说马来人是在自己的国家中被人剥夺了公民权利的民族。我记得许通美当时的强烈反应,他通常是一个情绪容易激动的人。他问道对于一个移民来 说,他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把这个国家叫作自己的国家呢?”

1965年,联合邦财政部长敦陈修信也向新加坡大学经济学会的常年晚宴发表演讲,他谈了当时热门的话题与马来西亚的共同市场?”。我当时是大学社会主 义俱乐部主席兼经济学会主席,在后者较早之前举行的常年大会上,我是由另外一批与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迥然不同的会员普选出来的。

陈修信在演说中猛烈抨击行动党给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共同市场的道路设置障碍,共同市场是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之后预期带来的许多好处之一。演讲结束后,他请 求我介绍他给出席晚宴的15张筵席中的每位来宾认识。我认为他是在进行竞选活动。不久之后,在我的非洲旅行之前,我受邀到他的吉隆坡办公室去见他。他告诉 我说中央政府对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或任何成员都不持有什么看法。他也问我您是否认为吴庆瑞博士将成为马来西亚一位好的财政部长?”

在那些年头里,经济系有着强大的自由传统,不同于黄麟根博士和Chiang Hai Ding的历史系,那是行动党的一个强大堡垒。经济系教授包括著名的持有左派观点的John Purcal博士和Donald Blake博士。前者在1962年向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会员作了三次关于政治经济系列的演讲,后者则是研究劳工经济和印尼问题的专家。

John Purcal出生于马来亚橡胶园的一个贫苦家庭,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高等教育,有一阵子在圣安德烈学校教过书。他后来毕业于英国的赫尔(Hull)大学, 继而前往加拿大卡尔加里( Calgary)攻读研究生课程。John告诉我,在青年时期他口袋里通常只有不超过十分钱。在英国,他加入了工党,也认识了Hugh Gaitskell

当殖民地政府在1957年拘捕许多左翼工会人士、学生和领袖时,他向Hugh Gaitskell提出抗议,但是后者告诉他说,行动党领袖支持这些拘捕行动。John及时地把这个消息传递回他在马来半岛的朋友,因而招惹了李光耀 对他的敌意。李总理于1966年或67年在一次校园演讲中说,社阵成员现在正在砸毁红绿灯和用油漆在街道上涂鸦,但是我不会惊讶,如果共产党人仍然在大 学社会主义者当中保留着他们年老的忠实信徒,这些人由于年岁增长而日见肌肉松弛和不大露面

马来西亚部长们到新加坡大学作日益频繁的访问,引起总理李光耀本人的评论。他说,新加坡大学成了联合邦政府最新的宠儿,他们似乎爱上了大学生们。

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的一个40人代表团受邀参加马来西亚政府主办的长途巴士旅游团,到马来半岛各州首府去参观。在每个城市里,他们都被当作州政府客人接待,受邀参加州务大臣特设的宴会。在吉隆坡,他们的正式主人是敦阿都拉萨本人。

我和Lim Teck Hui、王木泉则另外参加一个马来西亚学生代表团,跟半岛马来西亚的其他高等院校的学生代表一起前往非洲和斯里兰卡访问六个星期。访问埃及过后,我们分成 两批, Teck Hui和木泉访问东非,我则去访问西非。我记得访问过开罗、塞拉利昂、拉各斯、象牙海岸、加纳和塞内加尔,会晤了他们各自的学生会。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阿 拉伯的学生领袖,当时埃及正处在纳赛尔(Nasser)领导下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高潮时刻。在加纳,由另一位传奇的反殖领袖恩克鲁玛(Nkrumah) 领的非洲民族主义也很引人注目。后殖民主义的非洲充满了希望和前途。城市是繁忙的,但是没有交通阻塞,不论昼夜到处走动都是安全的。几乎看不到非法屋、贫 民窟或叫化子。在最后一站的达喀尔(塞内加尔首都),我们从接见我们的塞内加尔教育部长那里获知了新加坡从马来西亚分家独立的重大新闻!

如果星马没有分家,新加坡留在马来西亚的范围之内,人们说不定会猜测新加坡内部的政治会发生什么转变。我们知道联合邦政府正在认真考虑释放在冷藏行动之下被扣留的主要左翼领袖。根据推测,他们的情报机构一直都确定许多在196322日和以后被监禁的人士,其实都不曾是马共党员或它的任何卫星组织的 成员。因为英国的殖民地档案有着大量的证据证明,是行动党领导层极力要求拘捕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而且要求拘捕得更多。

回过头来看,我们在60年代中期正面回应马来西亚政府的示好的动机究竟是政治机会主义还是政治策略呢?我想或许是两者的混合。尽管苏加诺的粉碎马来西 运动仍在进行之中,马来西亚已经成为一个既成的事实。新加坡左派正处在政治困境之中,必须有人打破僵局。在我们看来,释放政治犯将会带来关键性的变 化。(虽然李绍祖医生对我们的行动感到不高兴,但我在若干年之后获知,在樟宜监狱里被扣留的领袖,一般上都赞同我们与吉隆坡达成默契的策略。)

19665月,中国共产党发布了著名的《十六条》决议,开始发动历史上第一次由执政党鼓励其公民造反有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中国领导人说 明,文化大革命是解决中国问题和基于中国具体情况的一项内部事务,但是它的影响很快就扩散到世界各国的左翼运动里去,包括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虽然我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可以获得的每一期新出版的中国理论刊物,并且在思想上获得最新的知识,但是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本身却只受到轻微的影响。不过,在 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其他地区的左翼组织,却出现了一种文化大革命式的重新战斗的精神。新加坡的主导左翼组织一社阵内部发生的两件事值得一提:

  1. 谢太宝和李绍祖医生之间发生意识形态上的争执,以后者要求前者作羞辱性的的公开道歉作为恢复党团结的代价而宣告结束。这个作法肯定无助于恢复大众的信 心和尊敬。虽然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里的一些受华文教育的成员曾找我斡旋这场党内争执,但是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不准备加入社阵。我曾经跟李绍祖医生接触过 许多次,我并不敬佩他的领导能力。他在较早之前从东京的禁止原子弹和平会议回来之后,就变得过度自信起来。北京广播电台广播了他赞扬中国发展自己的原 子弹的演讲。

  2. 1966年,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新加坡国会越来越多的限制措施(即所有议员的发言时间被限制在45分钟)和很少举行国会会议( 1965年只开过两次会),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事态的发展,社阵决定把旗下议员撤出国会,并且把斗争带到街头上去。如果没有别的原因的话,这个激烈的政 策改变要对社阵作为新加坡主要的政治力量,在随后的没落和消亡,并导致行动党垄断国会20年或更长的时间这一情况负责。1966年,国防部长吴庆瑞博士向 新加坡大学本科生作的一次演讲中评论说,有4万个订阅户的社阵机关报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出版物,因为一般上说,读者的人数会远远超过订阅户的人数。

受华文教育的源流

在英国的殖民地统治下,华校生是长期处于不利的条件之下和不能享受正当社会权益的新加坡社会成员。自1961年或62年,新加坡大学通过开设两年制的双语 大学先修班课程、对华校高中毕业生开放门户后,华校生开始进入新加坡大学就读,人数逐渐增加。无论他们的个人政治信仰是什么,他们当中却有为数不多但是平 稳的人数加入了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个别地说,华校生都有一种不使人注意的倾向,但是总体而言,他们无论是在高潮或低潮时期都显示出是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 的忠诚可靠的支持者。在我的那个时期,大多数人都很少扮演重要的角色,除了少数人之外,如赵燊儒、Choo Si SenKoh Siong Chng Hoo SongNgoh Teck Nam等。像林使宾和Wong Kum Poh那样的真正活跃的份子是在较早之前入读的。我特别被后者所吸引,因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着共同的兴趣,但是他在1964年前往伯明翰攻读研究 生课程,并且成为了计量经济学家。计量经济学的定量分析模式,为解决人类社会面对的复杂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办法。

受华文教育左翼份子的一个卓著的特征,就是他们支持并且精通作为统一的马来亚国家语言的马来语。或许是因为他们在掌握殖民地主人语言的流利性方面吃了亏, 因此他们专心致志和持久不懈地努力学习马来语。像Wong Kum Poh和邓亮洪等人都是精通三语的,不管在许多年之后受华文教育者如后者遭受到什么华人沙文主义的指控。

在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里,尽管受华文教育成员和受英文教育成员都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共同思想,但是却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和可识别的文化差异。前者在生活中 倾向于严谨,不同于受英文教育者。在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偶尔在罗央举行的周末聚会里,当政治辩论以较不严谨的社交活动如跳舞以结束当天晚上活动时,受华文 教育的核心成员就会退到一个默不作声的人群里,然后以显然不屑的目光看着他们这群不自制的同志们在嬉戏作乐。

从这些小事中,我对受华文教育朋友的世界观有了更好的了解。生活对他们来说,非黑即白,非善即恶。不同于受英文教育者,他们认为在这两者之间是没有灰色的 色调的。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他们的优点,也是他们的缺点。对我们来说,在我们寻求一个不受外国或本国精英统治压迫的正义和平等的人类社会中,中国革命从来 不是一个起点,也不是一个终点,它只是继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的环球变革辩证法中的第二个里程碑而已。 受华文教育和受英文教育左翼之间的另一个分别,就是我们的知识食谱。除了大家都消化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毛的思想之外,我们还阅读诸如Maurice DobbsChristopher Caudwell等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Paul SweezyLeo Huberman创立的每月评论学派是我们汲之不尽的永恒源泉。在垄断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时代,他们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原则应用于现代社会应用得最 好的人士。

在那些日子里,大学图书馆有一个非常好的期刊部,我们在那里发现了一本社会主义思想的月刊《每月评论》。即使《北京评论》也可以自由借阅,反映了我们那个 时代的学术自由。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在乌节路的大学书店里公开销售。以后,当Donald Moore画廊在克里门梭道开张时,它总是存放着许多英文版的最新的中国理论出版物。这样,我们就能够跟上中苏思想论战和从1965年开始的中国文化大革 命的曲折变化了。

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多年来一直支持南大和义安学院同学的斗争,但是由于我本身的语言障碍,我无法亲自跟他们交谈。我记得在60年代初期,当我们到南大去开会时,那里像是个小延安,学生们正在罢课。眼见他们遭受没完没了的周期性的集体逮捕和开除,我日益敬佩受华文教育者作出的牺牲和坚忍精神。

后来义安学院成为受华文教育学生战斗精神的一个新中心,并且遭受了和南大一样的命运。在1965年,在他们计划举行的一次罢课斗争之前,我被邀请向他们的 学生发表讲话。196610月,由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主席阿都拉萨( Abdul Razak)带领的30名成员,加入他们在市议会大厦前的示威行列,以支持他们对《汤寿伯报告书》 (Thong Saw Pak Report)的抗议。示威队伍被镇压暴动队粗暴地驱散了。每一位参与的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成员,在内安局拍摄的照片中逐一被辨认了出来。新加坡大学的4 位学生领袖与南大的67位学生一起被驱逐出境,其中包括阿都拉萨和Peter Yip(当时的秘书长)。但是对印尼出生的Chan Kian Hin的驱逐令却由于他的伯父,即经济发展局的一位高级官员曾振木的干预而被撤销了。

政府采取如此严厉行动的背后真正原因是,全国学生行动阵线正在鼓吹: 1)注册一个包括四大院校的新加坡全国学生联合会2) 恢复较早前被吊销注册的南大学生会; 3) 反对根据学生的政治观点筛选入读高等院校学生的准读证的运动。驱逐涉入此事的马来西亚学生领袖出境的目的,是为了阻止新加坡学生进一步介入学生会的战 斗活动。

马来学生

与其它少数民族如印度人相比,马来人向来都是新加坡大学校园内一个人数极小的少数民族。他们加入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的会员人数,反映了他们在大学生人口中 的代表性不足。尽管他们的人数不多,但是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一直都支持马来语作为一个包括新加坡在内的统一的、自由的和独立的马来亚的国语。大学社会主义 俱乐部也吸引了知名的马来知识分子作为它的领袖,从早年的阿都拉马吉(Abdullah Majid)到后来60年代中期在伦敦创立马来亚社会主义青年会”( Pemuda Sosialis Malaya)的卡欣阿末( Kassim Ahmed)等。他们以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少数会员作为开始,逐渐发展成为自己的核心会员,但是发展得远比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所渴望达到的顺利得多。

我开始认识和喜欢我在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时期的少数突出的马来活动份子。Zakaria Omar是一位年纪比较大的学生,他在入读大学之前,曾经担任教师。他也是阿布峇卡(Abu Bakar)医生的新加坡人民党的一个积极党员。我还记得在开斋节期间,我们在他的芽笼士乃甘榜家里品尝的一顿马来美食。个人悲剧后来发生在他跟美国社会 学家、马来西亚社会学研究院院长Shirle Gordon博士结婚之后。据《海峡时报》的一则报导说,他被李光耀揭露为他们的卧底受指示跟一位据称是中央情报局特工的她结婚。Shirle Gordon博士后来被禁止入境新加坡,并且搬到吉隆坡去,在那里继续管理马来西亚社会学研究院长达几十年。她一直是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的一个支持者,经 常以不止一种方式支持我们,为我们了解马来和伊斯兰教社会提供了一座重要的知识桥梁。我经常到她在屋士里路(Oxley Road)的办公室去拜会她。她最后一次在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的活动场合露面,是参加我们的族群主义和国家团结研讨会。所有呈交的论文后来都在 Intisari》上面发表了。

阿都拉萨阿末是由我介绍加入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当时他正在念法律系,是莱佛士楼( Raffles Hall)的寄宿生。拉萨成为我在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时期最活跃的马来会员,并且和Peter YipGurdial Singh以及Chan Kian Hin(后来被撤销)一起被新加坡驱逐出境,因为他们在1966年参与了全国学生行动阵线抗议政府实施大学入学准读证的行动。(”全国学生行动阵 线是一个等待注册的代表新大、南大,工艺学院和义安学院的新加坡学生全国联合会的一个暂时性团体。)大学入学准读证的目的,是要根据学生的政治 观点而不是他们的学历来筛选和录取入读新加坡高等院校的学生。虽然拉萨和Peter Yip都不是全国学生行动阵线的12人理事会的成员,但是他们却被认定是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的两名主要的马来西亚人。

阿都拉萨毕业以后,在新山执律师业,继续以毕生的奉献,通过他在马来西亚人民党和后来的人民公正党担任的各种领导职务,为马来西亚的穷人和被压迫者奋斗, 尽管他患了哮喘病。像PeterYip一样,他继续被禁止进入新加坡。由于长年的恶劣健康、工作和 压力以及忽略治疗,他在2008年不幸去世了。

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的马来西亚岁月( 1963-1965),也是俱乐部获得马来大学生支持的高峰期。只有一名马来学生大概由于他跟莱佛士学院毕业生的私人关系而成为民主社会主义俱乐部的成 员,他们统统都是Goh Kean Chee的同学并且成为民主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创立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马来大学生的父亲在1963年因为在印马对抗之下的亲印尼活动而被拘捕。)

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还有许多马来会员,到后来成为马来西亚各界的杰出人士。他们包括一位重要的诗人和作家莫罕默德哈芝沙列(Mohd. Haji Salleh)教授、成为首席检察官的已故的莫达阿都拉( Mohkthar Abdullah)、成为马来西亚人民党秘书长的山努西奥斯曼(Sanusi Osman),以及在马来西亚某大学任教的哈林奥马(Halim Omar)教授。即使是在19658月分离和独立以后,从长堤彼岸过来的学生还是可以自由地加入和担任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的职务,并且在这方面维护了两 地的象征性团结。

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会员的充满活力的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特点,是马来亚受英文教育左派的最优良传统。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在某些方面,是已经停止活动的马来 亚民主同盟的继承者。在后紧急状态,以及独立的马来亚引导跨越种族的左翼运动复兴方面,俱乐部都具有潜在影响力。这个真正多元族群和多元文化愿景无法实 现,是由于随后的政治发展所形成的复杂族群因素所造成的,应另作分析和叙述。

1966族群主义和国家团结的研讨会。

我在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构思和筹划族群主义和民族团结的两天研讨会,这个研讨会由新的领导层阿都拉萨、Peter YipChan Fee Hon实行和主持,因为我已在19665月毕业了。然而,由于我在经济研究中心和后来在经济系工作的缘故,我继续留在武吉知马校园内直到1968年底。

国家问题长期考验着所有寻求马来亚脱离英国统治的进步力量。英国人经历帝国几个世纪磨炼出来的分而治之策略,给战后马来亚留下深刻的社会分化。在 社会光谱的一端是一个享受固有的特权、受到在马来人保留地上耕作的马来农民支持的马来封建统治精英,另一端则是城镇贫民窟中的不满现状和积极进取的华人移 民人口,以及处在两者之间的印度种植园工人阶级。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在19532月的创立宣言中宣称今天,一个新的危险一民族主义正在威胁着马来

新加坡在19658月脱离马来西亚,就是由于种族因素推动的,因为一个主要是华人的行动党领导的马来西亚团结总机构,向巫统领导的管治马来西亚的联盟提 出了挑战。行动党基于它的40-40-20公式而提出的族群算术加剧了种族紧张关系。事实上,新加坡在19647月和9月间就发生了两次种族冲突。政治 分离并没有熄灭长堤两岸的行动党或左翼对于未来马来亚重归统一的梦想。

筹划和举行一场关于国家问题的研讨会,邀请很多杰出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来探讨这个课题是适合时宜的。在左翼方面,我们邀请了卡欣阿末、赛胡申阿里、陈志勤医生和李绍祖医生。而马来西亚社会学研究所主任Shirle Gordon博士、赛胡申阿拉达斯( Syed Hussein Alatas)教授、许通美和Lee Soon Ann博士的到来,更给这个活动增光不少。甚至连与东姑闹翻之后、当时正处在在野政治状态之中的马哈迪医生,也来参加研讨会和提呈论文。另外一位附属会员 Ahmad Mustapha也是如此,他后来在敦拉萨政府中担任要职。三个工作会议分别由著名学者主持即K.J. Ratnam教授、Victor Fie教授和Donald Blake博士。

超过100位大学生、毕业生和教职员把学生会的会议厅挤得水泄不通,证明大家对这个课题的广泛兴趣。论文和会议纪要后来被汇编起来,并在马来西亚社会学研 究所的出版物《Intisari》中出版。尽管这个课题是那么的重要,以及主讲者对这个问题作出了透彻的分析,但是主流报章都拒绝报导研讨会的任何活动, 据推测是因为它是由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所组织的缘故。

新加坡大学药剂系的T.H.Elliott教授是众所周知的行动党党员和大学发言人,他批评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邀请外国人来参加研讨会,因为新加坡已 经于19659月从马来西亚分离出来。对他来说,通过亲自出席研讨会,跟他们一起作公开演讲,将会是更有成效的,因为政治分离并没有解除族群主义的威 胁。

与日渐衰落相反,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再次成为一个催化因素,在长堤两岸的学者和学生群体之中汇集关于国家的关键性问题的想法和辩论,尽管新马两地在政治上 已经分家。它至少再次肯定了:走向一个统一、自由和平等的马来亚或马来西亚社会的最佳希望和解决办法,是在非种族平台之下的阶级斗争,而不是族群斗争。

最后几年

虽然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在新的领导层之下还继续存在了5年,但是它已今非昔比,因为学生们普遍受到当局实施的压制措施的恐惧与威胁。马来西亚学生被禁止担任新加坡大专院校学生组织的职务。大多数为期只有3年的文科和理科学系的本科生课程,几乎是大学管理层蓄意设计的,也意味着学生活动分子的不断更替。

不管当时的情况如何,只要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存在一天,对于少数在知识范围之外思考、要对他们的时代的社会弊病和不公道寻求更加深刻答案的受英文教育学生 来说,它的继续存在仍然是一块磁铁。因此在行动党统治下制造出来的庞大政权,必须消灭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俱乐部终于在1971年在社团法令的专门术语之 下被封闭了。那年出版的一期《大学生报》刊登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的最后一份声明,说它决定拒绝接受社团注册官提出的要它提交年度收益申报表的要求,因 此在后来被吊销注册了。官方庇护的民主社会主义俱乐部则继续存在,直到今天。

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的消失,并没有终止受英文教育大学生的战斗精神。新一代的领袖在70年代中期崛起,像陈华彪和陈月清等名字出现了,他们当中有些是基督 教社会运动家,他们像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里更具有思想的同伴一样,努力建立他们与新加坡的新兴工业工人的联系,一起向行动党的劳工代理全国职总” (NTUC)的支配提出挑战。那时,无论是左派的或非左派的独立劳工运动都已被摧毁了。然而在受华文教育的和受英文教育的大学校园里,新的幼苗开始再发 芽。一些人更加敢于承担风险的极限,也超越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的任何领导层。树欲静而风不止。

我们从新加坡大学毕业至今已经超过40年。回顾那些理想主义的青春岁月,我们认为当时我们是处在自己一生之内将要发生的、新的社会主义千禧年的前夕。世界各地都有大量的社会主义实践的例子,不管是在大国或是在小国,即使某些实践是令人失望的和出现偏差的。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左翼尽管已经奋斗了将近80年,但是由于许多原因而无法胜利,一部分是国际的,但主要是国内的原因。这个时候在这里作有见地的评论和分析 是不适宜的。一言蔽之,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是这场历史运动的不可分割部分,而且它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它的会员人数。我们具有一种使命感,推动我们的是爱国心 和为人民服务的结合体,而不是个人利益。 曾经和我同窗的大学同学当中,有一些同志和同路人已经不在了。他们包括:

1 Chan Fee Hon:他在1969年毕业后不久,就到香港工作定居, 40岁刚出头时就死于 症,留下妻子和一对儿女。他们近年选择以新加坡为家。

  1. Koh Siong:也在40多岁后期死于癌症。我没有他的家庭详细情况。

  2. Wong Kum Poh:在考获伯明翰大学的博士学位后,在新加坡大学的经济系任教若干年,50岁出头时死于心脏病,留下妻子和独子。

  3. Raymond Ong:在圣安德烈初级学院担任英语老师很多年,在50 岁时去世,留下妻子和两个孩子。

  4. Chan Kian Hin:30多岁的壮年时期,在云顶高原附近的一次悲剧性的直升机事故中,跟他的菲律宾女友和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校友Ng Kwek Sin一起丧生。他的前妻和女儿现住在多伦多。

  5. Lim Teck Hui:50多岁时死于心脏病,留下妻子和三个孩子。

  6. James Evatt Wee:80年代消失得无影无踪,据说他去了美国。 他没有出席他父亲的 葬礼,后来他也死了。

  7. Abdul Razak Ahmed: 2008年在新山逝世,留下配偶, 4个儿子 和孙子。

我把我对当年往事的回忆奉献给他们,因为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对我们困难重重的共同事业作出了奉献。

Coming of Age in the Sixties

 Koh Kay Yew

 

Rise like Lions after slumber

In unvanquishable number –

Shake your chains to earth like dew

Which in sleep had fallen on you –

Ye are many – they are few.

Shelley, The Mask of Anarchy

 

I grew up in a Christian missionary school in Singapore, reared on a diet of bible studies that I excelled in and laced with a heavy dose of the English romantic poets, the combination of which stirred my youthful imagination to great heights. Having been brought up in a conservative middle class Chinese family I was drawn into politics more by circumstances than by choice. In the 1950s Singapore was caught in the throes of the anti-colonial struggle which reached fever pitch in 1959. The intense political atmosphere that engulfed Singapore that year arose from the election campaigns of both the People’s Action Party (PAP) and other political parties to form the first self-governing state on the island. Only foreign affairs and defence were to remain under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General election campaigns in those days were conducted over extensive periods lasting several weeks. It was only from the 1963 general elections that the PAP amended the law to compress electioneering to as little as nine days. As television had not yet arrived in Singapore, the mass media comprised radio, newspapers, magazines and the mass rally, by far the most popular vehicle for all political parties to present their candidates and platforms to the electorate. It was ‘street theatre’ at its best where the candidates’ choice of dialects or languages and oratorical skills counted.

   My father’s family owned Kwang Heng Goldsmith on South Bridge Road, once the premier retail goldsmith in Singapore. He was a political conservative and an ardent supporter of the Singapore People’s Alliance led by Lim Yew Hock. He was very upset when the PAP won with a landslide victory in 1959. (He only switched to the PAP in 1963 in response to their ‘fear’ campaign that a pro-communist Barisan Sosialis victory would provoke the Alliance Party’s federal government to resort to direct rule over Singapore). My mother came from Kuala Lumpur where I was born in 1944 and we moved to Singapore shortly after but before the Japanese surrender. My maternal grandfather lived with my maternal grandmother, his second wife, and their eight offspring in a huge colonial bungalow on Circular Road. My grandfather and his two surviving brothers owned and managed the major Chinese wine distillery in Kuala Lumpur, was the sole agent for Hennessy, owned a tin mine and biscuit factory, and was one of the wealthiest men in postwar Malaya. Unlike my paternal grandfather, he was a warm and kind man who gave generously and treated his employees as his own family. I spent all my school holidays in Kuala Lumpur with many happy memories. Malaya to me was not some abstract political concept but a social reality that I grew up in and loved.

   Since I was young I have always felt a strong compassion for the poor and less fortunate in society. Some of our close relatives in Singapore fell on hard times but were generously supported by my father. One relative even had to give away all their five little girls for adoption. Another struggled on and clung together, all nine siblings and their parents. Life for them was frugal but they stayed a happy and loving family. Money was not everything in life.

   My family fell on hard times in or about 1960 when the goldsmith business closed due partly to market competition and partly to internal conflicts within the extended family. My father managed to find a job as a cashier at Maybank where he toiled long hours for a modest salary until his retirement at the age of sixty. As money was short we saved on unnecessary expenses. I experienced at first hand the meaning of ‘class struggle’.

   I attended St Andrew’s School from 1950 to 1962 when I passed the Higher School Certificate exams with triple distinctions and two credits. Francis Thomas, the new principal, congratulated me on being the top student in the graduating year. I was awarded the Singapore State Scholarship (predecessor to the President’s Scholarship) in 1963 when I enrolled in the university. My scholarship was revoked in 1964 as a consequence of my activities in the University Socialist Club (USC) as no reasons were given. Since I still held two other scholarships awarded by th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I was able to complete my studies without undue hardship except cutting down on the books I bought and stayed at home instead of the residential hostels.

   The twelve years I spent in St Andrew’s School were responsible for my conscientisation. Being situated close to Potong Pasir many of the students came from humble working class families. Some even wore tattered shoes to school. We had a school building fund that went on in perpetuity without any new building being erected (until years after my graduation in 1962). Rumours were that it was a slush fund for the horse gambling losses of the school’s principal for over a decade. A classmate who failed his exams over consecutive years was able to graduate with us to the higher grades year after year without ever staying back. His father was a multi-millionaire and close friend of the principal.

Political Awakening

The conjunction of all these factors amidst the political hothouse atmosphere of Singapore in 1959–1960 awakened my social conscience. I had become aware of the USC through the sale of its organ Fajar at the newstand besides the old Rex Cinema on Mackenzie Road as I used to patronise the stall since I was young. Fajar helped my political education together with some books I came to read. Three that left a deep impact on my mind were Edgar Snow’s Red Starover China, Maxim Gorky’s Mother and Richard Llewellyn’s How Green was my Valley. The first two titles are well known while the last narrated the lives of a Welsh mining family and how the adults succumbed, one by one, to lung disease.

   In 1959 I wrote my first political essay and won the second prize in the inter-school essay competition on nation building. Ironically the prizes were presented to us by George Thomson, the judge of the competition, one of the colonial hangovers who later became director of the Political Studies Centre, founded by the government for the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ivil servants. In 1961 as president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at school I organised a forum on the ‘Role of Students in Nation Building’ where I invited the PAP, USSU and USC to send representatives. Rahim Ishak spoke for the PAP, Tommy Koh for USSU and Francis Chen for USC. When Francis Thomas discovered that I had also invited the USC, he was livid with rage but it was too late to be changed as the invitations had been accepted and the forum to be held in school on Singapore’s national day had been announced.

   In 1961 Fajar announced a mass rally at the Badminton Hall to protest the assassination of Patrice Lumumba, the first president of the new Republic of Congo. (A recently published study by a Belgian scholar verified Belgian involvement from new evidence available). I decided to attend with two of my schoolmates. This was the first mass rally I ever attended. Being a novice to the intricacies of PAP and left politics, I was puzzled over the ovation at the end of the address by a bearded Indian trade unionist called Jamit Singh. It was in contrast to the polite applause at the end of the final address given by the PAP secretary general, Lee Kuan Yew.

   In 1962 I attended with two of my classmates a forum organised by the USC on the ‘Basis of Merger and Malaysia’ where Sydney Woodhull colourfully described Devan Nair as ‘as a world traveller – the more he moved to the left the closer he got to the right’. At this forum Tommy Koh, who spoke on behalf of the USC, advocated the proposal for an independent Singapore, a position he had long held. Devan Nair was the first real politician I ever met. My schoolmate, the son of Justice Winslow, was friendly with him and took me to see him after his release in 1959. Though we were schoolboys, he gave us more than an hour of his time. Not knowing the inner politics of the PAP at that time, I was mesmerised by his eloquence and lucid political analysis. I was no longer a stranger to the USC when I started my freshman year.

Joining the University Socialist Club in 1963

Not long after my enrolment as a freshman at th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I became a member of the USC. The president was Peter Eng, a final year medical student from King Edward Hall. He was the last medical student to be active in the USC, a sharp contrast to the fifties when medical undergrads led and dominated the USC. By the sixties the majority of activists came from the law, science and arts faculties on the Bukit Timah campus, with some from pharmacy. Though Peter brought in a fellow medical undergrad called Foo Yong Bock, whom we elected to the central working committee to maintain our links to King Edward Hall on Sepoy Road, he resigned from his position after a year. King Edward Hall became the void in the outreach of the USC in contrast to the other residential halls.

   Shortly after I joined I was accosted by an intense looking Indian dressed in baggy white trousers and shirt who reminded me of Mahatma Gandhi except that he had short curly hair and wore dark-rimmed glasses. In a high-pitched voice he interrogated me over why I decided to join the USC. R. Joethy and I were to spend many an hour between classes over the following months at the students’ favourite sarabat stall under shady trees. He was one of the USC’s livewires and an excellent political writer until he drifted away from us after falling in love with his wife, Prem.

   The secretary general and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were Lim Swee Cheong and Soh Siak Hiong. The latter subsequently left in September 1963 to pursue undergraduate studies at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I recalled attending his farewell dinner near the Rediffusion headquarters on Clemenceau Avenue. It was on the eve of the general elections. The crowd of USC’s members, forty to fifty strong, was in a boisterous mood. The night was filled with slogan shouting and must have alienated many other guests of the restaurant present but they were either too polite or intimidated to object. There was over confidence that Barisan Sosialis would sweep the polls.

1963 General Elections – a Watershed

During the general elections in September 1963 over thirty of us were sworn in by Farideh Namazie’s father, a Justice of the Peace,  at his gracious home on Dalvey Road before we became election workers. It was my first taste of real politics. Whether by design or default, most of us ended up helping Dr P. Oorjitham, a founding member (and first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USC at his constituency in Whampoa where he stood as a Barisan Sosialis candidate. Few if any went to help Tan Jing Quee, who stood for the Barisan in Kampong Glam, where the prospects were deemed to be much better than in a middle class ward like Whampoa. Though P. Oorjitham lost (and so did Tan Jing Quee by a hair-thin margin of only 237 votes to the PAP’s Rajaretnam), I was visibly struck by the widespread ground support for the Barisan especially among poorer families. Even the soft drinks hawkers where we often stopped to quench our thirst refused to accept any payment to demonstrate their solidarity. The dedication of the Chinese-educated Barisan election workers was impressive as they toiled late into the night. When the final election results were declared it came as a thunderbolt as many had predicted a Barisan victory.

   The Barisan lost for many reasons. They included lack of time for proper campaigning (barely nine days) while Lee Kuan Yew had embarked on his fifty-one constituency walkabout months ahead; harassment of the printer producing Barisan’s election materials; denial of permission for detained Barisan leaders to stand as election candidates; the split vote caused by Ong Eng Guan’s United People’s Party fielding candidates in over half the constituencies; and a campaign of fear to swing the ‘neutral’ and right vote to the PAP from the threat of a negative federal government’s reaction to a Barisan victory. During the election campaigns Lee Kuan Yew accused the USC of being controlled by fomer members like Dr Poh Soo Kai and Sydney Woodhull, who were now leaders of the Barisan, and claimed to have intercepted correspondence to substantiate his claim. Lim Swee Cheong as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USC disputed the charge.

   After the elections support for the USC visibly declined. It was a lonely time for the few activists left. An experienced and dedicated leading member like R. Joethy was preoccupied with passing his law exams having failed twice earlier due to his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Others like Lim Swee Cheong melted away. Few were willing to serve on the central working committee. The Indonesian ‘konfrontasi’ was at its height. The PAP capitalised on the bomb blasts at McDonald House which killed two innocent bystanders. Some few dozen armed Singapore ‘volunteers’ were parachuted into the remote parts of the island by the Indonesian air force but were all caught. We knew that life in the USC would not be a bed of roses and resolved to move on.

USC Alumni

The USC’s finances were then in dire straits. To ensure enough working funds to support our activities we decided to visit each of the associate members (i.e. former members who had graduated but wished to retain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USC) found on the membership registry. I was made the new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after Soh’s departure. It was a great source of comfort to us that many associate members when visited in person responded positively with gifts of $50 to $100, a good sum in those days. Ong Bock Chuan took over as financial secretary not long after. He proved to be an indefatigable fundraiser-cum-recruiter so much so that he earned the nickname of ‘Reverend Ong’ from R. Joethy for his proselytising zeal. I recall visiting Dr Jerry Goh and Dr Tan Seng Huat, Hedwig Annuar and others whose names I have forgotten. A few subjected us to a lecture which we accepted as the price for their largesse. Dr Gopal Baratham, the son of the university’s vice chancellor, B.R. Sreenivasan, was especially supportive and often invited us to his home for tea or meals. We also called on Dato Lee Kong Chian at the Lee Foundation. He was a kind and delightful old man who received us graciously over tea and donated the generous sum of $200. In our youthful enthusiasm we even solicited donations from graduates at their government offices like Tan Peng Boo and caused them no undue embarrassment. Other well wishers included the leftwing lawyer, T.T. Rajah, who selflessly dedicated his life and legal practice to the pro bono representation of left-wing trade unions, students and political detainees for decades. His modest finances in those years did not stop him from giving generously to the USC. Later in life his practice benefited handsomely from the loyalty of his long time corporate client, Bank of China, after China opened up to capitalist development from 1982 onwards.

   We went to Kuala Lumpur and solicited donations from Dr M.K. Rajakumar, Professor Syed Husin Ali, Dr Tan Chee Khoon and others including some not even connected to the club. I recall being invited to dinner at Dr Tan Chee Khoon’s palatial home. There was great camaraderie in spite of the gap in our ages. We knew then that we were not alone.

   In 1967 the Singapore Registrar of Societies disallowed the associate membership category for former members of the USC who had graduated. This decision was politically motivated as many other better endowed student bodies as well as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have their alumni to draw on their support, morally and materially.

Launch of Siaran Kelab Sosialis

With our financial lifeline now secured, the next priority was to launch a house organ to replace the banned Fajar. Since we did not have any permit for printing and sale to the public, we did an in-house job with a cyclostyled publication that was circulated only on the campus, fraternal organisations and associate members. We called it Siaran Kelab Sosialis and appended at the bottom a couplet from Omar Khayyam to remind readers of Fajar. Dr Rajakumar commented later that it would have been better if we had updated the couplet with a verse from a poem penned by Hedwig Aroozoo on ‘The East is Red’. Some of the articles in Siaran were written by me partly to ensure its timely publication. I tried hard to encourage other members to contribute but met with limited success. The lead articles I wrote commented on various issues of the day from ‘A Critique of Dr Goh Keng Swee’s Budget’ to a declaration of support for the Barisan candidate Ong Chong Sam in the Hong Lim by-election where he stood against K.C. Lee of the PAP. We called on Ong Eng Guan to throw his support behind the left and though he responded positively the PAP still won in 1964. I also contributed at times to USSU’s Undergrad.

   We managed to publish an average of three to four issues of Siaran a year from 1964 to 1966 as it was crucial to publicise the USC’s position on many issues of the day and to disseminate socialist theory. An average of three hundred copies per issue were produced and distributed by hand to save postage. In spite of its limited circulation on campus only and its humble quality I understand that Siaran was forced to cease publication in 1968 after the university’s administration insisted that the USC had to apply for a permit if it wished to continue. Step-by-step the noose was tightening.

   Lee Kuan Yew was a regular speaker at the campus in the 1960s. I can recall two incidents in 1963. At one of his addresses organised by USSU to a large audience of students he alleged that the USC was an ‘adult agitprop’ run by adults from London. (Though no names were mentioned it was clear to us that he referred to John Eber who was in exile in London). R. Joethy shouted from the back of the Students’ Union Hall where the talk was held ‘bluff, bluff’. To which Lee replied ‘Bluff? Well we will produce the documents to substantiate what I said. It will involve closing down a source but so be it’. The whole exchange was reported in The Straits Times the next day and commented upon in Siaran Kelab Sosialis, vol. II no. 1, in 1964.

   On another occasion of Lee’s visit to the campus, Ong Bock Chuan decided to present him with a copy of the first issue of the new USC’s organ, Siaran. Lee commented: ‘Oh you are still kicking! How many members do you have?’ To which R. Joethy standing behind shouted: ‘Three Hundred!’ (Lee had in one of his addresses earlier claimed that the CPM had only three hundred members in Singapore).

Konfrontasi

Though the left in Malaya including Singapore opposed ‘Malaysia’ from its very inception (at a speech given by the Tungku to the 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in May 1961) and so did Sukarno when he launched the ‘Crush Malaysia’ campaign in 1963, the USC was critical of the Indonesian violation of our national integrity after the landing of Indonesian paratroopers and volunteers on the mainland and in Singapore in 1964 (Siaran, vol. II, no. 3). The USC proposed that a better alternative to a military resolution of the conflict, which would only serve the interests of Western imperialism, was to realign our foreign relations to that of the Afro–Asian countries’ policy of non-alignment with either East or West. The isolation of Malaysia in the United Nations due to its clear Western alignment compared to the extensive support among Third World countries enjoyed by Indonesia under Sukarno, a founder member of the historic Bandung Conference in 1955, was visible to many observers. (This experience helped shift Malaysia’s foreign policy from pro-West to non-alignment after Tun Razak became the prime minister in 1969).

Academic Autonomy

The university’s vice chancellor, B.R. Sreenivasan, was a great champion of academic autonomy and freedom and regarded the 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 as a prime example. After he was forced to step down by the PAP government in their attempts to control the universities, Joethy and I visited him at home. He was a visibly depressed and disillusioned man, who wept as he discussed with us his past dreams and hopes. Unfortunately his vision of the university did not coincide with the PAP’s. I did not see him again after his resignation.

   In the struggle for university autonomy against impending government encroachments we decided that the best vehicle through which to lead the struggle would be the USSU more than the USC. A separate group of USC members and sympathisers led by James Evatt Wee, a tall, one-eyed charismatic man with indefatigable energy, planned and successfully captured several seats on USSU’s council over the next several years. Many of the USSU council meetings dragged on for hours late into the night as there was stiff opposition from right-wing students who for different reasons were from different camps than the students who subsequently formed the DSC. Many were from Malaysia. The struggle for university autonomy and academic freedom engulfed the undergraduate population for many years. It was a losing battle as the victorious PAP state expanded its control over the higher institutions of learning, step-by-step. It reached a crescendo in late 1966 when over a thousand student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marched in protest and the government took direct punitive action against the undergraduates for the first time through the expulsion of three Malaysian student leaders.

   The closest I ever got to USSU was to serve on the editorial board of its organ, Undergrad, where I contributed some articles. I was never attracted to the rough and tumble of student union’s politics but preferred to stay within the camaraderie of the far smaller and cause-oriented USC. I was more comfortable with backroom writing than frontline debate at large meetings though I did chair many of USC’s forums and talks.

   Given the the shortage of sympathetic alumni members in Singapore after Operation Cold Store we often went to Kuala Lumpur to enjoy the hospitality and company of associate members and other like-minded friends. As we had plans to commemorate the USC’s tenth anniversary in February 1964 I spent hours interviewing Dr M.K. Rajakumar, who was practicing medicine in Klang and was chairman of the Labour Party in Selangor. It is my deep regret that I have lost all the notes I made from his generous recollection of those early years of the USC. Together with Dr Poh Soo Kai, who was then detained in Singapore under Operation Cold Store, they were the key drivers in those formative years even though the Fajar editorial board was extended to include other members like James Puthucheary and Dr Wang Gungwu who are better known in the public eye.

Political Detainees

Three of the USC’s alumni, James Puthucheary, Sydney Woodhull and Lim Shee Ping, were among the first of those detained in Operation Cold Store to capitulate and sign personal renunciations of their political beliefs as the price of their freedom barely a year later. It was a low point for those of us still active in the USC as they carried the opprobrium of being the first to break ranks and as unity was vital for the survival of those detained. (The slate was more than wiped clean by the subsequent principled resistance of other USC alumni like Poh Soo Kai and Lim Hock Siew for nearly two decades). I had never met either of the two doctors until their release from detention in 1975 (Dr Poh’s first release) and in 1982 (Dr Lim’s). However I met both their wives, Beatrice and Grace, in 1963 when we invited them for dinner. I asked Beatrice rather naively if the little boy with her was their only child? She replied with a laugh, ‘There was no time for more!’ We saw Grace Poh at her Amber Road flat many times in subsequent months. We all found her to be a vivacious and warm person who was 100 per cent behind her detained husband. We sent through them books that included Monthly Review classics which were still allowed in those days. In this manner we were able to provide a modicum of moral support as well as obtain snippets of news about our detained alumni members.

   Sometime in 1966 several of us attended the court hearing on the libel suit filed by T.T. Rajah against The Straits Times over their report on Lim Chin Siong’s attempted suicide in Changi Prison as a result of the alleged altercation between political detainees in RB (where Chin Siong was kept) and E Hall (where Dr Lim was). We went to give moral support to the detained members of our alumni appearing in court who included Dr Lim Hock Siew and Mahadeva, and to get personal glimpses of those who inspired our struggle. I recalled ASP Seah Wai Toh of the Internal Security Department staring at us in the courtroom.

   I met James Puthucheary not long after he became a senior partner at the law firm of Skrine & Co. in Kuala Lumpur. He held great respect for Lee Kuan Yew whom he regarded as one of the few men and political leaders in history who had visionary foresight. He was resigned to the defeat of the left even though at that time the ground support was still strong. He also held high personal regard for Lim Chin Siong. I also met Sydney Woodhull on another occasion in Kuala Lumpur but he was cold and indifferent. While James appeared to have come to terms with his situation in life, Woodhull did not. In his unpublished memoirs completed years later, Woodhull maintained his integrity and had no regrets for his past activities.

USC Library and Fajar

During Operation Cold Store in February 1963 the USC’s library of books on socialist theory and othe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ssues, carefully amassed from donations and purchases over the years, was kept in safe custody by Abdullah Majid in the home of a Singapore friend of his. He contacted us to return the books in 1963. We went to collect this precious heritage and met a short, stocky Malay of light complexion and short curly hair in Pasir Panjang. I visited Dollah as he was known twice in later years in Kuala Lumpur

before he became involved with the Tun Razak government.

   Ideological education is central to any left organisation. As socialists have a clear world outlook, a well-stocked library was critical to help raise our members’ ideological standard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human society and change it for the better. The books were well used and some provided the basis for study sessions among members. I had to house the library somehow in my Dunearn Road Hostel room as the USC by 1963 no longer had any communal living quarters for its leading activists which also doubled up as the club house in earlier years when the triumvirate of Tan Jing Quee, R. Joethy and Wong Kum Poh held the reins. Though a communal ‘Club House’ was revived in 1966 by leading club officials like Peter Yip and Chan Fee Hon, among others, due to lack of proper storage, the library was gradually lost over subsequent years with changes in elected

officials and graduation.

   The most priceless heritage that I was given to keep in safe custody was the one and only hardbound edition of the black Fajar editions from its first issue in 1954 (with the historic editorial ‘Aggression in Asia’ that resulted in the famous sedition trial) until the late 1950s when its masthead was changed to red, and a softbound copy of the red Fajar editions of later years. Together they provide the repository of the USC’s history over the first ten years of its existence from 1953 to 1962, a historical record of the political events of that formative decade and the USC’s position. Fajar was banned during Operation Cold Store in February 1963.

   After the separation of Singapore from Malaysia in August 1965 we expected state harassment or punitive actions against the USC. James Evatt Wee, another leading USC official volunteered to safeguard the two priceless bound sets of Fajar in the underground storage room he claimed to have built in the spacious garden of his family home on Dalkieth Road. I gave them to him for safekeeping but learnt subsequently that he loaned them out to others. They are now irretrievably lost. The only Fajar editions left are under restricted circulation (being a ‘banned’ publication) at the National and University Libraries available only to registered scholars.

Formation of Democratic Socialist Club

Every society or club has the right to accept or reject new membership applications based on its declared goals and programme. As the USC was founded on the twin pillars of struggle for freedom from British colonial rule and to realise the socialist vision of human society, the leadership was morally obliged to defend the organisation’s integrity based on the glorious tradition of its first ten years (1953–1962).

   The leadership of the ruling PAP has, in the past, highlighted its concerns over the risk of the party being hijacked by others who do not share their declared goals and values. Singapore in the 1950s and 1960s was at the political crossroads. Society was deeply divided between those who supported the ruling PAP leadership’s plan for independence through merger with Malaysia based on terms proposed by the Alliance government of Malaya and others who opposed joining Malaysia on the terms offered to Singapore. Malaysia itself was a concept initiated by the British as part of their colonial exit strategy and resembled a neocolonial scheme to retain imperial influence over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Singapore plus the North Borneo territories.

   The USC was among the first of many organisations in (and other future component states of Malaysia) to oppose the terms of participation in Malaysia. Its anti-Malaysia position was subsequently validated by the departure of Singapore in August 1965 barely two years after its entry into Malaysia. Early in 1964 certain undergraduates with clear affinities to the ruling PAP’s leadership made known their interests to join the USC. We decided to stonewall them. The USC has always tolerated different variants of the socialist vision reflective of the broader historical international movement itself. Individuals like Loke Yat Kuen with known differences with the USC’s leadership’s position on both Malaysia and socialism were allowed to remain as members and voice alternate views. We were invited to tea at Loke Yat Ken’s home with leading PAP members like Wong Lin Ken and Patmanaban Selvudurai who challenged our positions on Malaysia. Not long after I, as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club, was presented with a mass petition signed by scores of students who demanded admission to the club. The presenter was Goh Kean Chee, son of the defence minister, Dr Goh Keng Swee, and many of his co-petitioners were his classmates from Raffles Institution. He himself was a non-graduating stud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whose academic term started in May, as he left not long after to continue his undergraduate studies at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in September. Perhaps he thought he could do to us in the USC what his father did earlier when he ousted John Eber and company from the Malayan Forum in London. We were not even accorded the courtesy of a response to their petition. The day after I received it there was a press statement prominently published in The Straits Times and other Singapore newspapers that announced the formation of the Democratic Socialist Club (DSC).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both past and future press statements of the USC seldom saw the light of day in The Straits Times).

   Shortly after its formation the DSC was graced by Lee Kuan Yew who spoke on ‘Problems facing Democratic Socialists’ after having earlier rejected the invitations of both the USC as well as USSU to address the undergraduate (Siaran Kelab Sosialis, vol. 2 no. 3, November 1964). The DSC became the vehicle through which PAP ministers came to the campus with predictable regularity to address the undergraduates. Even member parties of the PAP’s ‘Malaysian Solidarity Convention’ were invited as the DSC became to all intents and purpose the undergraduate proxy for the PAP and its campaign of ‘Malaysia for Malaysians’. The inaugural issue of the DSC’s organ Demos attempted to define their version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as a ‘welfare State, a means to a more just and equal society’. Another article described democratic socialism as a ‘sentiment and a good rallying cry’. A third claimed their role was to produce ‘nationalistic liberals to ensure the survival of the nation’ (Siaran Kelab Sosialis, 1965).

   One consequence of the DSC’s formation was the USC lost its international affiliation with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Socialist Youth which transferred all its subsequent invitations to its meetings to the Peoples’ Association who expectedly delegated it to the DSC. IUSY’s decision was opportunistic as they repudiated all their past relationships with the USC without reason or principle. I had met Sture Ericson, the IUSY secretary general on his last visit to Singapore in 1963, and found him to be a social democrat at best without any ‘fire in his belly’. Unlike my predecessors who regularly attended various international youth and student conferences worldwide we were inactive on the international front. I only recall once engaging a group of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 in 1964 or 1965. Their visit to Singapore was coordinated by USSU. They had specifically requested for a meeting with us and wanted to know in detail our views on Vietnam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issues. They thought that China was the model society we looked towards but I told them that socialist experiments in smaller countries like Cuba and Vietnam were more relevant to us. Though the Vietnam War and civil rights struggle were then the cause célèbre on American campuses they seem to occupy a lower priority among these visitors.

   Dr Koh Tai Ann, a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DSC in the mid 1960s, recalled in a recent issue of the Singapore publication Tangent that the USC in her days was relatively inactive and ran by middle class undergraduates like Raymond Ong and Chan Kian Hin. She further claimed the DSC was formed as an alternative to the USC which she alleged to be ‘pro-communist and totalitarian’ but offered no details to support her contention. Contrary to Dr Koh’s allegations, the USC embraced and accommodated members with different socialist tendencies throughout its history. In my time well known dissenters like Loke Yat Kuen and Lee Chee Leong, close friends of the DSC’s key founders, were allowed to retain their membership and freely articulated their views at meetings which were open to all members and friends and mostly held on campus. Our organ, Siaran Kelab Sosialis, published articles that differed from the USC’s position. The central working committee was elected openly by members at annual general meetings. Unlike others we were not organised on Leninist principles where only the cadres were able to elect the central committee who in turn appointed the cadres.

   Though more than forty years have lapsed, my recollection of my undergraduate years from 1963–1966 was that the USC was at the height of its activities and membership strength throughout these years until its final suppression by the state in 1971. Students, especially freshmen, continued to seek out the USC whose leaders were easy to identify from various campus functions. Being novices to public relations and campaign marketing we did not consciously target new students or any specific group or background for recruitment. It was our observation that those who sought to join the USC had already developed socialist inclinations prior to their campus enrolment. We organised annual programmes of political forums and talks by speakers from various political organisations and shades as well as by individual academics and other professionals. In those days it was unnecessary to seek any prior approval from the university administration. All that was required was to book the lecture theatre or the students’ union building hall. Members of the public as well as students were allowed to attend freely without any registration.

   Being in Malaysia, we regularly invited leaders of Malaysian political parties including Dr Tan Chee Khoon and V. David of the Malayan Labour Party, Dr Ong Kee Hui and Stephen Yong of Sarawak United People’s Party, as well as Dr Lee Siew Choh of Barisan Sosialis. J.B. Jeyeratnam, then a Singapore district court judge was one of our speakers. Looking back, many of these political talks and forums were attended by capacity-filled crowds, reflective of the level of political interest among undergraduates in those days. As many as forty to fifty active members often attended our regular weekend study groups held at Runme Shaw’s Loyang bungalow. These were strictly internal affairs without any outside speakers involved. Though our total membership never reached one hundred and as a percentage of the undergraduate population was insignificant, it was of immense satisfaction that an endless stream of bright young English-educated undergraduates continued to join the USC in spite of our known disfavour with the ruling PAP and the existence of the DSC.

   As far as I am aware, the majority of the USC’s membership was from middle class families even in the 1960s and mainly English educated. Though undergraduate admission was progressively expanded to include academically qualified students from families of humbler origins through government bursaries and scholarships, only a small percentage of secondary school graduates were successful in gaining admission to Singapore’s tertiary institutions. Only a handful of our members came from working class origins and they were not always the active ones.

Han Suyin and Alex Josey

In 1963 I chaired my first USC forum on ‘Foreign Aid vs. Foreign Trade’ where we invited Dr Han Suyin, Alex Josey and Athulah Mudali of the law faculty (who much later returned to his native Sri Lanka and rose to high position as minister of interior in the government). Alex Josey had been a regular financial donor and contributor to Fajar in its early years as he masqueraded as a ‘liberal’ journalist to camouflage his alleged links to British intelligence. In the heat of exchanges over the benefits and liabilities of foreign aid at the forum Han Suyin called him a ‘colonial bastard’. Alex Josey never appeared again at an USC event. He was later banned from entry into Malaysia.

  The most popular speaker in those days was undoubtedly Han Suyin, the leading international spokesperson for the Chinese Revolution. (China in the 1960s was closed to foreign visitors and there was a general hunger for accurate information on Chinese developments and events as the Chinese social experiment to reconstruct a new egalitarian human society inspired worldwide audiences). She was an energetic and charismatic speaker who could speak for two hours without a break to capacity-filled theatres and hold her audience in rapt attention. Her last invitation by the USC to speak on ‘The Red Guards’ was in 1966 which coincided with a talk by Lee Kuan Yew to the DSC. As she was then living in Johor Bahru, she was stopped at the causeway and not allowed to enter Singapore and was ‘banned’ permanently.

The Vietnam War

Many of us came of age under the shadow of the Vietnam War. For some of us it was the defining event of our youth. Coming after the bloody massacre of over half a million Indonesians in the US-backed military coup in Indonesia and the virtual decimation of the PKI and its allies, the Vietnamese uprising led by the newly formed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in the south in 1962 validated the Chinese theory of ‘peoples’ war’ and of Mao’s view that ‘imperialism is a paper tiger’. In 1965 the military intervention of the Americans in the Vietnamese civil war precipitated worldwide popular protests and outcries. The Vietnamese were true masters of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work and public relations. Singapore and Malaya were no exceptions. The heroic sacrifices of countless humble and ill-equipped Vietnamese peasant fighters of both sexes and all ages against the strongest military power on earth gave tremendous inspiration to other liberation struggles all over the world. It dramatically reaffirmed the common enemy of US imperialism (supported and abetted by their local lackeys) faced by the poor and oppressed colonial peoples worldwide.

   Ever since its founding years the USC has always maintaine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fraternal student bodies of other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both in Singapore and peninsular Malaya. A Joint Activities Committee comprising three representatives of USC, Nantah Political Science Society and Singapore Polytechnic Political Society had existed since 1960 with the chair held on an annual rotational basis. This committee met on a regular basis to discuss and coordinate action on various common issues of the day. After the formation of Malaysia, the focus on anti-Malaysia campaigns was followed by other pressing issues, in particular the US war of aggression in Vietnam that started in earnest in 1965 with the large scale landing of US military forces in the south ostensibly in response to Ngo Dinh Diem’s call for aid to resist ‘Northern aggression’. The immense sufferings of the Vietnamese civilians aroused worldwide protests and support.

   Since a growing number of publications were becoming available on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the revival of armed popular resistance in the south to the gross abuses of power by the US-imposed South Vietnamese regime of Ngo Dinh Diem and his brother, Ngo Dinh Nhu, it was not difficult for anyone interested to become well informed on the true nature of the Vietnamese resistance to US aggression south of the parallel in the 1960s. The Joint Activities Committee met and agreed to embark on an anti-Vietnam War campaign which was to climax in a students’ mass rally in front of the US embassy on Hill Street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an anti-Vietnam War memorandum in addition to talks and forums and production of anti-war posters for distribution at public places. It took me a week to research and complete the 17-page long anti-Vietnam War memorandum that was signed by the three student bodies of the Joint Action Council. The memorandum gave a detailed insight into the history of Vietnamese resistance from Dien Bien Phu to the Gulf of Tonkin incident. It highlighted the use of napalm and agent orange, a biological weapon, on unarmed civilians by the US, the effects of which are still visible today in the deformed children of Vietnamese peasants exposed to it forty years ago. At the meeting held to approve the document the Nantah representatives commented that the closing resolutions did not condemn US imperialist aggression severely enough! We collectively reworded the resolutions with the appropriate phrases.

   Having no resources for printing and given the primitive state of copying in those days which required laborious manual typing and cutting of stencils, and without any office, we found support from the Singapore Commercial Houses and Factory Employees’ Union, the successor to the deregistered General Employees’ Union. At its premises on Wayang Street, their staff laboured through the night to type and print for us one thousand copies of the long memorandum. Their solidarity was also expressed in their refusal to accept any monetary compensation for the use of their modest resources but only to retain one hundred copies for their members’ education. The memorandum was later translated into Mandarin and Malay by fraternal left organisations and distributed across Malaya. Once again the USC’s image was projected far beyond the campus.

   The anti-war mass rally at the US embassy did not materialise. The Nantah students, after suffering countless rounds of arrests, expulsions and deportations since 1963, voted against joining the rally as they believed it would provoke further repression. As the USC and Polytechnic Political Society did not have enough members to sustain a mass rally of meaningful size, it was decided only to present the memorandum to the US ambassador. It was an anti-climax and a profound disappointment to us. The USC has always acted in solidarity with the struggles of oppressed colonial peoples consistent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haracter of socialism but were let down by our militant comrades in Nantah.

   Under the subsequent leadership in the period from 1966 to 1968 the USC resumed its active participation with other left organisations in anti-Vietnam War campaign as the Americans expanded the war to the north with the bombings of Hanoi and Haiphong. An innovative photographic exhibition of US War atrocities against civilians in Vietnam was organised by Abdul Razak and Peter Yip in 1966 on campus and had a major impact. Chan Fee Hon, the USC’s secretary general and the most promising of the new leadership, served as a member of the ‘Aid Vietnam Committee’ chaired by Dr Lee Siew Choh in 1967. This link was considered significant enough to merit comment by Dr Goh Keng Swee in an address to the DSC in 1966. (It was at an anti-Vietnam War demonstration in 1967 on the occasion of US President Johnson’s visit, that Chia Thye Poh, a Barisan Sosialis member of parliament, was arrested and detained subsequently for a record 27 years).

Overtures from Kuala Lumpur

A year or so after Singapore entered Malaysia we received an invitation to visit the Singapore branch of the Malaysian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An affable and charming Harun bin Ibrahim met us and told us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did not hold anything against the USC or any of our members but was interested in establishing a dialogue with us on ‘national issues’. Given the long hostility of the Alliance government to leftwing movements in peninsular Malaya it was an interesting turn of events for us. It proved to be an opportune change in circumstances and dispelled the PAP myth that the USC was part of the communist united front in Singapore. It also gave the USC a counterweight to the patronage endowed by the PAP on the DSC. There was an occasion when a Nantah student was denied permission by Singapore to leave for graduate studies in the Netherlands on ‘security grounds’. With the help of Haru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overruled the state government and the student was given a passport to travel abroad. Ghazalie Shafie, permanent secretary for external affairs, was the first senior Malaysian official to address a USC event. This was unprecedented in the club’s history. Over coffee after his talk, Ghazalie Shafie was friendly but avoided commitment when we raised the issue of reviving Fajar, banned in 1963 under Operation Cold Store. Though we changed the proposed publication to Bersatu the permit was never issued.

   Tun Abdul Razak, the deputy prime minister of Malaysia, came to speak on the campus. It was mutually agreed that it was more appropriate for him to address a function organi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tudents’ Union than the politically partisan USC, as USSU was then controlled by members of the USC. At a reception hosted by Tun Razak on his visit, several academics including the PAP member Dr Chiang Hai Ding, a lecturer in the history department, and our entire CWC were invited. I came to know his political secretary, Abdullah Ahmad, a jovial and charming man.

   At another talk organised by USSU, Dr Mahathir Mohamad was invited. He was then still in political limbo having fallen out with Tungku Abdul Rahman. Mahathir spoke on the ‘Special Rights of the Malays’ as they were a people disenfranchised in their own country. I remembered the heated response from Tommy Koh who was unusually emotional. He demanded: ‘How long does it take for an immigrant people to call a country its own?’

   Tun Tan Siew Sin, the federal minister of finance, also came to address the annual dinner of th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Economics Society in 1965 on the topical issue of the day ‘Common Market with Malaysia?’ I was concurrently president of both the USC and the Economics Society, having been popularly elected at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f the latter by a membership distinct and separate from the USC. At his address Tan Siew Sin lambasted the PAP for the roadblocks it created over Singapore’s entry into the Malaysian common market that was expected to usher in the benefits of joining Malaysia. After his talk I was requested to introduce him to each of the fifteen tables of guests present. I thought he was on an election campaign. Not long after I was invited to see him at his office in Kuala Lumpur prior to my African trip. He told me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eld nothing against the USC or any of its members. He also asked me, ‘Do you not think that Dr Goh Keng Swee will make a good finance minister of Malaysia?’

   The economics department in those years had a strong liberal tradition unlike the history department which was a PAP stronghold with Dr Wong Lin Ken and Chiang Hai Ding. Economics faculty members with known leftwing views included Dr John Purcal who in 1962 had delivered a series of three lectures on political economy to USC members, and Dr Donald Blake who specialised in labour economics and Indonesia. John Purcal was born of humble parentage on a Malayan rubber plantation and worked his way through higher education, and taught at St Andrew’s for a while. He later graduate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Hull in England before pursuing graduate studies in Calgary, Canada. John told me that in his youth he often did not have more than ten cents in his pocket. In Britain he joined the Labour Party and came to know Hugh Gaitskell. When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arrested many left trade unionists, students and leaders in 1957, he protested to Gaitskell but was told that the ‘PAP leader’ backed the arrests. John promptly relayed this news back to his friends in Malaya and earned the enmity of Lee Kuan Yew. In one of Lee’s addresses on campus in 1966 or 1967 he commented, ‘the Barisan members are now smashing traffic lights and painting graffiti, but I will not be surprised if the Communists still retained their old faithful among the University Socialists who have become flabby with age and are lying low’. The rising frequency of visits to th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by Malaysian ministers drew comment from Lee Kuan Yew himself, who remarked that the university had become the latest ‘favourite’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ho seemed to have fallen in love with the undergraduates.

   A forty-member strong delegation of the USC was invited on a Malaysian government sponsored coach tour of the state capitals of peninsular Malaysia. At every city they were received as ‘state guests’ and hosted to functions in their honour by the state’s menteri besar. In Kuala Lumpur their official host was Tun Abdul Razak himself.

   Separately Lim Teck Hui, Ong Bock Chuan and I participated in a Malaysian students’ mission with representatives from other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in peninsular Malaysia on a six-week long tour of Africa and Sri Lanka. After Egypt we split into two groups, with Tech Hui and Bock Chuna visiting East Africa while I went to West Africa. I recalled visiting Sierra Leone, Nigeria, Ivory Coast, Ghana and Senegal where we met with their respective students’ unions. It was the Arab student leaders who impressed me most as Egypt was then riding the crest of Arab nationalism under Nasser. In Ghana led by another legendary anti-colonial leader, Nkrumah, African nationalism was highly visible. Postcolonial Africa was full of hope and promise. The cities were busy but not congested and it was safe to move around, day or night. There were hardly any squatters or slums or beggars visible. It was at our last stop in Dakar that we learnt from the Senegalese minister of education whom we met of the fateful news that Singapore had separated from Malaysia!

   If separation had not occurred, and Singapore had remained within Malaysia, one may well speculate on what the turn of political events may have been within Singapore. We knew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as seriously contemplating the release of key leaders of the left detained under Operation Cold Store. Their intelligence presumably long confirmed that many who were incarcerated on 2 February 1963 and after were never memb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or any of its satellite organisations. As the British colonial archives amply documented it was the PAP leadership that pressed for the arrests of many of those detained and wanted even more.

   Looking back, was it political opportunism or political strategy that motivated us to respond positively to the overtures of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 in the mid 1960s? It was probably a mixture of both. Notwithstanding Sukarno’s ‘Crush Malaysia’ campaign, Malaysia had become a fait accompli. The left in Singapore was in a political quagmire and someone had to break the impasse. In our view the release of the political detainees would have made a crucial difference. (Though Dr Lee Siew Choh was upset over our move I learnt many years later that the detained leadership in Changi Prison generally approved of our strategy towards a tacit understanding with Kuala Lumpur).

Struggle in the Streets

In May 1966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nounced its famous Sixteen Points Resolution that launched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where a ruling party encouraged its citizens that ‘to rebel is right’. Though the Chinese leadership made it clear tha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 an internal affair to resolve Chinese issues and based on specific Chinese conditions, its influence soon spread worldwide to all fraternal left movements including Singapore and Malaysia. The USC itself was only marginally affected though we avidly read every issue of new Chinese theoretical publications that became available and were ideologically up-to-date. However, other left organisations in Singapore, Malaysia and elsewhere developed a renewed militancy characteristic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wo events within the Barisan, the leading left organisation in Singapore, merit comment. First, an ideological dispute occurred between Chia Thye Poh and Dr Lee Siew Choh that ended in the ‘disgraceful’ public apology extracted by the latter from the former as the price of party unity. It certainly did not help to revive public confidence and respect. Though I was approached by some Chinese-educated members in the USC to mediate in the intraparty dispute I did not do so as I was not prepared to join the Barisan. Having dealt with Dr Lee Siew Choh several times I did not respect his leadership. He had become overconfident after his earlier return from the ‘Ban the Bomb’ peace conference in Tokyo where his speech in praise of China developing its own atomic bomb was broadcasted by Radio Peking. Second, in 1966 partly as a result of growing restrictions in the Singapore parliament (for example, the maximum time any member of parliament was allowed to speak was limited to 45 minutes) and the infrequency of parliamentary sessions (in 1965 it met only twice) and partly due to events in China, the Barisan decided to withdraw its members from parliament and took its struggle to the streets. If nothing else this radical change of policy was responsible for its subsequent decline and demise as a major political force in Singapore and resulted in PAP monopoly of parliament for two decades or more. At a speech to undergraduates in th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in 1966, minister of defence, Dr Goh Keng Swee commented that the Barisan organ with a paid subscription of 40,000 was a very influential publication since in general the readership would b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e Chinese-Educated Stream

Long the handicapped and underprivileged members of Singapore society under British colonial rule, the graduates of Chinese high schools started to enter th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fter it opened its doors to them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a two-year bilingual pre-university course in 1961 or 1962. Whatever their individual political persuasions may have been, a small but steady number of them joined the USC. Individually the Chinese-educated had a tendency to be effacing but collectively they proved to be loyal and reliable supporters of the USC through both high and low tides. The majority seldom played any leading roles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few individuals like Chow Sing Yau, Choo Si Sen, Koh Siong, Chng Hoo Song and Ngoh Teck Nam during my time. The real live wires like Lim Shee Ping and Wong Kum Poh came earlier. I was particularly drawn to the latter as we shared a common interest in Marxian economics but he left in 1964 for graduate studies in Birmingham and became an econometrician whose quantitative analytical models provided neat solutions to the complex socioeconomic

problems facing human societies.

   One of the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educated left was their support for and proficiency in Malay as the national language of a united Malaya. Perhaps handicapped by their lack of fluency in the language of the colonial masters, they embraced Malay with characteristic dedication and tenacity. Individuals like Wong Kum Poh and Tang Liang Hong were effectively trilingual regardless of any allegations of Chinese chauvinism levelled at the Chinese-educated many years later.

   Notwithstanding the sharing of a common ideology in Marxist socialism, there were some distinct and discernibl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hinese-educated and English-educated members of the USC. The former tended to be somewhat puritanical in lifestyle unlike the English-educated. At occasional USC’s weekend gatherings in Loyang, when the day’s political debates ended with less rigorous social activities like dances in the evenings, the Chinese-educated core would retreat into a silent huddle and view with clear disdain their less disciplined comrades’ frolics. From these little incidents I better understood my Chinese-educated friends’ world outlook. Life to them was black or white, good or evil. Unlike the English-educated there were no shades of grey in between. It was for many their strength but also their weakness. For us the Chinese Revolution was never the beginning or the end in our quest for a just and equal human society free from the oppression of elite rule, foreign or local. It was only the second milestone afte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in the dialectics of global change.

   Another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English-educated left was our intellectual diet. Apart from Marxist classics and Mao’s thoughts that were digested by all, we went beyond to British Marxists like Maurice Dobbs and Christopher Caudwell. The eternal spring from which we drank was the Monthly Review school founded by Paul Sweezy and Leo Huberman. They were the best in the application of Marxist analytical principles to modern society in the era of monopoly finance capital and imperialism.

   The university library had an excellent current periodicals section in those days and it was there that we discovered Monthly Review, a monthly journal of socialist thought. Even Peking Review was freely available, a reflection of the academic freedom in our time. Marxist classics were openly on sale at the university book store in Orchard Road. Later when Donald Moore Galleries opened on Clemenceau Avenue, it was always well stocked with the latest Chinese theoretical publications in English. In this manner we were able to keep abreast of both the Sino–Soviet ideological debate but also the twists and turn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it unfolded from 1965.

   Due to my own language handicaps I was unable to relate personally with our counterparts at Nantah and Ngee Ann College, both of whose struggles the USC supported throughout the years. My memories of Nantah in the early 1960s when we went there for meetings was that it was like a little ‘Yen’ an’ when the students were on strike. My respect for the Chinese-educated sacrifices and stoicism rose exponentially to the endless waves of mass arrests and expulsions that they were periodically subjected to. Later Ngee Ann College emerged as a new centre of Chinese-educated student militancy and suffered the same consequences as befell Nantah. In 1965 I was invited to address a meeting of their students prior to some strike they were planning. In October 1966 over 30 members of the USC, led by the president Abdul Razak, joined in their demonstration in front of City Hall to support their protest against the Thong Saw Pak report. It was roughly broken up by the riot squad. Every member of the USC who participated was individually identified in the photographs taken by the ISD. Together with 67 students from Nantah, four student leader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were deported, including Abdul Razak and Peter Yip (then secretary general) but the order was retracted for Indonesian-born Chan Kian Hin through the intervention of his uncle, Chan Chin Bock, a senior official at the EDB.

   The real reason behind such drastic action was the agitation led by the Students’ National Action Front to register a National Union of Singapore students for the four tertiary institutions, to revive Nantah Students’ Union which was deregistered earlier and to campaign against the suitability certificates to screen the admission of students into tertiary institutions based on their political views. The deportation of the Malaysian student leaders involved was intended to discourage Singapore students from further involvement in militant union activities.

Malay Students

The Malays were always a tiny minority on the campus of th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in contrast to other minorities like the Indians. Their membership of the USC reflected their underrepresentation in the undergraduate population. Notwithstanding their numerical insignificance the USC has always supported Malay as the national language of a united, free and independent Malaya including Singapore. The USC also attracted prominent Malay intellectuals to its leadership from Abdullah Majid in its early days to Kassim Ahmad who subsequently founded the Pemuda Sosialis Malaya in London in the mid 1960s. They developed their own caucus of members with a sprinkling from the USC but went well beyond what the latter ever aspired to achieve.

   I came to know and like the few prominent Malay activists in the USC of my times. Zakaria Omar was an older undergraduate who had been a schoolteacher prior to his campus enrolment. He was also an active member of the Singapore Partai Rakyat with Dr Abu Bakar. I can still recall the wonderful Malay meals we had in his kampong home in Geylang Serai during Hari Raya. Personal tragedy later befell Zakaria Omar after he married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Dr Shirle Gordon, who headed the Malaysian Soci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and was exposed by Lee Kuan Yew as ‘their agent´ who married her, an alleged CIA agent under ‘instruction’ according to a report in The Straits Times. Dr Shirle Gordon herself was subsequently banned from Singapore and moved to Kuala Lumpur where she continued to run the MSRI for many decades. She had been a regular supporter of the USC in more ways than one and provided an important intellectual bridge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Malay and Islamic society. I often visited her at her office in Oxley Road. Her last appearance at a USC event was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seminar on communalism and national unity. Subsequently all the papers presented there were published in Intisari.

   Abdul Razak Ahmad was recruited by me into the USC

when he was a law undergraduate and resident of Raffles Hall. Razak became the most active Malay member of the USC of my times and gained the distinction of being expelled from Singapore with Peter Yip, Gurdial Singh and Chan Kian Hin (later reversed) as a consequence of their involvement in the Students National Action Front’s protests against the introduction of ‘suitability certificates’ for undergraduate admission in 1966.[1] The suitability certificate was designed to screen students’ admission to Singapore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based not on their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but on their political views. Though neither Razak nor Peter Yip were on the Students’ National Action Front’s twelve-member council, they were targeted being the two leading UCS officials who were Malaysians. After graduation and in spite of his legal practice in Johor Bahru, Abdul Razak continued with his lifelong dedication to struggling for the poor and oppressed in Malaysia through various leadership positions in the Malaysian Partai Rakyat and later Parti Keadilan Rakyat, in spite of his asthmatic condition. Like Peter Yip, he remain banned from entering Singapore. He died tragically last year as a result of long years of poor health, work and stress, and medical negligence.

   The Malaysian years of the USC (1963–1965) were also the years when the USC was at its peak in terms of support among the Malay undergraduate students. There was only one Malay student who was a member of the DSC probably because of personal ties with the graduates of Raffles Institution who were all classmates of Goh Kian Chee and became founding members of the DSC. (Ironically the father of this Malay

undergraduate was arrested in 1963 for pro-Indonesian activities during Konfrontasi). There were many other Malay members of USC who later became prominent personalities in various walks of life in Malaysia. They included Professor Mohd Haji Salleh, a leading poet and writer, the late Mohkthar Abdullah who became solicitor general, Sanusi Osman who became secretary general of Partai Rakyat, and Halim Omar a professor at one of the Malaysian universities. Even after separation and independence in August 1965, students from across the causeway were freely allowed to join and hold office in the USC and in this respect maintained a symbolic unity of the two territories.

   The vibrant multiracial and multicultural character of the USC’s membership was in the best traditions of the Malayan English-educated left. In some ways the USC was the heir apparent of the defunct Malayan Democratic Union and had the leadership potential for guiding a revival of the left across racial divide in a post-Emergency independent Malaya. The failure to realise the promise was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communal factors that shaped subsequent political events and deserve separate analysis and narration elsewhere.

Seminar on ‘Communalism and National Unity’ in 1966

My last act in the USC was to conceptualise and plan the two-day seminar on ‘Communalism and National Unity’ which was implemented and chaired by the new leadership of Abdul Razak, Peter Yip and Chan Fee Hon as I graduated in May 1966. However, I remained on Bukit Timah campus until the end of 1968 as I worked at the Economics Research Centre and later at the economics department.

   The ‘national question’ has long challenged all progressive forces who sought to emancipate Malaya from British rule. The ‘divide and rule’ strategy of the British, honed during centuries of empire, left deep divides in postwar Malaya. A feudal Malay ruling elite with entrenched privileges buttressed by Malay peasant farms on Malay land was at one end of the social spectrum versus a restless and aggressive Chinese migrant population in squatter slums in urban centres at the other, with an Indian plantation working class in between. The founding declaration of the USC in February 1953 had declared: ‘Today a new danger threatens Malaya – Communalism’.

   Singapore’s separation from Malaysia in August 1965 was in itself racially driven due to the challenge by a predominantly Chinese PAP-led Malaysian Solidarity Convention to the dominant UMNO-led Alliance that ruled Malaysia. PAP communal arithmetic based on its 40–40–20 formula had heightened racial tensions. Racial clashes in fact occurred in Singapore twice in July and September 1964. Political separation did not extinguish the dreams of either the PAP or the left on both sides of the causeway for a reunited Malaya at some future date.

   It was opportune to plan and hold a seminar on the ‘national question’ and invite a wide range of distinguished academics and social activists to deliberate on the subject. From the left we had Kassim Ahmad, Syed Husin Ali, Dr Tan Chee Khoon and Dr Lee Siew Choh. The director of Malaysian Soci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Dr Shirle Gordon came while Professor Syed Hussein Alatas, Tommy Koh, and Dr Lee Soo Ann lent prestige to the event among other distinguished peers. Even Dr Mahathir, who was then in political wilderness after his fallout with the Tungku, came and presented a paper. So did Ahmad Mustapha, another associate member, who later held office in the Tun Razak administration. Three working sessions were chaired respectively by leading academics: Professor K.J. Ratnam, Professor Victor Fic and Dr Donald Blake.

   Over a hundred undergraduates, graduates and faculty staff crammed into the congested conference room at the Students’ Union in testimony to the wide interest on the subject. The papers and proceedings were subsequently compiled and published in Intisari, the publication of Malaysian Soci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In spite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topic and in-depth analyses of the issues the main dailies refused to report on any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seminar, presumably because it was organised by the USC. Professor T.H. Elliott of the school of pharmacy in th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 known PAP member and campus spokesman, criticised the USC for inviting ‘foreigners’ to its seminar as Singapore had separated from Malaysia in September 1965. It would have been more productive for him to engage them in open discourse by attending the seminar himself as political separation itself did not resolve the threat of communalism. Contrary to being on the decline, the USC emerged once again as a catalyst to rally thought and debate on a crucial national issue among the academic and student communities across the causeway, in spite of political separation. If nothing else it reaffirmed that the best hopes and solution towards a reunited free and equal Malayan or Malaysian society was under the non-racial platform of class,

not communal, struggle.

Final Years

Though the USC continued to survive under new leadership for five more years it did not see better days as students were generally intimidated by fear of new repression by the authorities. Malaysian students were barred from holding office in student bodies at Singapore’s tertiary institutions. The three-year duration of most undergraduate degree courses in arts and science faculties also meant the constant turnover of student activists, almost by design of the university administration.

   Regardless of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day, so long as the USC existed it remained a magnet for the minority of English-educated students who thought beyond the ken and searched for deeper answers to the social ills and injustices of their times. Hence it was necessary for the monolithic state created under PAP rule to extinguish the USC as it finally did in 1971 under a technicality in the Societies’ Act. An issue of Undergrad that year carried a statement by the last central working committee on its decision not to comply with the Registrar of Societies’ demand that the USC submit its ‘Annual Returns’ and was consequently deregistered. The DSC with official patronage has continued till this day. The demise of the USC did not end student militancy among the English-educated undergraduates. A new generation of leaders arose in the mid seventies, names like Tan Wah Piow and Juliet Chin, some of whom were Christian social activists who like their more ideological peers in the USC forged close links with the workers in Singapore’s ‘pioneer industries’ and rose up together to challenge the dominance of the NTUC, the labour proxy of the PAP. By that time the independent labour movement, left or otherwise, had been smashed. On both the Chinese and English-educated campuses, however, new shoots began to sprout again. Some went far beyond the limits ever ventured by any of the USC leadership.

 

The Tower wants calm but the Wind will not subside.    

Postscript

It is now more than forty years since we graduate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Looking back on those years of youthful idealism we thought then that we were on the eve of the new socialist millennium which would occur within our lifetime. There were ample examples of socialism in practice around the world, in countries both big and small, even though there had been some disappointments and aberrations. The left failed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for many reasons, partly international but mainly internal, in spite of having been in struggle for nearly eight decades. This is neither the time nor the place to give informed comment and analysis. Suffice to say the USC w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is historic movement and its influence was far out of proportion to its numerical strength. We had a ‘sense of mission’ and were driven by a combination of patriotism and service to the people, not by self-interest.

   Some of the comrades and fellow travellers who were with

me as undergraduates are no longer around. They include:

  1. Chan Fee Hon: shortly after graduation in 1969 he moved to live and work in Hong Kong. He died of cancer in his early forties and is survived by his wife, a son and a daughter. They have chosen to make Singapore their home in recent years.

  2. Koh Siong: also died of cancer in his late forties. I have no details of his family.

  3. Wong Kum Poh: taught at the economics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for several years after graduating with his Ph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He died of heart problems in his early fifties and is survived by his wife and only son.

  4. Raymond Ong: was an English teacher for many years at St Andrew’s Junior College and died aged fifty and is survived by his wife and two children.

  5. Chan Kian Hin: who died in a tragic helicopter accident near Genting Highlands at the prime of his life in his thirties with his Filipino girlfriend and fellow USC Alumni, Ng Kwek Sin. His first wife and only daughter now live in Toronto.

  6. Lim Teck Hui: died of heart problems in his mid fifties and is survived by his wife and three children.

  7. James Evatt Wee: disappeared without trace in the 1980s

    and is now rumoured to be living in the USA. He did not attend his father’s funeral when he died.

  1. Abdul Razak Ahmad: died in Johor Bahru in 2008 and left behind his spouse, four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I dedicate my recollection of those years to their memory as they each contributed in their own ways to our common cause against all odds.

[1]     The Students National Action Front was a pro tem body pending the registration of the National Union of Singapore Students representing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antah, Polytechnic and Ngee 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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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版)《战后新马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艰险历程》 :《前言》The precarious Course of Singapore & Malayan People’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During The Post-War Period Forward

编者按:经《战后新马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艰险历程》作者同意,仅此转发该书的《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45 年以日本投降宣告结束。这场战争涉及的东方战场涵盖了大半个中国、西伯利亚、朝鲜半岛、东南亚全境、澳大利亚、太平洋乃至印度。而远离我们的西部战场则涵盖整个欧洲、非洲、中东与太平洋。受其牵连的国家之多,土地面积之广,波及人数之众,死伤人数之巨,交战之惨烈,为人类史上前所未有!这本书覆盖的范围,就以这个年头开始。

一场空前的大战的结束,自然令人欢欣鼓舞,让人们对前景充满热切期待,但摆在包括新加坡在内的马来亚大地上的子民面前的,是一副什么样的图景,一时竟叫人无法辨别与分解。这么说,二战的胜利,马来亚(包括新加坡)人民是曾经付出过巨大的代价的,我们当中不少英勇志士甚至还拿起枪杆,赴刀山蹈火海,不惜生命与日本侵略者对峙于交锋。因此,胜利的果实,他们是有权分享的!然而,事情的发展并非尽如人意。结果,反而是那帮没开几个枪几个炮便擎起白旗向日本侵略者投降的英殖民地主,竟‘凯旋’归来,厚颜无耻接管了我们这块神圣宝贵的土地。重新当起统治者,继续进行其鱼肉人民的勾当。试问道义何在?

于是,1945年的反殖,要求国家独立的运动在继承前人努力的成果的基础上,再掀起热潮。即便是面对贪婪凶恶的殖民地主所施加的各种无情的镇压与迫害,反殖的队伍还是壮大起来了。足见根植于民间的反殖情绪之深之广。接下来五十年代的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以及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其来势之猛烈,声势之浩大,撼动了整个社会的根基。此时,反殖的浪潮已经势不可挡,因而在形势比人强的情况下,殖民地主不得不向人民做出让步,于1957年让马来亚联合邦独立。再于1959年,让新加坡自治。

英国人进行外部统治最善于利用的伎俩是“分而治之”。新马本是一家。现在,却给殖民统治者搞出两个政治个体,各走各路。

新马两地政治上的变迁牵动了各自范围的政治力量角力的格局。原有的政治斗争被拖入前所未有的复杂氛围中。在新加坡,即便是行动党内部也发生左右路线的激烈争论,并导致该党中的左翼人士被挤出党外。接着他们在党外另起炉灶,成立一个社会主义阵线党,把广大的工运、学运积极分子都团结在其旗下。并在50年代时搞得红红火火的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多位领导人的加入后,让这个热切期待实现平等、公平与民主的社会而努力拼搏的人民运动诸如了一支强心剂!本书中,许庚猷对这个时期的前前后后给予了比较详尽的叙述。

在马来亚半岛,诗句也在迅速变化中。1961年11月16日,时任首相的东姑阿都拉曼提出创立“马来西亚”的设想,这个原本是在二战即将结束英国人孵化出来的“大计划”,其目的不外是为了要长期保护英国在这快土地的经济、政治与军事利益。而其所以又获得马来亚和新加坡右翼政府的青睐是他们认为通过它,左翼运动的力量便可以一举消灭,使那支火把难于复燃。

可是,上演马来西亚这部戏到头来并不完全如当初预想中的精彩。此计划一出,便受到印尼与菲律宾的极力反对,汶莱在最后关头决定不愿加入。而其最大的短板应该是新马的合了又分的决定,竟在不及两年的时间内就在世人的面前演绎出来。造成两地人民感情上多大的磨损,以及看的人之间的无可计量的猜疑与信任赤字。人们都知道,环绕这个合了又分的局面所导致的那么多缺憾与矛盾,完全可以追溯向相关政治人物的短视与偏执,以及他们那自我膨胀的自我及难于满足的个人野心。

这本书的面世,希望能够让读者通过不算长的文字篇幅与较多的珍贵画面,更多地了解左翼运动反殖与争取国家独立、自主、社会公平的一段重要路程。对于那些曾经于那个不平凡的时代亲自参与活动的读者,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文字与画面,能够勾起一点美丽又不失荣光的记忆与回味。毕竟,一个人的短暂生命中,为了追求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而做出无私奉献是有其不可低估的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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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 Foreward

  1. 《灿烂前景必成历史》The Future As History

傅树介   POH SOO KAI

  1. 《我们在60年代里成长》

Coming of Age in the Sixties

许庚猷           KOH KAY YEW

  1. 《冷藏行动的背后》 彭杜生  PENG DU SHENG

  2. 《炼狱》 杨小黑     YANG XIAO HEI

  3. 战后新马人民争取独立的艰险历程——

1945年-1965年)历史事件及图片集

Chronology & Pictures

  1. 编后语 Editors Note

中文编辑: 陈瑞生CHINESE EDITED BY CHEN RUISHENG

英文编辑:江南春ENGLISH EDITED BY JIANG NAN CHUN

封面设计:松青DEISIGNED BY SONG QING

书籍代销点:

新加坡:新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BLK 231 , #02-101, 书城中心BRAS BASAR COMPLEX

电话查询:6337 2338

马来西亚代销点:

Moon Cheong Cheah

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2246049688767922&id=100000887392066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值得收藏的书籍。它记载了新加坡和马来亚半岛人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争取国家实现独立、自由、民主与平等的斗争历史资料。

读者可以从书的历年表里清楚地看到,每当两地人民在与英殖民主义者进行斗争的关键时刻,特别是受中文教育与受英文教育群体走到一块儿,共同反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的斗争时,英国殖民主义者总是采取镇压、逮捕渐进和驱逐等行动。

1950-1956年之前,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了扶持林有福傀儡政权,不惜采取行动对付华校生和马来亚大学进步学生;

1957年,英国主主义者为了让李光耀能够迅速地控制人民行动党领导权,采取行动党对付人民行动党内部的左翼势力及其领导人;

1963年,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了实现其炮制的“马来西亚联邦”,配合了李光耀个人野心的诉求,在代号“冷藏行动”计划下,干净和彻底把新加坡的左翼最优秀的领导人和干部全部逮捕、监禁和驱逐出境。

1945-1965年,事实上就是新加坡人民与马来亚半岛人民共同进行“默迪卡”斗争的最高峰的年代!那个年代的参与者就是真正的“默迪卡”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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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版)证据显示逮捕林清祥是错误的 Evidence showing Lim Chin Siong’s detention was wrongful emerges

转载自:http://theindependent.sg/evidence-showing-lim-chin-siongs-detention-was-wrongful-emerges/?fbclid=IwAR1rdaUqQBHzee6fbEoKskEBnFxqeMPPU8pz3Vf8cfXVgI5qrx3v82HqP0g

作者: Anna Maria Romero  日期:2019年1月19日

随着一篇有关林清祥具有争议性的演讲在英国国家档案馆的资料的解密,证据显示,人民行动党发起人之一,林清祥的被捕监禁是错误的。

这名政治人物相信是具有领导新加坡的的领导人,但是,他对事业的承诺却因为最终被监禁起来被毁灭了。一份林清祥在1996年发表的就拒绝有关指控他,进行煽动颠覆活动,并鼓吹使用暴力推翻政府的演讲稿解密了。这是政府引用来监禁林清祥的理由。

1954年,李光耀和林清祥共同创立了人民行动党。林清祥的领导能力、演讲修辞和智慧,为行动党在组织上提供了良好凝集职工运动打基础。林清祥全心全意地支持被边沿化的新加坡工人。

他在22岁时已经迅速地赢得了群众广泛的支持。他在1955年赢得了武吉知马选区的市议会议席。当时,李光耀在介绍林清祥给马绍尔认识时还称赞说,他说新加坡未来领导人。

林清祥先生为人民的崇高事业理想受到的挫折期是,在1956-1959年被林有福政府,以及在1963-1969年被李光耀禁的两段时间

去的50年,新加坡政府坚持逮捕林清祥的理据是合法的。政府把他定性,指控他覆和鼓吹暴力。林清祥先生在他有生之年一直否认这些指控

政府指责林清祥在1956年10月25/26日发动的暴力抗政府,林清祥在位于裕廊美世界行行的一个群众大会上群众警方人员进袭击pa mada,‘打警察‘)。当群众是聚集在一起抗政府逮捕校中学生和社运。接着,在同年的10月27日,他在不经审讯的情况下禁了

时任教育部周瑞祺在立法会上得注意的是,武吉知议员(林清祥)在美世界群众大会上不是在高呼‘默迪卡’,而是在高喊‘打警察’(pa ma da 究竟是乱,一点有什么疑问吗

周瑞琪说,当抗议游行队伍朝着武吉知马路方向进行时,在靠近华中附近与警方发生冲突。

周瑞琪这样指控林清祥先生在群众大会上煽动暴力就成为了事实。但是,林清祥仍然是否认这样的指控。在1996年,林清祥逝世前的那一年,林清祥在最后接受记者Melanie Chew小姐的采访时仍然是否认这样指控。这篇访谈编录在Melanie Chew在当年出版的书籍:《新加坡的领导人》。

这个历史问题现在就必须一劳永逸地解决。在最近揭秘有关林清祥的讲话文档,林清祥是提醒群众,警方人员也是受雇佣的。他们不应该成为我们发泄不满的目标。他同时也是用缓和的口吻来降低抗议集会的气氛。

历史的语境

1948年,英国殖民主义者政府在马来亚宣布实施《紧急法令》后,新加坡处于严厉的管制。政治活动是属于非法的。政府随时可以搜查、监禁、甚至在没有进行任何司法程序情况下虐待老百姓。政府使用镇压和暴力手段对付 老百姓已经是司空见惯。

1955年,当时英国殖民主义者正准备在新加坡实施民主进程。引进了一部新的宪法(即“林德宪制”),让新加坡成立自治邦政府。当时,马绍尔被委任为首席部长。实施《公安法令》替代了《紧急法令》。基本上《公安法令》与《紧急法令》是换汤不换药同样的。但是,马绍尔在实施《公安法令》过程中采取了公平的立场。

1955年6月,大规模地逮捕了工运活跃分子之后引发了工会的强烈抗议后。马绍尔兑现了公平与快速审理有关案件的承诺。在审理工会的抗议行动案件后只有一名参与者被判有罪,其他人立即获得释放。

法院对案件的判决引来了改变近年来的老百姓被镇压的局面。新加坡的政治活动也在这个时候开始发展起和壮大起来了。老百姓对于政府的暴力镇压和警方人员的恐惧心理也就消失了。无论如何,英国殖民主义者看到了许多活动受到到颠覆,而开始关切着日益增长的反殖民主义的活动。

1956年,在马绍尔辞职后,英国殖民主义者解决了新加坡人民提出的自治的要求。马绍尔的继承者,林有福追随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旨意实施了更加严厉的控制,

在当年(即1956年)林有福缓引了的《公安法令》逮捕了7个人,并禁止了反殖民主义的活动。新加坡人民为此感到愤怒。他们成立了公民权利公约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涵盖范围极其广泛,其中包括了来自具有政治意识集团、各个种族社群和不同的经济阶层。可以说,华人、印度人和马来人的组织、专业人士和工会,左右派的集团都凝集在一起,产生一股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统治的统一阵线。

林清祥以及越来越多人的被逮捕渐进,引发了新加坡人民更加的愤怒,追究导致了1956年的暴动事件。

行动党在当时的市议会里提出了反对大逮捕事件。在195610月份,李光耀、杜进才和帝凡纳出席了行动党在美世界举行的一场群众大会。林清祥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时,他提醒了与会的群众不要把不满情绪发泄在警方人员的身上,而是应该针对林有福和英国殖民主义者。

以下是林清祥在这次群众大会上讲话的部分内容:

关于警方人员。他们是警察兄弟、警探兄弟(暗探)和警长。他们都是受薪者。他们都是来这儿出席会议反对林有福的。(这是会议进入以来最长时间的欢呼声)我们热烈欢迎他们!他们越多人出席这个集会将会是我们展现更加强大的力量。(群众笑声四起)很多人不要高呼默的卡!他们要高喊打警察
这是错误的。我们需要他们与我们合作,因为他们也是受薪者。这样,在冲突发生时,他们会拿着枪跑掉。(欢笑鼓掌声“With regard to police… they are all wage-earners and they are all here to attend this meeting to oppose Lim Yew Hock. We gladly welcome them, and the more of them that attend will make us even stronger. A lot of people don’t want to shout Merdeka! They want to shout ‘pah mata’. This is wrong. We want to ask them to cooperate with us because they are also wage-earners and so that in the time of crisis they will take their guns and run away. (Laughter and cheers).”

尽管林清祥在群众大会上的一再呼吁群众要冷静看待警方人员,但是,群众大会的群众在游行接近华中时与警方人员发生了冲突,指出冲突一直延续到份额天凌晨。在同一天,警方为驱散在华侨中学和中正中学集中的学生,向校园发射了催泪弹。由于警方的的镇压行动导致了当天全新加坡发生的暴动事件。

195610月,林清祥比英国殖民政府逮捕并监禁了。他在行动党组织的美世界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就成为了被逮捕监禁的正当理由了。英国殖民政府的安全理事会决定一旦找到确凿的证据,将对林清祥进行起诉提告判决。

后来,英国殖民政府没有起诉提告林清祥,可能就是因为没有确凿足够的证据。

令人遗憾的是,李光耀并没有在当时市议会开始时驳斥时任教育部长周瑞琪对林清祥的指控。

英国国家档案馆揭秘了新加坡政治部的机密文件资料里就包括了当年林清祥在俄米世界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很明显地,当时的林有福政府是捏造了林清祥在群众大会上的虚假内容。即便是后来行动党上台执政后,行动党政府也没有予以予以林清祥机会为自己的冤案雪白。

同样的。至今为止,也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林清祥涉及共产党的阴谋活动。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当年在《公安法令》,以及后来的《内部安全法令》下的数百名被捕者涉及到与共产党的阴谋活动。

其他的政治部解密档案资料仅仅是证明,这些被捕者是合法的活跃分子。他们的斗争目标就是为了达到争取国家独立和自由。政治部拒绝区分这些被捕者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和平斗争手段进行反对英国殖民地统治和共产党颠覆活动之间的差别。

195611月的大逮捕事件中一个有163人被逮捕监禁就是属于预防性逮捕的一个例子。政府在这次的大逮捕事件并没有提出任何证据指控他们,但是,却指控他们涉嫌怀疑可能是共产党员。

对于有关林清祥被捕监禁的档案资料解密后,网民们表达了同情的同时,他们也注意到李光耀在逮捕监禁自己的前“同志”时也是缓引同样的罪名作为理由。

以下为部分网民的帖子:

附件1 :林清祥于1956年10月25日在裕廊美世界行动党组织的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全文

林清祥1956年10月25日在《美世界》演讲实况录音全文:(见《人民论坛》:《林清祥19561025日在美世界演讲实况录音》见网址:

https://wangruirong.wordpress.com/2016/02/26/)(此稿是当年出席这场群众大会的政治部人员通过现场录音记载抄录的。)

林清祥在群众大会上是以福建话发言。他的演讲稿是有在场监视发政治部人员进行现场演讲实况录音的,这份资料是来自英国档案馆。如中文翻译件与英文原件之间的文字或词句表达有不同之处,均以英文原件作为根据。特此说明。
现场记录全文如下:(当大会司仪宣布林清祥是接下来的演讲者时,现场发出了热烈的掌声

译者:王瑞荣

亲爱的叔叔们、阿姨们、兄弟姐妹们,从918日到今天在新加坡已经超过20人被捕和7个团体已经被解散。在918日有6个人被逮捕,其中一个被捕者是林振国。他是农民协会主席,各业工友联合会主席和马来亚黄梨工友联合会主席。另一个被捕者是陈玉兴。她是妇女联合会执委。还有一个被捕者是陈蒙鹤,她是妇女联合会主席。中正中学2位教师也同时被捕。另一个被捕者是陈广风,他在裕廊教书,是教师联谊会主席。被捕人数一共是7个人,包括了上述6位被捕者和一位学生。前6位是在驱逐法令下被捕等待被驱逐出境。中学生是在公安法令下被捕。


在当天晚上有2个团体被解散,一个是妇女联合会、另一个是铜锣音乐会。这是什么理由?一个月已经过去了,林有福政府没有告诉我们,被解散的团体是触犯了哪些条例?也没有提出任何确凿的证据。逮捕行动后人民举行抗议集会,派了代表团去会见林有福并要求他解释这些人被捕的原因。他无法提出任何理由,只是说这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但是,大家都要知道林振国犯了什么罪!他在4岁时就离开中国到马来亚,今年41岁。在8岁时他就在黄梨厂工作,他在黄梨厂当了30年的工人,我相信很多兄弟姐妹们都认识他,他所做的一切就是在农民协会为工会和工人服务。他并没有受过教育,他是文盲,他说话也不流利。他犯什么法?他并没有偷窃任何的鸡只!他也没有触犯任何抢劫行为。他也没持有任何枪械去伤害任何人!但是政府在没有任何理由下逮捕他并要把他驱逐出境

另外一位被捕者是陈玉兴。她也将被驱逐出境。她是妇女联合会执委。她是在中国出世的,她出世后8个月还不会说话时,她母亲就把她从中国带到马来亚并住在新加坡至今。她现在是24岁。她妈妈是一位勤劳的小贩。她辛苦的赚取生计抚养她成长。她努力读书取得了文凭,并在20岁时成为一位教师。她也在妇女联合会工作过一段时间。就因为这个原因他们要驱逐她出境,现在她的母亲没有人照顾了。她到底犯了什么罪?政府无法说出来!

陈广风,大家都知道他只是对教书有兴趣吧了。他做了些什么事?他所作的事就是告诉政府不要压制华文教育,他就是在这个理由下被捕的。妇女联合会主席到底做错了什么?她只是告诉政府今天新加坡有许多脱衣舞女郎,造成了许多年轻人每天都去观看脱衣舞表演,她告诉政府必须取缔禁止这些表演,否则将对青年人产生不良的影响,就是这个原因她被捕了。

除此之外,没别的原因。妇女联合会也被政府禁掉了。这个组织到底触犯了什么条例?没有证据

政府发动了逮捕和驱逐行动后,在918日说:政府是非常民主的!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新加坡人民的利益!这些被捕者如果愿意的话,他们可以提出上诉。但是,大家都知道上诉是否能够取得成功?不会成功的。


因为当我们提出上诉时,他们说这是不被允许的。什么理由?没有理由。我们反对驱逐,他们说不可以。918日的事件尚未解决时,在919日局势又发生变化。在924日,政府解散新加坡华校中学生联合会。学生会的负者人到底是在干什么?他们告诉学生们,学生来学校上课的目的就是读书——就是学习!这样他们长大后就可以成为父母的财富。这样政府也不允许,就将他们给逮捕了。他们说读书和学习是共产主义,因为在中国,共产党员的实践就是学习。这是不是说,假如共产党吃米饭咱们就不可以吃米饭?这是不合理的。——这一切就是压迫!


但是,当我们反对时,政府却不理会。他们变本加厉,他们不仅解散了学生会,还逮捕了学生。当学生们手臂缠着黑布条时他们又不允许。他们一方面说自己是民主的,假设学生不同意的话可以抗议,当我们抗议时他们却不允许。当学生们手臂缠着黑布条时,
他们也不同意并要逮捕学生。学生们要举行集会进行抗议时,他们说不可以。在930日,他们逮捕了中学联主席孙罗文。同时,他们也逮捕了我们的一位中央委员谢弈田,这些逮捕行动都是没有任何理由和证据的。

整个局势并没有改变,问题也没有解决。

108日发生了突变事件。8日晚上学生们举行集会,109日,政府召见各校董事部委员,强迫董事部开除142名学生。他们说假设董事部委员会不按照他们的要求开除学生,他们将开始行动。

就在那天晚上,4位学生被捕。在这样的情况下,中正中学和华侨中学的学生们别无选择,只好集中在校园里。

他们至今已经集中了15天,在这段期间,人民举行各种抗议行动。这一切抗议行动都是和平和合理的。他们并没有采取压制性的形式,我们没有拿起武器、石块,我们仅仅要求的就是要政府告诉我们逮捕学生们的理由,提出学生们犯罪的证据。他们并没有偷窃、他们并没有偷窃鸡只。

假设政府有证据,那我们无话可说。但是,政府并没有提出任何证据,他们的回应就是继续迫害。

今天他们继续迫害我们。

昨晚,政府又逮捕了4人。其中一位是裕廊洛阳学校的校长,他也是小学教师联谊会的副主席。另外一位是铜锣音乐会的执委,还有一位是《时代报》的编辑,还有其他许多人被捕,我无法记住他们的名字。

他们也解散了4个团体——其中一个是家长联谊会。其他的团体是:艺术团体,小学教师联谊会和中正中学校友会。与此同时,昨天晚上他们颁布了一道命令,要在中正中学和

华侨中学集中的学生必须在晚间8时前解散,否则,他们将开始使用武力驱散。你们大家都知道,昨天晚上警方已经在中正中学和华侨中学门外驻扎。

在当前的局势下,已经有许多警察到了那里、水喉管柱也已经送到那儿。他们将使用强力水柱对付学生,假设学生不在晚上8点前解散,他们将使用武力。

使用武力去迫害学生!学生到底犯了什么罪?政府完全无法提供任何理由来说明他们采取的行动。为什么林有福政府要采取这样的行动?大家知道,这是最无理的和最暴虐的迫害。林有福今天的这种行为已经说明他是红毛人(闽南语ang mo lang,即英国人)的走狗。

他说,他要独立、自由和民主!他是否理解人民所要的真正独立?人民要求的是赶走英国人!但是,林有福并没有研究如何赶走英国人!他没有找出人民真正的要求!

在没有人民的支持下他如何赶走英国人?他不是在人民的支持下与其他政党一道反对英国殖民者,他却去寻求英国人的支持!

几个月前。他说的各政党联席会议,其实这全是虚假的。在他从伦敦回来后他并没有急着和所有政党商讨如何与英国殖民者进行斗争!他也没有询问人民如何一道与英国殖民者进行斗争!反过来,他去寻求英国殖民者的援助来对付人民!

918日到现在,已经超过一个月了!他所做的就是逮捕人民、解散团体,镇压再镇压。这一切已经清楚说明了他已经被英国殖民者收买了!他为什么不要协助人民呢?

那是因为他并没有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坎里

林有福早期的历史是什么?

林有福早期是在劳工部。他鼓励工人罢工,但是在背后却接受雇主的金钱。他镇压工人!他逮捕工人!现在他已经成为首席部长了!他仍然使用同一伎俩!他清楚知道,即使他是首席部长,他也不会得到人民的支持!自从他当上首席部长他啥事都没干!他所做的就是给自己买了一部新车。对于人民,他啥事都没做!所以,现在他恐惧未来人民不会为他效劳。他知道,再过两年将再举行另一次的普选,他将不可能再成为首席部长,所以他现在只能求助于英国殖民者,并使用英国殖民者赋予的权力去镇压进步团体!这样,当普选来临时他将没有竞争对手!没有人将会出来参与普选反对他!因为他认为这是他唯一的目标——他个人的利益!——那就是想着那区区的一个月几千元的薪金!——他已经和英国殖民者联手镇压人民了!

他已经完全忘记了人民!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必须坚定不移!我们不必对高压水柱感到恐惧!这是毫无意义的!林有福现在只是在为自己着想!由于他一心想要当上首席部长他必然要寻求英国殖民者的支持。我们已经知道,因为在英国殖民者的支持下,英国殖民者已经和他达致协议

英国殖民者一定告诉他,马绍尔已经失败了!如果他想要成功那就一定要解散所有进步

团体和逮捕所有的华人领袖!如果他这么做,他们将会给予他一点小好处。在一个月内,他发动了逮捕行动后就去英国。英国人与他密谋给予他获得独立或者确定在明年或后年独立的日期。因此,大家都在谈论有关独立的问题而忘记了那些被捕者。大家将会认为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这样人们就会认为他的逮捕行动不是一个错误的行动。这样一来,人民都会同意他将会从英国殖民者那儿取得独立。这样大家都会同意,当普选到来时他不但可以担任首席部长。而且可以把他当成是勇士。或者,他的薪金将从4000元提升到6000元。

这就是为什么林有福现在遵照英国殖民者的指示去执行任务。

我们今天可以清楚的看到他利用英国殖民者赋予的权力去镇压人民!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问题将不会有任何改变了!他将不会改变他的政策!他将继续采取镇压手段。他已经忘记了人民,他所做的就是要满足英国殖民者的要求。

人民将会如何想?人民将会这么想:现在进行抗议有用吗?——答案是:没用!尽管我们继续抗议,他将继续镇压。他将继续发动逮捕和解散行动。从昨晚开始,他已经逮捕了4个人和解散了4个团体。今晚他将殴打学生。所以,我们举行抗议有用吗?
但是,各位,今天我们不应想象林有福是非常强大的!是的。他拥有权力,但是,这种权力不会是永久的。

他是依靠警察、军队、机关枪、飞机和监牢。这一切都不要紧!——他能够依赖这些东西多久?他能够维持多久?

让他现在继续逮捕行动!让他继续驱逐!让他继续解散工会!他这样又能够持续多久?
这是不是第一次发生在马来亚的事?不是!在10年前英国殖民者已经做过这样的事了!

1948年,英国殖民者已经做过同样的事情!实际上是比这还要严重!
1948620日天亮前,英国人解散了所有的工会!

在全马逮捕了超过1万人。但是,从1948年到1954年,近8年的时间里,人民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抗,最终英国殖民者静悄悄的让我们享有民选政府的选举权力。
假设英国人是无能的,林有福又能够帮忙英国人做什么?现在他有警察可以依靠、他有军队可以依靠、他有监牢可以依靠——但是,在新加坡有多少监牢?他们可以逮捕多少人?樟宜监牢最多只能关500多人,中央警察局或四排坡”500人;圣约翰岛500人。只要有足够的地方,将会有超过1万人被逮捕。他还可以再逮捕多少人?(鼓掌)因此,他是无法镇压我们人民的。假设他逮捕1个人,将会有100人代替。假设他逮捕100人,将会有1000人代替!他不可能逮捕全部的人。他的政权能够维持多久?我们就说是10吧!但是,他不可能占据在这个权力位置上10年!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是否可能住在这儿。(鼓掌)
在当前的环境下,没有民主,所以,人民高喊要民主。为此,需要一场普选,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到了1959年必须举行大选。为此,让他在1959年的大选时取得胜利,——让他再担任首席部长4年或6年。在这6年过后,他还有机会继续留在首席部长的职位上吗?没有机会了!所以,最终是把他打倒!这是非常清楚的。

让他继续掌权多6年,让每个人都关进监牢!但是,他们将会继续学习!他们将会更加有力量的反对他!(鼓掌)因此,逮捕是没有作用的!驱逐——他可以驱逐多少人?大多数人是本地出生的。他如何驱逐他们?他能做的是:把他们从大坡驱逐到小坡。(笑声)不管他如何驱逐这些人,他们最终还是被驱逐在新加坡。(更多的笑声)

这是没用的!

他依靠警察,依靠英国人,但是他能够依靠英国人多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人是强大的!大家看到英国人,敬礼先生然后鞠躬.但是,现在当大家看到英国人,他们就不断的吐口水(鼓掌——欢呼)(群众情绪高昂)今天,英国人在马来亚是一条狗。但是,这不只是在马来亚——在其他国家也是一样!例如在埃及,他们被埃及人民打得夹着尾巴下台。(群众继续欢呼)在印度,英国人被印度人民赶走。在塞普路斯,塞普路斯人民反对他们,他们什么也做不了!在非洲,非洲人民起来反对他们,他们也是什么都做不了!在英国国内,英国工人也起来反对他们!所以,林有福可以依靠英国人多久?

那些依靠英国人和美国人的人最终将会沉入大海!

蒋介石在中国的时候拥有千万的军队。他拥有美国人的机关枪和大炮。他获得美国人的支持去镇压中国人民。现在他不得不静悄悄的跑到台湾去。

林有福现在与英国人和美国人在一块儿又能够做些什么?林有福和蒋介石根本就无法相比!林有福根本就比不上蒋介石的一根毛!(群众欢呼)所以,林有福可以依靠英国人多久?当英国人跑了,林有福要去哪儿?

在新加坡可没有一个台湾岛——他唯一能够逃离躲避的地方就是大海!(群众欢呼

关于警方人员。他们是警察兄弟、警探兄弟(暗探)和警长。他们都是受薪者。他们都是来这儿出席会议反对林有福的。(这是会议进入以来最长时间的欢呼声)我们热烈欢迎他们!他们越多人出席这个集会将会是我们展现更加强大的力量。(群众笑声四起)很多人不要高呼默的卡!他们要高喊打警察!这是错误的。我们需要他们与我们合作,因为他们也是受薪者。这样,在冲突发生时,他们会拿着枪跑掉。(欢笑鼓掌声所以,林有福不依靠群众反而要依靠立法议会里的人。但是,出席立法议会的人不超过10个人。他们都是部长。他们可以集合在一块儿,但是,一旦他们无法取得部长职位时他们就会内部起哄!他们是在偷窃、逮捕和敛财,如果他们不把这些钱拿出来平分,可以肯定将出现内斗!
例如马绍尔的事件。他们现在要强迫马绍尔支持政府,但是,马绍尔说他需要考虑。现在,他们在一起集会可以合作,但是,一旦吵架他们的集会就失败了!现在,金钱是背后最大的力量!每个人都感到害怕!

我们不需要害怕林有福。他不会太久了。让他来对付我们、逮捕我们、驱逐我们!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同样的事情已经在马来亚发生了!那是在1948年发生的。

日本人侵略时情况更加恶劣!很多兄弟姐妹被日本人屠杀!但是,现在日本人去哪儿了?日本人已经静悄悄的溜回他们自己的国家了!

所以,压迫人民的人是不会长久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因为他们的行动而感到害怕!假设你感到害怕。你将会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团结在一起!我们要告诉林有

福政府,我们要独立!独立并不意味着对付人民!独立就是要你去和英国人进行斗争并把他们赶出这里!(群众高声欢呼)假如林有福要继续镇压人民,我们会告诉他,人民会把他和英国人一块儿赶走!(群众大声欢呼)

在此,我们警告林有福政府,今天他已经成为英国人的走狗了!尽管他承诺要取消紧急法令等等,但是,这些都是空话,他没有兑现承诺!所以,他已经没有资格代表人民了!这就是说,这个政府已经完蛋了!这个政府已经死亡了!我们要他立即解散政府!假设他说,自己不是英国人的走狗,那么,他就重新举行选举,看看人民支持他吗?(群众欢呼)我们要警告他,假设他使用武力对付学生,我们新加坡人民将不会袖手旁观

在此,我呼吁兄弟姐妹们,我们必须尽快团结起来!在今晚将可能发生一些事情!兄弟姐妹们,假如我们的孩子被袭击,我们将不会袖手旁观!所以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密切监视政府的行动!

兄弟姐妹们,叔叔阿姨们,不要悲痛!我们必须去告诉我们的邻居,林有福政府是一个坏政府,所以我们必须一直反对林有福政府!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

我们必须想方设法把这个镇压人民的政府赶下台直到实现我们的目标!
只要我们大家能够团结在一起,我相信,不论这个政府如何暴虐,它都会被打倒!

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太过失望,尽快团结起来!

工人团结起来!

农民团结起来!

我们必须采取一些行动回击政府的行动!

我的讲话就到此结束

(注:到了晚上7点,群众大会结束。在大会结束前林清祥告诉大家在1027日在武吉班让村将举行同样性质的集会,希望大家都出席这个集会。最后,林清祥要求大家一起高呼三声:默迪卡!

附件2:林清祥被拘留监禁的罪状

196322日林清祥在冷藏行动下被捕的罪状

被扣者名字:林清

发出拘留令原因

1948年起,你一贯地、积极地自觉与自愿地,通过首先对在校的年轻人,接着在工运与政治界的群众中进行与推动广泛渗透活动,以协助非法的马来亚共产党,构成对新加坡安全之威胁

控状根据事实

一、 1948年你是马共卫星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员;该组织因展开共产党统一战线活动于1948年被政府封禁。之后,你成为马共属下为利用儿童替马共暴徒刺探军情而设立之小鬼队组织之领袖。你同时活跃于马共小笨珍学生中之地下工作

二、 1949年在华侨中学念书时,你保持与马共联络,成为马共属下卫星组织星洲抗英同盟成员

三、 1951815日,因受嫌成为抗英同盟成员而被捕

四、 尽管如此,195110月被释放后,你又卷入马共支持的用来反政府之罢考行动,成为其组织者之一,结果你被开除出学校

五、 1952年由于你在宣传共产主义工作中之热忱与效力,你被升为包括薛济团与许统英在内之小组领袖。薛与许曾因涉嫌共产党活动而被捕。你用马列主义组织学习小组进行共产主义宣传

六、 1954年内你是共产党煽动之反国民服役的领袖之一,你将马共指示传达予非法集会和集中之学生领袖

七、 1954年内从地下抗英同盟活动转移到政党和工会的公开活动以促进马共统一战线工作

八、 1955年你成为共产党控制之新加坡纺织工友联合会受薪秘书,随着与其他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人员渗入新加坡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成为工会总务后,你联合了其他37工团,在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领导下以工会为主要工具在新加坡进行统战工作
195610月,在共产党煽动的暴动后,新加坡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被封闭

九、 19559月你成为你指导下的工运不可争辩的领袖与发言人,通过学习与讨论小组
,亲共文化活动如共产党歌曲与舞蹈被介绍到工会以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你发表了无数煽动性演讲与声明以攻击殖民地政府,紧急法令和国民服役法令

十、 195511月华玲会谈前夕,为了替马共争取国际支援,你写信予伦敦殖民地自由运动,你在信中表达了马共的看法,认为除非马共获得合法地位、紧急法令与公安法令被取消,否则马来亚不能获得真正独立

十一、19569月在工人与学生中煽起反对拟议通过之公安法令活动中你起了主导作用。

在你领导下之共产党统一战线干部之煽动下,工人与学生于195610月进行暴动,随着

你与其他马共统战干部被捕,19596月你获得释放

十二、19596月获释后,你受委为财政部政治秘书,你照旧回到马共统战阵线,被委为多个亲共工会顾问,其中最主要的为共产党控制之泛星工友联合会。在你指导下,泛星工友联合会增长了影响力并具备1956年新加坡各业工厂商店工友联合会式的位置

十三、1960年你被新加坡职工总会选为秘书团秘书之一。19615月当马来西亚计划公布,你与职总发表声明反对马来西亚计划以支持共产党统一战线之政策,新加坡职总接着被解散,你的计划受挫

十四、你与你的亲共同志成立了新加坡职工会联合总会SATU)。从19618月起你当顾问之SATU,先取得43工团而接着37亲共工团之支持成为马共在新加坡统战工作重要组成部门

十五、19615月当马来西亚计划公布,马共见到行动党支持该计划,意味将出现的强大中央政府能更强硬对付共产党,而你们希望夺取行动党领导权已失败。在你领导下,亲共分子退党组织了社会主义阵线,你担任了秘书长要职

十六、你个人争取了许多行动党的支持者投向社阵,你发现到马共在联邦失败是因为无法取得马来人支持,因此你致力争取马来人支持社阵。1961年你朝这个方向努力。
1.
全力支持马来前锋报之工潮;

2. 到大士马来渔村访问;

3. 邀请两名著名涉及马来前锋报之马来人士出席社阵成立典礼,他们是赛查哈利和胡森查依仃

十七、19613月你负责出版社阵马来文(RAKYAT)版,当你被告知它不可能在马来人中销售,你指示即使仅能售出一两份还是要出版,因为你决心见到党的目标与政策能通过马来族自己的语文转达给他们。

十八、 社阵的共产党统一阵线政策主要是由你策划与执行,它一开始就是共产党统战对各项问题推行其路线的工具

十九、 19612月印尼左翼《东星日报》曾引用你的谈话宁可让新加坡与印尼合并而不要与马来西亚合并。预料到印尼将对抗马来西亚,你于19619月警告说:英国殖民当局提出的马来西亚计划是为了使一旦印尼要求收回北婆三邦时只好面对马来亚,这是人为制造亚洲人互相斗争以保留英国的影响力

二十、 196110月,一份由泰南马来工作中央部门出版的马共马来文之文件,长篇摘引你于1961917日社阵成立时之演讲。你的演讲谈及合并与马来西亚,该马来文件形容你演讲内容具深重意义粉粹了东姑阿都拉曼的各项职责。这个好评说明马共完全支持你的看法

二十一、 1962年正月,你利用了在吉隆坡召开的五邦社会主义大会,通过你的压力与影响,成功用它来进行共产党统一战线活动,成功地促成它讨论以下亲共课题

1.    促使大会通过及反对马来西亚计划并表明不信任行动党对马来西亚之政策。

2.    不予行动党代表充分时间发言,且在可能时,迫行动党代表退出大会。

3.     促使大会不通过任何反共议案。

4.     社阵在大会进行前、与过后对大会各项事务发展应受到充分咨询

二十二、 对第二次五邦社会主义者大会成立的永久联络秘书处,在讨论事项中你保有决定性发言权。马共在其宣传文件中,几项表明赞许马来西亚五邦社会主义者大会——特别是它设立的永久秘书处,将是一有价值的资产以通过它团结马来西亚所有左翼政党在其领导下

二十三、 1961年底及62年初,你警告若强硬通过合并,大马将会导致暴乱。19611229日在泛星工联第二分会你发言警告硬行通过合并,将会出现更多右派与英殖的阴谋,到时亲共份子只好被迫以暴力反抗

二十四、 1962年下半年,在对局势重新评价时,为吻合马共政策,你摒弃有关暴力的谈吐。相反,一再强调和平宪制斗争。1962615日,在泛星工会第二分会演讲时,你说反殖斗争的成败决定如何通过组织和教育去提高人民觉悟,今天面对的困难不应使大家颓丧,应继续通过和平与合法途径去达到目标。你说暴力之应用只能在暴力镇压下才能说得过去

二十五、 19629月在福建会馆举行的慰劳党全民投票工作人员会上,你分析了共产党统一阵线在全民投票失败后的局势。指出只要和平宪制斗争环境还存在,应继续在当前和平宪制斗争基础上进行未来的斗争。你说今后目标是击垮行动党,取得小资产阶级支持以争取来届大选胜利。全民投票结果显示我们需要争取全民支持,这可通过团结中小资产阶层,与工农群众,这和中共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战略路线一样

二十六、 你至少在两次集会上重覆你于912日演讲时拟订之政策:一次在社阵1962年常年大会,另一次在你发表的1963的新年献词

二十七、 19621014日于社阵常年大会上你订下来年斗争阶段

1.    将获得扩展至新加坡之外,争取马来西亚与亚非左翼反殖力量支持。

2.    尽力设法组成政府并通过宪制途径组成马来西亚中央政府。

3.     通过健全党组织与政治教育以巩固及加强党。这可通过开办更多干部训练班以教育干部,使他们不但政治上更加成熟,思想上也能提高

二十八、 1963年正月作为社阵秘书长,在新年献词中你重申912日及党常年代表大会上讲话之立场,并补充说反动势力准备用合并的强大力量以终止本国之民主。你指的是新殖民主义以马来西亚形式出现,左翼在当政者的反共藉口下被排挤出宪制斗争途径,受到警方白色恐怖镇压。你指出若这倾向继续下去,本国将出现法西斯与军人等专政,左翼到时只好作必须的判断,暗示可能采取更左的共产党统一阵线策略

二十九、 你及社阵主张支持印尼收回西伊里安与1962128日汶莱之革命。这主张吻合共产党支持任何反对殖民地国家及要求自治的起义之政策。
三十、 19621219日,你指导一个为支持汶莱叛乱者的群众大会,特别为了鼓起马来群众支持该叛乱

新加坡国防部长 林金山

 

attachment 1: LIM CHIN SIONG SPEECHED ON 25/10/1956 AT  JURONG 7 MILES BEAUTY  WORLD RALLY

attachment 2 THE DETENTION  ORDER OF LIM CHIN SIONG,  ISSUED BY LIM KIM SAN ON 2/2/1963 OPERATION COLD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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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藏行动”的背后

转载自:《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http://www.nandazhan.com/zh/wlengcangxd.htm

作者:伍依

  二二事件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经历者一个一个走了,作为反殖民主义的战斗者来说,作为面对镇压者,依然选择坚持真理的人物,其不朽性不仅在于人民的追念,更在于镇压者从反面走向野蛮去验证英勇战斗者的无私无畏,这更将铸就被镇压者思想的不朽和光辉。值此纪念二二大逮捕55周年之际,梳理一下事件的整个过程,不要把眼光只盯在新加坡,最好把这个问题放在宏观历史的框架和坐标内来考察,应该追溯国际背景才有重大的意义。

国际背景

  二战的爆发,是在西方发生生产过剩的大危机而走向战争,战争最后导致把在欧洲这个小小的半岛型大陆上所有生产过剩的国家所形成的生产能力摧毁。二战的胜利者是具有大陆的幅员辽阔优势的国家,就是美国和苏联。因为它可以把大生产形成的生产能力转向内陆建设,这就变成了二战以后的双寡头地缘政治垄断。这个地缘垄断导致所谓“冷战”秩序。因二战把所有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打残了,大家把黄金白银都送给美国,于是乎美国占有了全世界60%以上的黄金,它可以发行全球70%的货币,至今它仍然以70%的储备货币,成为金融资本第一的国家。

  “二战”胜利前夕,美国、英国和苏联三国领袖于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期间,在苏联克里米亚雅尔塔里瓦几亚宫内举行一次首脑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的世界新秩序和列强利益分配方针,形成了“雅尔塔体系”,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后两个帝国为争夺全球统治权力而战的斗争就持续不断。这才是真实的世界。

  这次会议是继1943年德黑兰会议后,第二次同盟国首脑会议,惟结论在1945年7至8月之波茨坦会议就有争议。许多人批评此次会议,使苏联及各国共产党得以控制中欧、东欧以及亚洲许多国家,主要是会中罗斯福以及丘吉尔都未尊重战时被占领国家之期望,将被苏联“解放”之国家先交由联合国代管(联合国1945年10月才成立,甚至连联合国宪章于雅尔塔会议结束2个月后才签署。且战后盟军没有任何一方将位于欧、亚的曾被占领国交由联合国代管;联合国曾托管的11个地区,其中7个在非洲、4个在大洋洲。)此外,为争取苏联对日本宣战,包括帮助中国从日本关东军手中夺取满洲国,会中部分内容侵犯中国权益甚大。会前其他国家并不知情,故有“雅尔塔密约”之称。

  1944年6月,随着诺曼底登陆,盟军在德国西线展开大规模反攻,第三帝国已无力回天。1945年2月,美英认为有必要和苏联商讨德国战败后对欧的权力分配问题,并商讨下一步对日作战。对欧洲大陆,希望苏军加强对德攻势,基本原则以谁攻克的地区战后由谁控制,辅以对重要地区相互交换。

  在东南亚,美军在菲律宾开展一系列登陆战,开始把对日作战的重点从海战转向陆战;同期自1944年6月起对日本本土的B29大规模无差别轰炸效果有限,1945年2月4日李梅刚展开烧夷弹战术试验;在东亚大陆上中国军队尚与日军僵持,日军占领大片中国土地;而东北亚满洲地区则拥有大片土地,重工业设施,70万关东军尚未直接参战。因此美英希望苏联尽快转入对东北亚日军的进攻,打消日本依托东亚、东北亚,与盟国长期僵持并得以谈判的念头。

  美英苏三国召开的雅尔塔秘密会议,实际上是美苏划分战后世界势力范围的会议。美国拿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和苏联做交易,把中国的外蒙古和东北中长铁路和旅大港为筹码,换取苏联出兵,以减轻自己的牺牲,求得太平洋战场的提前胜利。

  二战结束后,欧洲已经基本稳定,英美帝国主义的战略开始东移。1946年3月,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彻底掀起了苏联与英美西方的对立与冷战,斯大林对美国介入中国的举动更加警惕。历史的天平终于开始向正义倾斜,向中国倾斜,向包括西方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倾斜。

  具体到西方列强,二战结束后,已不再是穷兵黩武,好大喜功,而是采取了压迫性的掠夺性政策,殖民地人民的反击是反抗民族压迫的正义之举。战后美国依仗其经济实力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英德法意日等老牌的旧殖民主义政策逐步地垮台了。促使旧殖民主义垮台的要素,在帝国主义内部有美国的竞争力量,在外部则有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浪潮的冲刷,由此造就了新的时代和质变。经过二战的消耗和殖民地人民不断的抗争之后,特别是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势力已大不如前。面对着东南亚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英美帝国主义已经意识到直接武装干涉收效甚微,瓦解东南亚民族运动的阴谋就此开始酝酿。

  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二战后的新殖民主义是垄断的升级,即从国内和殖民地垄断到全球化的以核威慑为靠山的美国垄断资本超级大国垄断地位的确立。在旧殖民主义走向灭亡的同时,新殖民主义方案在同步确立。炮舰政策支持的旧式帝国主义榨取方式的落幕,本身并不是跨国榨取的消失,仅仅是改变了榨取方式和榨取的凭借而已。

  此后,真正的新殖民主义的帝国主义新阶段,才算是逐步展开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东西方两大阵营形成对峙状态。美帝国主义搞强政治和军事霸权,极力争夺和划分势力范围,企图把尽可能多的国家纳入自己统治与所能驾驭的范围之内。

  时至今日,美国在上个世纪初就极端盼望的通过经济优势实现对全世界的稳定榨取的目标,才算是有了真正良好的舞台。真正的新殖民主义剥削链条就此得到完善,由此,开始了依托资本优势进行剥削全世界劳动力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榨取,各种新帝国主义链条由此得到全面延伸和落地,人类历史上,帝国主义的剥削链条首次获得了真正的全球进展。所谓“大马来西亚计划”因此应运而生。

  “马来西亚”这概念并非东姑阿都拉曼首创,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30年代,当马来亚和印尼仍然处在殖民地的地位时,马来族群中就存在着一项“大马来由”运动。它试图将马来亚半岛(包括新加坡及暹南4府)、婆罗州全岛、爪哇、苏门答腊及菲律宾群岛等地区1亿3千万人口统一起来,组成一个大联邦,并以马来语作为共同语言,这项运动后来成为40年代马来民族主义的共同目标,马来亚人民党和泛马回教党对这目标,都存有不同程度的认同。

  1951年初,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员麦唐纳曾提出“马来西亚”概念,作为英国未来退出东南亚的新殖民主义蓝本。英殖民主义者虽然采用“马来西亚”这概念,却分离了马来民族主义者的斗争目标。马来亚联合邦独立之后,北婆罗洲三邦殖民地也开始要求结束殖民统治。英国人曾经设想让三邦合并为一个联邦,而且,开始建立三邦的共同最高法院,可是,汶莱苏丹不愿让丰富的油藏给人分享而极力反对合并主张。分治的进展是,砂劳越到1960年,仍由一个委任的总督以及一个由24名官委议员和21名民选议员组成的议会治理;北婆(即沙巴州)则迟至1961年,官委议员仍然控制着议会;文莱在1959年就已成为半自治邦,苏丹拥有行政权,英国负责其国防和外交,并委定一名最高专员当顾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在亚、非、拉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蓬勃发展。殖民地国家人民的觉醒显著提高,包括东南亚在内,许多国家的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各国爆发了反对殖民统治的革命。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诞生,由于血缘的原因,对马来亚的华族和马来族影响尤其巨大,诱发了马来亚华族和马来族掀起浩大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浪潮。这一汹涌澎湃的反帝反殖的浪潮,冲击着英殖民主义者统治根基,名符其实的老奸巨滑的英殖民主义者便制造出新殖民主义产物马来西亚计划;通过这一计划,表面上“还政于民”,实质上通过其代理人,继续控制其殖民地,继续保持其经济等方面的利益。

  就人类近代以来的历史看,最大的侵略势力是以英美两国为代表的盎格鲁——萨克逊帝国主义。英国历史上曾经侵占了数千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号称“日不落帝国”。二战以后美国取代了英国的地位,从侵略朝鲜、越南到侵略利比亚、叙利亚,几乎所有的侵略战争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

印度尼西亚

  印尼独立运动始于1908年,印度尼西亚人称之为“印度尼西亚民族觉醒”。革命共持续四年,革命结束了荷兰对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殖民统治。

  1945年8月17日印尼获得独立之后,在苏加诺总统的领导之下,印尼民族遵循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十项原则,在保卫整个民族的独立权利,反对各种形式的帝国主义的国际舞台上起着积极和显著的作用。而苏加诺在为印尼人民争取政治、军事和文化上的完全的民族独立以及人民广泛的民主自由的斗争中,得到以艾地为首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大力支持,取得了成功。当时的印共是中、苏以外拥有300万党员的大党,在城乡皆有雄厚的群众基础,在国内政治方面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苏加诺在国际上跟社会主义中国和新兴独立的第三世界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在跟国内与共产党也是保持良好的关系。苏卡诺提倡的“纳沙贡”,内容是民族主义者、宗教徒和共产主义者三种人之间的团结合作。这三种反殖潮流团结合作的进步主张,使印度尼西亚形成了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伊斯兰教徒和共产党人合作的“纳沙贡”,影响非常之大,打破了有神论和无神论这之间的隔阂,使反动势力极为惶恐。

  苏加诺总统一直站在第三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前列,倡导“新兴力量”的团结合作,发起并领导不结盟运动,还三次访问中国。苏加诺依赖的政治力量是印尼共产党,他曾说:“我是共产党人的朋友,因为共产党人是革命者。”当时的印共是中、苏以外拥有300万党员的大党,群众基础雄厚。

  印尼的政治倾向,深深影响着东南亚人民,特别是马来亚(包括新加坡)马来族的政治倾向,引起了反动统治集团的恐慌。就因这个原因,印尼的进步势力,遭到东南亚国家中最为残暴的血腥屠杀。

  在印尼,苏加诺的政治倾向引起了军队内部如陆军参谋长雅尼,和国防长纳苏蒂安等一些亲美右派高级将领的不满,也引起了美国的不安,帝国主义加强了对殖民地的军事扶持、政治代理和文化殖民的同步推进。

  美帝国主义和印尼反动军官狼狈为奸,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唆使与操纵下,印尼右派将领集团成立了“将领委员会”,他们在1965年9月21日的一次会议上还秘密组成新的内阁,策划于1965年10月5日建军节时发动政变。由于各种原因,政变提前于9月30日。有新研究说,印尼军变或有美国撑腰,以击溃印尼共产党势力。一场军事政变,结束了马印对抗。

  《悉尼晨报》第一部分连载之主要内容,取材于对前少校警卫官邦库斯的采访,以及前中校阿卜杜尔·拉蒂夫较早时发表的声明。他俩都是因为参与所谓由印尼共产党唆使的1965年9月30日的军事暴动而啷铛入狱的。他们显然是作为九·三○事件仅剩的幸存者,刚于今年三月份被释放,其它数百人则惨遭酷刑拷打和处决。

  根据邦库斯和拉蒂夫的声明,所谓的“印尼共产党政变”,实际上是由苏哈托一手策划的军内权力斗争,并被他用来作为清洗印尼共产党的口实。

  拉蒂夫还指出有一个文件,证实英美两国参与了七名将军欲从苏加诺手中夺权的密谋。“逮捕这些将军们的计划和一个‘将军委员会’的有关,这个委员会的存在是被一个泄露的英国使馆文件所第一次揭露,这个委员会据说要监督苏加诺的政策。这份文件是英国大使安德鲁·吉尔克里斯特爵士的一封信,其中还显示英国还在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

  “近年来,随着一些文件的解密,以及一些专家的研究,已有充分证据表明是印尼军队直接导演了那场大屠杀,在整个过程中,军队招募民间的敢死队同共产党较量。这一点同目前印尼军队在东帝汶的所做所为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1990年,美国律师凯西·卡登发表的文章详细叙述了当年大屠杀开始时,美国外交官是如何向苏哈托军人集团提供了详细的印尼共产党人名单的。美国华盛顿学者约翰·凯利从解密的‘绝密’和‘秘密’文件中找到了大量关于那场大屠杀的资料,最近他将这些材料交给了澳大利亚报纸《SYDNEY MORNING HERALD》。”(犀乡资讯网《“绝密”文件中找到了大屠杀的资料》)

  印尼9·30事件,现在已真相大白,完全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动的,先利用总统卫队翁东中将对职务的忠诚主动搞逮捕“将领委员会”的行动,由苏哈多派其心腹参与,又在行动中故意将之杀害,然后就顺势栽桩、嫁祸、诬赖共产党和左派,从而以要摧毁所谓的政变为由,而公然地以武力残暴屠杀上百万人民,摧毁左翼力量,完全改变了历史发展走向。

  在清共过程中,军方还将目标对准了苏加诺的总统权力。1966年3月11日,3名将领来到苏加诺的茂物行宫,迫使苏加诺签署所谓的“三一一命令”,把行政权力移交给苏哈托。1967年3月12日,军方操纵的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一致通过撤销对苏加诺总统的任命,剥夺其所有职权。苏哈托也开始了他对印尼长达30多年的铁腕统治。

  1965年那场屠杀将苏哈托带到了印尼权力的巅峰,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亲美反共成了他对内实现印尼民族的认同,对外提升国际地位的快速途径。

  西方使馆对这一血洗过程所表现的欢欣鼓舞之情,反映了西方在印尼的深厚的战略和政治利益。美国一面断绝对苏加诺的外援,一面与印尼军队发展关系。从五十年代中期起,美国就开始对印尼军队提供训练和装备,为推翻或罢黜苏加诺的行动作准备。第一次军事政变图谋发生于1956年,当时印尼军队的副总参谋长佐尔基夫利·罗比斯企图控制雅加达并推翻政府。在此之后的第二个月就接着发生了在苏门答腊中部和北部的地方性军事叛变。在整个1957年至1958年期间,在储油丰富的苏门答腊和苏拉威西,美国中央情报局鼓动了一连串的分离主义右翼叛乱。在这些地区,美国的加里得克斯等石油公司都有巨额投资。然后在1959年和1965年之间,美国向印尼将军们提供了六千四百万美元的军事援助。

  印尼丰饶的自然资源(其中包括拥有数家在世界上都可以称雄的石油和橡胶生产基地),充足的人口资源,以及扼守着欧亚通道的三千个岛屿,这一切,都使美国及其盟国觉得重大利益之所在。放眼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亚洲,毛泽东的军队1949年在中国取得的胜利,紧接着是胡志明在北越的胜利;自四十年代后期起,从印度支那到马来亚、泰国和菲律宾,起义暴动风起云涌。在讨伐这些如火如荼的反帝斗争过程中,美国和其它资本主义大国不能不把这一岛屿之国视作性命悠关的捕猎对象。

  “9·30”事件,不论是印尼本身,还是亚洲和东南亚的政治历史上,都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其影响也是即深且远的。

  1945年印尼独立后,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中像巨人般开始崛起,在亚洲新兴独立国家第三世界中享有领袖声誉的崇高地位。但“9·30”事件后,印尼局势却急转直下,代表印尼封建官僚买办阶级和各军阀利益的苏哈多右派集团却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上,它们追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充当它们在亚洲和东南亚的马前卒,执行反苏、反中、反社会主义和反对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在国内,它们执行极端反共、反革命、反人民与反华的政策,对共产党人与革命同情支持者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甚至连民主人士与进步力量也不放过。它们对历史是反其道而行之,使印尼进步的社会倒退了几十年。印尼的进步力量,经过苏哈多血腥的清洗,进步力量的领导和骨干已经丧亡殆尽,群众基础被彻底摧毁,连东山再起的基础都没有了。

  1966年3月,苏卡诺移交政权。5月28日,马印在曼谷宣布停止冲突。8月11日,马印在雅加达签约,正式宣布结束对抗。

北加里曼丹

  北加里曼丹(North Kalimantan) 由汶莱、砂拉越和沙巴三个邦组成,位于加里曼丹岛(又称婆罗洲岛)的北部,北面是南中国海,南面和印尼加里曼丹接壤,东临西利伯海。

  砂拉越和沙巴历来是在汶莱丹统治下,是汶莱的一部分。十七世纪后,由于汶莱苏丹的衰败,加上当时西方殖民主义到处掠夺殖民地,砂拉越和沙巴先后被分割并沦为英国的殖民地,1888年,汶莱也成为英国的殖民地。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日本占领北加里曼丹。日本投降后,又重新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随着马来亚1957年获得独立,新加坡1959年获得自治,1959年6月4日,由华族、马来族、达雅族和伊班族参与的人民联合党成立。人民联合党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从1941年起,砂拉越就先后建立了沙捞越反法西斯同盟、进步华侨青年会、沙捞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进步教师会、沙捞越解放同盟、沙捞越先进青年会等进步组织。1953年即遭到镇压,逮捕、驱逐了众多这些团体的领导和骨干。1959年建立沙捞越人民联合党。

  1962年起,人民联合党开展的反殖民主义统治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遭到英殖民者的大肆镇压,逮捕、关押和驱逐出境层出不穷。所谓大马来西亚就被提出来了。

  1963年前后,英殖民主义不顾民意,同其在马来亚和砂,沙的代理人策划了以其代理人统治的半殖民主义的加入大马的“独立”计划,以延续其在砂、沙的军、政与经济利益,此举严重地激怒了满怀期望要独立当家作主的各族人民,激起了新一波的反殖、反大马,要求完全独立的斗争浪潮,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组成了前所未有的、广泛的统一战线。

  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成立,立下20契约(18契约),表明砂拉越及沙巴,以伙伴地位组织新国度。沙巴和沙捞越有自己的历史故事和发展史,但是马来亚联合邦的独立周年却被定为马来西亚的独立日。砂拉越的历史被边缘化了。

  沙捞越反“马来西亚”计划的浪潮汹涌澎湃,吉隆坡政权对沙捞越的左翼力量展开大规模镇压,华族干部不断被捕关押,伊班族领袖不断受到威胁利诱退党,最终只剩下华族支撑起左翼队伍。

  打从大马计划出现的时候,印尼便认定它是英国的新殖民主义产物,从未表示赞同。1963年2月11日,印尼外长苏班德里奥正式宣布,印尼反对马来西亚计划,并声言给予文莱起义军充份援助。始发于1950年代初有系统性的反帝反殖斗争的沙捞越,孕育了反抗殖民统治的火种,此时,北加里曼丹共产党应运而生,并领导武装斗争,与文莱的“北加里曼丹国民军”互为呼应。印尼不单在边境培训砂共武装部人,也派军在砂境进行军事活动。

  北加里曼丹的边界跟印尼毗邻,关系密切,印尼局势的变化对北加里革命武装斗争牵动影响巨大。印尼“9·30”事件对北加,首先是沙捞越人民的革命武装斗争是一个大打击,起着极为不利与恶劣的影响。

  印尼对反对马来西亚和支持北加人民革命武装斗争,转为充当帝国主义推行新殖民主义政府和镇压北加人民革命武装斗争的可恶可耻帮凶,共同“围剿”北加革命武装力量。这样,北加的敌人由最初的英帝国主义一个敌人;到了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后,又面对马来亚封建官僚买办集团第二个敌人;到了1965年9月30日,印尼的右派反动势力成了北加革命第三个敌人。

  1962年12月11日英殖民主义者在砂拉越再次进行大逮捕,砂盟中央至此仅剩林和贵一人。除此,英殖民政权在全砂各省以“内安法令”另外逮捕了大批砂盟中层干部与公开左翼人士共49人。计第一省丘立诚等共12人、第二省陈宗明等共4人、第三省黄冠俊等共24人、第四省黄纪邻等共9人。

  英殖民政府对文莱人民的武装起义和它可能带来的影响极为关注,除了全力镇压文莱人民武装起义外,12月11日,它沾染人民鲜血的魔爪伸向沙捞越,悍然撕下“民主”的面纱,露出狰狞面目,展开全面的大逮捕、大搜查。几天内就有人联党的50多位包括立法议员、各级领袖以及地下革命组织的成员被捕。在英殖民政府的镇压下,该党80%以上的分支部也因干部的流失而残缺不全。沙捞越许多革命者被迫转入农村,有的转入地下,许多人联党的支分部呈现瘫痪停顿的状态,地下革命组织也受到严重打击。

  严重依赖印尼进步力量支撑的北加里曼丹进步力量,在印尼风云骤变的状况下,没有了后方,在英国、马来西亚和印尼三方夹攻下,已无法坚持,最后在无奈之下,与吉隆坡政权和解告终。

文莱

  文莱(Brunei) 位于加里曼丹岛的北部,北临南中国海,海岸线长193公里,东、西、南三面与砂拉越毗邻,并被砂拉越林梦省分隔为互不相连的两部分。19世纪八十年代,文莱沦为英国的保护国,在国防、治安与外交方面受到英国的控制,经济上也主要是满足英国的利益需要。文莱实质上是英国的殖民地。

  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文莱人民就开始了争取独立的斗争。1956年1月22日成立了文莱人民党(Brunei People’s Party),拥有26000名党员,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党主席阿查哈里(A.M.Azahari) 和党秘书长阿凡提(Afiandy) 的领导下,反对英殖民当局的假合并和争取独立的斗争,发展更是一日千里。文莱人民党得到8万4千人口的压倒性的支持。

  在文莱人民的一再斗争下,1962年8月20日,英殖民当局被迫在文莱举行了第一届县一级的地方议会和立法议会选举。文莱人民党以反对党的姿态出现,在全部55个县议员中,赢得了54席,另一席为独立人士,后来也加入了人民党。民选立法议员16位也全部指定(立法议会还有17个官委议员)。

  文莱人民党还准备在12月5日召开的立法议会上,提出“要求英国取消大马计划,让北婆三邦人民自决前途”和“要求英国于1963年把北婆三邦的主权交回给人民,以便建立一个以苏丹为元首的独立、民主联邦”等议案。可是,这些正当合理要求、提案,都遭到英殖民政府的无理拒绝!

  文莱人民党不但在议会选举中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而且继续采取和平合法的手段去争取独立,依然达不到目的。显而易见,英殖民主义者的议会选举,不过是彻头彻尾的骗局。事实证明英殖民主义者绝对不会轻易让它的殖民地完全独立,也绝对不会将政权交给人民。文莱人民党终于被迫发动了武装起义。由于起义计划的秘密被泄漏,被迫提前于1962年12月8日清晨2时开始起义。

  这场武装起义大大地震撼了英殖民政府,在澳洲和纽西兰的支持下,先后从新加坡空运三千多名军人去文莱,驻在纳闽的英空军也派飞机赴沙巴,运载警察野战部队前往文莱。后续部队也在增援中,向文莱人民党及其北加国民军进行海陆空的反击。马来亚联盟政府也派出一支200人的特种警察部队参战,沙捞越也增援野战部队到美里。

  12月20日,起义被全面镇压,一批起义军英勇牺牲,包括起义军司令也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一批起义军被捕,只有小部分退到丛林,坚持约两个多月也先后被捕和失散。人民党受到取缔,共有2300多名党员被逮捕。阿查哈里主席流亡到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在那儿宣布成立“北加里曼丹合众国”(Negara Kesatuan Kalimantan Udara – NKKU),他为总理、外长和防长,并号召人民继续斗争。他还宣称,将率领代表团赴联合国,向联合国大会提出新政府的案情,并要求给予承认,后来他流亡到印尼,在印尼政府协助下成立了北加里曼丹国民军。文莱左翼力量经此残酷镇压,已经无法进行任何活动,从此退出文莱的政治舞台。

  “汶莱事变事隔40年后,前新加坡政治犯、前《马来前锋报》总编辑赛·扎哈里在2001年出版的回忆录《人间正道》中,针对汶莱事件写到:‘……这一项要求北加里曼丹独立计划遭英国的破坏……,英国派出奸细以破坏阿查哈里的计划。1962年12月8日爆发的汶莱起义是英国特工挑衅和刻意安排的结果。’”

  “2008年11月6、7日在新加坡亚洲研究院举行的北加里曼丹共产党历史对话会上,一位澳洲籍的教授、历史学者发表他的意见说:当年的汶莱武装事件,有许多疑点,有可能是英国当局的一项政治阴谋;马来西亚计划是英国人维护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利益的计划。他进一步说,英国人明白,对付左翼的反殖力量,单靠抓,是抓不完的,只有通过武力,才能毁灭之。但用武力需要有一个合理的理由,只要使你先拿起武器,我才能‘名正言顺’地用武力消灭你。”(于东《重新探讨汶莱12·8事变》)

  文莱的起义,马来亚人民社会主义阵线和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均发表声明,全力支持文莱人民的正义行动,这就给吉隆坡政权和李光耀政权多了一个口实,开始酝酿大逮捕行动。

马来亚

  马来亚位于亚洲大陆最南端,是东南亚中南半岛的一个主要半岛,与苏门答腊岛隔着马六甲海峡,是为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分界线。先后遭受国葡萄牙、荷兰、日本和英国的入侵和统治。

  马来民族具有反抗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压迫和外来侵略的优良传统。自1402年由拜里米苏拉苏丹建立马六甲王国以来,马来民族奋起反抗外国侵略和统治的战争就有从1791年,马来人发动的第一场抗英战争;1831到1833年爆发的马六甲纳宁战争;1866年到1874年的雪兰莪拉惹马哈迪(Raja Mahadi) 战争;1874年和1876年的森美兰双溪乌绒(Sungai Ujung) 战争;1875年11月到1876年吡叻的马哈拉惹勒拉(Maharajalela) 和拿督沙戈尔(Datuk Sagor) 战争;1891年到1895年彭亨的巴哈曼(Bahaman) 战争;1915年吉兰丹督让谷(Tok Janggut) 战争;1928年丁加奴的哈芝阿都拉曼·林梦(Haji Abdul Rahman Limbung) 战争。

  经受了几百年反抗侵略和捍卫自己尊严斗争的锻炼和考验,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根植在马来人的文化里。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政治家、战略家、战争统帅和民族英雄们率领人民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捍卫民族和祖国的尊严。

  英国的势力在1785年开始进入马来半岛,其东印度公司亦向吉打苏丹租借槟城。不久,英国计夺槟城。1819年又从柔佛夺取新加坡管理权,与荷兰比拼。

  1824年,英国与荷兰签定了1824年英荷条约,最终确定英国对马来亚的统治,荷兰被迫撤出马六甲并放弃所有在马来亚的利益,但英国亦要承认荷兰对荷属东印度的利益。因此柔佛王朝被一分为二,新加坡以南的廖内被划于荷兰势力范围,成为廖内王朝。

  1826年,英国殖民者将马六甲、槟城、新加坡与纳闽联合组成海峡殖民地。

  20世纪之前是马来民族反抗侵略的爱国主义,20世纪里,出现了多元民族的社会,已发展成为各民族人民为了争取独立和解放而驱逐殖民者的爱国主义。

  到了二十世纪初中叶,俄国革命、印尼革命、中国革命、古巴革命的成功和其他国家的革命影响着这区域的独立运动。马来民族也有新的觉醒。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民族运动的狂潮,自亚非两个地区崛起,波澜壮阔地直往前奔,英勇地冲击着殖民体系的基石,加深了资本主义的总危机,殖民主义者对于被压迫民族的原有统治,在根本上已经陷于瓦解状态。民族运动之成为不可抗拒的力量,是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分不开的。马来亚的民族独立运动,与各国的民族独立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彼此呼应,互相结合,汇成一股摧毁殖民主义的巨大潮流,推动着历史的发展。在抗日战争胜利后,马来民族主义者组织了众多团体,团结广大马来群众。

  为了捍卫祖国、民族和宗教,马来社会各阶层人民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以驱逐殖民者。20世纪初以来,受过宗教薰陶的人们,特别是在中东受教育或者受中东和印尼影响的爱国宗教学者,在鼓起反抗殖民者的精神和提高马来人的觉悟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大都出身于丹绒马林的苏丹依德里斯师范学院(Maktab Perguruan Sultan Idris) 的教师、马来知识分子、记者和文艺界人士等,也宣扬爱国主义精神,发展民族运动,建立各种组织。

  1930年4月30日,马来亚共产党登上了政治舞台。在新的形势和任务下进入了一个更加蓬勃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从过去自发无组织的斗争发展到更加自觉的组织严密的有明确政治目的的斗争。此后,民族主义者,宗教界人士和社会主义者掀起了爱国运动,为了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在反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共同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经过了3年8个月的日本法西斯统治和残酷掠夺后,马来亚已成为一个极端贫困的国家,生产普遍废弛,百业凋残,粮食奇缺,物价比战前高涨十倍,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的深渊中。

  当日本法西斯投降后,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接管了所有城镇乡村,组织人民委员会,维持秩序,领导人民进行改善生活的工作。

  被日本军队追击而高举白旗的英国殖民主义军队却在人民着手改善生活而无暇他顾的时候,乘机迅速派遣舰队侵入马六甲海峡,9月3日在槟城登陆,5日在新加坡登陆,可耻地重新占领马来亚,并蛮横无理地解散人民委员会,实行殖民统治。

  经过抗日战争洗礼的马来亚各族人民,政治觉悟普遍提高,随着波澜壮烈的反殖浪潮,英国与马来亚共产党的关系日益恶化,马共的反殖民活动使英国对华人社会的戒心与日俱增,终于使英国在1948年取消马来亚联邦,以马来亚联合邦取代前者。

  在殖民主义者疯狂掠夺下,10月,26万饥民高举反饥饿大旗,在霹雳州各地举行轰轰烈烈的游行示威,12月马来亚工人在英国产业上发动一连串的罢工斗争,都遭到了英国殖民主义军队的镇压。枪杀和逮捕的野蛮手段激起人民的愤怒与仇恨,促使反殖的队伍不断壮大。

  1937年成立了以独立为口号的马来亚马来青年联盟(KMM)。太平洋战争开始时,“马青联”被英国列为非法组织。在日本法西斯占领初期,“马青联”领导人依布拉欣·耶谷(Ibrahim Yaacob) 等人恢复了“马青联”的活动。“马青联”领导人同日本合作,以便驱逐英殖民者,但暗中同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来往。他们利用同日本的公开关系,目的在于建立一支名为 PETA(保卫祖国)的武装部队,依布拉欣·耶谷任中校指挥官并且亲自领导这支部队,最后的目的是要争取祖国的独立。

  根据布哈奴丁医生所说,在日本占领时期,左翼马来民族成员采取“穆沙在法老皇宫”(Musa dalam istana Firaun) 的措施,有的人住在里面,住在外面的人则参加在森林的活动成为反法西斯的战士。而马来民族运动则进行地下的秘密活动以巩固其根基,从外到里共同战斗,同其他民族的运动以及联军一起摧毁日本法西斯。

  1945年10月成立马来亚马来民族党(PKMM) 以及觉醒青年团(API)、觉醒妇女会(AWAS) 和农民阵线(BT) 等领导下的各组织成员,进而成立了人民力量中心(PUTERA),该中心合并了60多个马来爱国团体。1947年2月人民力量中心同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AMCJA) 合并,马来亚马来民族党的最高领导人布哈努丁医生是联合主席之一。人民力量中心同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是一个为祖国独立而斗争的历史上最广泛的各民族人民抗英爱国统一战线。

  在反殖浪潮的打击下,英国人耍起了宪制阴谋与政治把戏,企图分化人民力量。

  在利诱威迫下,9州苏丹终于在协约书上签字,将全部主权出让给英国殖民主义者。1946年1月24日,英殖民主义者正式公布“马来亚新宪制白皮书”,企图通过法律的程序,将统一的马来亚分为两个不同形式的殖民地来奴役人民。马来亚联邦由9个州与槟城和马六甲组成,新加坡则由于所谓特殊的理由成为英皇家直属殖民地,实行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达到分裂马来亚的民族独立运动。

  这一政策,阻碍了新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新加坡成为殖民主义者进行侵略和镇压民族运动的军事基地,妨害了远东和世界和平民主事业的前途。“分而治之”的政策,目的是在于强化殖民主义制度,全面控制马来亚政治经济,更有效对付正在成长壮大中的马来亚人民反殖民主义的力量。很显然,新马被分割,完全有利于英殖民主义者,不利于马来亚和远东人民。

  在“马来亚联邦宪法”实施后,马来亚共产党获得英殖民政府的承认,马共第一次以公开合法的身份活跃在马来亚的政治舞台上。马来亚共产党拟定了斗争目标:结束英国在马来亚的殖民统治,建立人民共和国。

  当英帝国主义泡制把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人民民主权利以及皇室地位等问题完全排除在外的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 计划时,各个爱国和革命的政党团体包括马来亚马来民族党立即发动各民族人民群众挫败了这个计划。当英帝国主义又推行把新加坡从半岛分离出去并且完全不涉及独立问题的“联合邦计划”时,人民力量中心同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统一阵线的各个成员和团体,毅然率领人民运动反对这个计划。他们提出以“人民宪章”代替英国的“联邦宪法”的要求。1947年底在新德里召开的亚洲会议中,马来亚的代表布哈努丁医生提出了拥有12颗星星的红白旗以象徴统一12个州(包括新加坡)的马来亚旗帜,这是第一个马来亚标志。

  为了对抗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浪潮和转移人民斗争的大方向,英帝国主义指使其代理人拿督翁(Datuk Onn) 在1946年5月成立以马来人万岁为口号的巫统(UMNO),玩弄马来人的思想感情,反对独立的口号。巫统的产生同爱国主义或独立运动没有丝毫的关系,它甚至嘲弄独立这个口号,以及竭力把马来人为独立而斗争的大方向转移到迎合英帝国主义利益上去。

  1947年,英国殖民统治者开始镇压各地的工人运动,打死打伤和逮捕超过一百人。被捕的工运领袖有全国胶业工友联合会主席许瑞元、霹雳华人胶工联合会主席和秘书、《民声报》社长刘一帆、职工联合总会副主席查阿末、霹雳种植工友联合会主席巴兰等。

  1948年马来亚联合邦建立后,马来亚继续成为英国的保护国,同时恢复了马来统治者原有的象征地位,并收紧公民权。

  这时,英殖民政府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马共与英殖民政府的关系彻底决裂,转而展开武装斗争,期望强迫英国撤离马来亚。

  1948年初,形势急剧变化。独立斗争迅猛发展,日益陷入困境的英帝国主义疯狂地磨刀霍霍以暴力镇压爱国运动。马(PKM),马民(国)(PKMM) 和其他爱国组织谨慎地评估了形势的变化。因此,1948年6月当英帝国主义宣布紧急法令,禁止所有的政党、爱国和民主团体活动,进行大逮捕的时候,封禁马来亚共产党、退伍同志会、新民主义青年团、马来民族党、马来觉醒青年团等300多个工会和群众团体,打死10余人,逮捕5百余人,伊萨莫哈末、朱基菲里、布哈奴丁医生和布斯达曼等著名马来领袖,马来左翼团体共有整千名领袖和干部被捕。到了年底,已有1万3千多人被关押在监狱里,因各种罪名被捕者4万余人400多人被杀,被叛死刑者无数,其中联合总会领袖加纳巴蒂、全马总工会主席威纳斯宁、槟城市委副书记林有在,以及戴鲁焰、黄亚妹等等。

  为了对抗马共的游击战,英殖民者实施了“坚壁清野”政策,将原本散居在郊区的各族群众迁移到戒备深严的指定地点,形成了后来的所谓新村。

  所谓“新村”,就是把散居于胶林、矿地、山芭和甘榜的人民赶出家园,一把火将他们的屋寮烧光,然后分别押送到受“保护”的居住区。这种居住区建在四周空旷的平地上,四周以铁刺网圈住,只设三几个栅门供进出;所谓住屋,则是空无一物的长屋,或是有柱无墙的棚子。人民全家被押到这种“新村”里,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惨况实在难以笔墨形容。从1950到1953年,英殖民政府在联邦总共设立了五百四十多个新村,被集中的人民多达五十七万九千人,其中以华人占绝大多数。2千5百余平民死于战争中,数以万计的华人和马来人被驱逐到中国和印尼,妻离子散,惨绝人寰。为逃避抽壮丁,年轻人大量逃亡。

  英殖民主义者发动的殖民战争,每月出动数百架次战机向可疑的丛林、村落狂轰滥炸,又投掷燃烧弹烧林焚屋。同时,到处设立统制区,不准任何人居住或停留,擅自进入者可能被枪杀。英殖民主义者所实行的军事行动固然草菅人命。发生在1948年12月11日巴东加里惨案,树胶园丘一带劳作时的村民,被埋伏在树林里的英军所逮捕,集体扣押在园丘的一间小屋内。他们共计26名男性平民,身上都没有武器。隶属苏格兰近卫军团的这些英殖民军,先放走其中一名村民,然后朝他背后开枪,把他打死,其余的村民关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英殖民军把全部被关押的村民带到屋外,分成三组,在英军官命令下都被屠杀就是最显著的案例。肃清行动和焦土政策使平民倾家荡产,流离失所,沦为亟待救济的难民。

  紧急状态从1948年一直持续到1960年,期间有英联邦军队驻在马来亚,进行反游击活动。

  基于形势严峻,马来亚共产党立即号召全国人民为了祖国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再一次拿起武器进行抗英斗争,1949年2月1日,马来亚民族解放军成立,开展长达8年的抗英民族解放战争。1957年马来亚取得独立,吉隆坡政权延续殖民战争,战争延续到1989年12月和解,长达32年。马来亚马来民族党(PKMM)、觉醒青年团(API)、卫国青年团(PETA)、觉醒妇女会(AWAS) 以及马来亚农民阵线(BTM) 等组织成员热烈地响应号召,拿起武器投身到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的行列;另外一部分人则继续进行地下斗争,被抓的人则在敌人的监狱中顽强地坚持斗争。

  上世纪50年代初期以来,尽管实施了紧急法令,爱国者和民主人士仍然建立了爱国的政党和团体为独立展开斗争。部分前马民成员和爱国文学家于1950在新加坡以“文艺为社会”的口号成立了“50年代作家协会”或称“50年代作家行列”(Angkatan Sastrawan 50, ASAS 50),通过文艺展开独立斗争。其他的语言和文化团体利用新闻媒介宣扬独立精神,举行语言和文学代表大会等。所有这些都为独立作出了各自的光荣贡献。

  1951年泛马回教党诞生。1951年5月15日劳工党在槟城成立。1952年6月26日在吉隆坡召开了全国劳工党代表大会,一个反共亲英的泛马劳工党,目的是阻止马来亚青年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

  反共亲英不得人心,1954年6月5日,泛马老工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新党章,旗帜鲜明地竖起了社会主义大旗,1958年,拥有60余万人的全马工厂集普通工友联合会被封禁,工农干部涌进了新生的党。优秀的思想,光辉的历史开始了!从此,马来亚的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历史时期,祖国的蓝天下飘扬着劳工党鲜红的党旗!

  在抗英组织被完全封禁后,巫统才能利用英帝国主义提供的机会兜售自已是“马来人的救星”。但是,不管是英帝国主义的血腥镇压,还是巫统的欺骗都丝毫无损于人民的反抗精神。在森林、城市、乡村,独立运动继续蓬勃发展。

  1941年12月到1945年8月的3年又8个月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1948年6月到1957年8月的抗英民族解放战争。这两场爱国战争,得到各民族人民包括马来人最广泛的支持,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来人反抗外国侵略和占领尤其是16世纪以来反抗葡萄牙、荷兰和英国殖民者对马来亚侵略和占领的斗争之继续。

  自从马六甲沦陷后,马来爱国者为了达到驱逐外国侵略者,捍卫祖国的独立和主权,以及民族尊严的目的,进行了几百年的斗争,只有到了20世纪中期经过反抗英帝国主义及其傀儡的斗争特别是抗英民族解放战争的斗争,1957年取得了独立,这个目的才在一定的范围内得以实现。马来亚的独立决不是英帝国主义的恩赐,或者像吉隆坡政权宣传的那样是他们斗争的成果,而是马来亚所有爱国和人民民主的力量起来反抗英帝国主义,特别是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马来亚民族解放军浴血奋战共同斗争的成果。因此,为了国家和人民的解放,反对外国的侵略和占领的爱国斗争不是某个民族人民的事业,而是各民族人民的共同事业,只有动员各民族人民的爱国力量才能取得胜利。

  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打击下,英帝国主义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陷入困境,马来亚的民族独立运动的迅速发展,已迫使英殖民主义者放弃了血腥压迫政策,为缓和反殖斗争的浪潮,将政权交给了马来亚的封建皇族和大资产阶级,企图通过它培植的亲殖民主义势力来分裂人民的力量,被迫在1955年举行第一次全国大选和年底的华玲谈判。同时,在巫统内部也发生了激烈的纷争,拿督翁(Datuk Onn) 被迫引退,东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 取而代之。

  通过谈判的方式恢复和平,这是饱受殖民战争灾难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马来亚共产党为了实现人民的这种迫切愿望,曾经作了不懈的努力。华玲和平谈判时,以总书记陈平为首的共产党三人代表闭,冒着危险,如期出席。尽管共产党也预料到帝国主义者会从中破坏,然而,马共仍然恳切地希望能够通过这次会谈来进一步把一切力量(包括社会上层分子)团结在反帝运动的旗帜下。在当时极其有利的形势下,如果联盟当权派有诚意,并以独立运动事业的利益为重,同人民站在一起,则人民武装抵抗运动的力量同其它各种形式的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力量汇合而成的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不仅可以迫使英国殖民当局结束战争,而且还可以使马来亚更大程度地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但是,联盟当权派却走了同帝国主义妥协的道路,坚持英国殖民当局要挟马共投降的方针。因此,华玲和谈的失败,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英国帝国主义者的多方破坏的结果,另一方面联盟当权派也不能推卸其应负的责任。

  独立运动渗入巫统内部,特别是它的青年分部在1951年迫使巫统最高领导层把马来人万岁的口号改为独立的口号。尽管巫统披上独立的外衣,但他们尤其是在英国对人民展开的殖民战争中仍然和英帝国主义相勾结反对独立运动,并且作好了充分的准备,一旦其帝国主义主子退居幕后时它就夺取人民斗争的胜利果实。

  1957年后情况更加错综复杂。以巫统为核心的国内反动派在帝国主义的支撑下已经抢夺了独立的成果。权力掌握在同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反动派手中。马来亚的独立是不完全的,人民没有享受到作为国家主人的幸福和自豪感。

  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历史时期到抗英战争时期,各民族英雄儿女为了祖国和人民的独力和解放,献出了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杰出的共产党人、爱国者华族有黄诚,林江石,李良,杨果等。马来族有穆哈末·阿敏、末·因德拉、阿浪·卡森、达哈老师、马纳、蕾吉玛、麦雯等。印度族有甘纳巴迪、维拉斯南、克里斯南摩堤等。原住民民族的有阿叻、阿隆、阿雅等。根据南洋商报和海峡时报的报道,牺牲在英帝新山、半山芭、太平、槟城和阿罗士打绞刑架上的各族烈士就有226人,民族解放军牺牲6711人,(Wan Hanzah Awang 《Detik Sejarah Rundingan Balin》附录)。他们为了崇高的理想都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为了捍卫祖国、民族和宗教而献出自已毕生精力,伟大的布哈努丁医生不久前去世了。他是在狱中被反动派折磨得恶病缠身而出狱后与世长辞的。众多各族的民族主义者、宗教界人士和社会主义者,布斯达曼、哈斯努·哈迪、阿布·巴噶宗教教师、哈迪扎·斯迪、隆教长、哈芝·依卜拉欣、阿都沙末·古尔等,以及众多爱国人士被屠杀、监禁(紧急法令颁布后,被捕关押在柔佛新山、吉隆坡半山芭和霹雳太平监狱1万余人)、驱逐(根据南洋商报、星洲日报报道,从1948年至1958年,估计有3万至3万五千人之间被驱逐到中国,印度族和马来族1千8百余人被驱逐到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而这些英烈和反殖战士,真正的民族英雄和人民英雄,惨遭英国人与吉隆坡政权和李光耀政权的抹黑污蔑,说他们是“颠覆分子”,“反国家分子”,“恐怖分子”。他们为了祖国和人民的独立和解放,在斗争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他们的功勋永垂不朽!

  1958年5月普通工友联合会的四位领导人,在紧急条例下被扣留,接着该工会被查封后,1959年6月24日,劳工党、人民党、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组成马来亚人民社会主义阵线,1964年3月16日由前农业部长领导的国民议会党加入。被查封后的普通工联骨干大批涌入左翼政党,促进了左翼力量工农化,由三大民族组成社会主义阵线是马来亚左翼运动最巅峰时期,号召力无比强大。1966年1月10日,因对“国语法案”发生分歧,人民党退出社阵,社阵宣布解散。左翼运动开始遭遇挫折。

  “马来西亚”这概念并非东姑阿都拉曼首创,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30年代,当马来亚和印尼仍然处在殖民地的地位时,马来族群中就存在着一项“大马来由”运动。它试图将马来亚半岛(包括新加坡及暹南4府)、婆罗州全岛、爪哇、苏门答腊及菲律宾群岛等地区1亿3千万人口统一起来,组成一个大联邦,并以马来语作为共同语言,这项运动后来成为40年代马来民族主义的共同目标,马来亚人民党和泛马回教党对这目标,都存有不同程度的认同。

  1951年初,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员麦唐纳曾提出“马来西亚”概念,作为英国未来退出东南亚的新殖民主义蓝本。英殖民主义者虽然采用“马来西亚”这概念,却分离了马来民族主义者的斗争目标。马来亚联合邦独立之后,北婆罗洲三邦殖民地也开始要求结束殖民统治。英国人曾经设想让三邦合并为一个联邦,而且,开始建立三邦的共同最高法院,可是,汶莱苏丹不愿让丰富的油藏给人分享而极力反对合并主张。分治的进展是,砂劳越到1960年,仍由一个委任的总督以及一个由24名官委议员和21名民选议员组成的议会治理;北婆(即沙巴州)则迟至1961年,官委议员仍然控制着议会;汶莱在1959年就已成为半自治邦,苏丹拥有行政权,英国负责其国防和外交,并委定一名最高专员当顾问。

  马来亚独立以来,各政党、工会等团体的数以千计的领导人和干部不断不断被捕关押。

  由于左派政党公开支持文莱人民党起义,吉隆坡政权大肆污蔑左翼力量支持暴力革命,导致在1964年的大选大败。一些人转向武装斗争,组织、煽动大马人到印尼军训,然后再从印尼打回大马。1964年8月17日,第一批108人在柔佛龙引登陆。9月2日,又超过百人在柔佛拉美士和彭亨云冰空降。10月29日,在柔佛笨珍、麻坡登陆。最后一次,应该是1965年3月4日,在柔佛哥打丁宜登陆。除少数意外致死,或在驳火中打死,登陆的印尼武装人员,约有千人被捉当俘虏,之中有印尼人,也有大马华人和马来人。吉隆坡政权由此找到了借口,乘机封闭左翼政党的部分支部,逮捕了这些支部的骨干。这一事件,对左翼运动打击非常严重。

  1963年2月12日,政治扣留者家属在社阵总部开会,决定成立被捕者家属委员会,是为家属涉及政治斗争的滥觞。

  1965年2月13日抗议布斯达曼被捕“争取人权”大游行,警方采取行动镇压,大批军警早已在路中央严阵以待,一见人群靠近,便不停地施放催泪弹,同时冲进队伍中挥棍乱打。2月13日凌晨一时,雪州秘书游行总策划陈凯希、社阵总秘书达裕丁·卡哈、槟州分部副主席陈潘钦在事前被捕。16日,增江支部主席符昌和、秘书吴永铭和委员曾传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行委会秘书 V 大卫于13日当天遭受同样命运。这场斗争中遭扣留的人数超过340人,其中有200多人被控上法庭,皆告无罪释放,陈秀英和彭谷明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两个月后获释.

  1965年6月11日,两个党中委拉惹古玛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捕,在华都牙也被关了大约二年。随后劳工党主席伊萨和国民议会党领袖阿都亚兹被捕。

  1965年中,半岛好些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群众运动。当时在吡叻州,一个被称为“七月宣传运动”的群众运动,在金宝区和近打区展开。由于当时反动派对左翼运动采取高压手段,召开群众大会都不被批准,他们便在合法政党的党所里,采取政治集会(按当时的法令,在注册政党的党所内集会无需政府批准),抗议反动派逮捕公开政党的干部和党员,要求民主和无条件释放政治犯。敌人对这些集会,也出动镇暴队封锁道路,包围党所,进行野蛮的镇压。在美罗、丹那依淡、红泥山等地都发生过类似事件。在双溪古月,镇暴队更肆无忌惮地驱散群众、殴打群众,施放毒气弹等,甚至用警棍把劳工党金宝支部党员唐保光活活打死。

  1965年11月,人民党在怡保代表大会上因语文政策等问题宣布退出社阵。人劳两党的8年合作划上句号。1966年1月16日社阵走进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马来亚人民社会主义阵线原由马来族、华族和印度族组成,马来族和印度族在中央领导层中占有相当的比重。自从劳工党和人民党分离后,随着马来族和印度族领袖和干部逐一被逮捕后,劳工党从中央到地方几乎全是华族成员,而且是受华文教育者,三大民族团结联合的左翼运动,已经被吉隆坡政权分化,马来族和印度族被分离出去,剩下华族单打独斗,再加上宪制斗争的道路被反动政权堵住,逼使部分左翼力量转入地下和武装斗争,在政治舞台上对吉隆坡反动政权已构不成威胁。

新加坡

  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最南端,是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马六甲海峡咽喉,又处欧洲到远东和澳大利亚的交通要道上,使它成为世界海、空航运的中心之一。新加坡有长堤与马来半岛的柔佛相连,南面与印度尼西亚的廖内群岛隔海相望,属热带海洋性气候,无显著的雨季、旱季之分。

  新加坡古称单马锡(Temasek),公元八世纪后归属印尼室利佛逝王朝。十四世纪改称新加坡拉,以后属于马六甲王国。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初,成为柔佛王国的一部分。1819年为一个殖民者莱佛士所占领。1826年和马六甲、槟榔屿合并为英国海峡殖民地。1942年二月新加坡被日本占领。1945年日本投降后,英国恢复它在全马来亚的殖民统治。1948年2月,英国又将新马分治,把新加坡划为“直辖殖民地”。1959年6月3日,英国殖民当局被迫同意成立新加坡自治邦,英国保留国防、外交、修宪和颁布“紧急法令”等权力。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联邦成立,新加坡并入作为一个州。由于新马统治集团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矛盾尖锐化,新加坡于1965年8月9日被分割出来,成立新加坡共和国。

  1948年马来亚联邦正式成立,新加坡被排挤出原本的马来亚版图。此举,除了架空了新马华人的政治势力,也压缩了新加坡原有的政治和经济空间。一个更脆弱的新加坡,可以减少对马来人政治的威胁,也增强了英国人对新加坡本土政治斗争的影响力。

  无论从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和居民上,新加坡和马来亚半岛都有密切的联系,新加坡虽然被人为地从马来亚分割出去,它仍然是我们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加坡的革命同半岛的革命一定要互相配合、互相支持。

  1945年12月21日,新加坡成立了第一个走宪制斗争道路的政党马来亚民主同盟,1948年6月,由于紧急法令的实行,许多职工会被解散,大批工运负责人,不是被捕就是遭驱逐出境。人民行动党在1954年11月成立,从1959年起是新加坡的执政党。李光耀集团初期表现进步,“实际上他是受培养的,尤其重要的是,从1952年起就通过阿力佐西,受庇护于英国情报组织的羽翼下。”李光耀重组行动党,把它变成一个反共团体。”(英国档案编号FCO141-14766英殖民部《新加坡的政局和展望》)

  傅树介医生说“行动党一开始就是一个伪组织”。“很明显,他是要把自己的政治命运跟殖民统治者的利益维系在一起。”(傅树介《生活在欺瞒的年代》)

  陈仁贵说明了这一事实:“人民行动党在1954成立之后,人民行动党的左翼便成为警方镇压的主要目标。尤其是1956年10月和1957年8月两次的大规模镇压,几乎完全扫荡了密驼路集团的整个职工会领导层和人民行动党的左翼领导干部。”(《合并与摧毁新加坡左翼力量》)

  后来以李光耀为首的领导集团,大多数人已经体现出狭隘利益追求和权力异化走上反共反人民的道路。

  “可以说,‘没有马来亚民主同盟,就没有后来的人民行动党’。可是李光耀于1959年取得政权后,却彻底放弃建党宣言,脱离马来亚反殖民主义运动的主流,转而联合英殖民统治者及马来亚联合邦的右翼分子,扑灭所有曾经为他打江山的同僚,以及所有真正反帝、反殖民政府的爱国人士。”(林清如《我的黑白青春》附录二〈林清祥答问遗稿片段〉》)

  “1954年至1959年是新加坡历史的一个转捩点。一个从实施‘紧急状态’转入实行林德宪制改革的转捩点,一个由充满高压的白色恐怖转入具有限度自由、民主开放的转捩点。

  “在这样的历史转捩过程中,新兴力量与旧势力、旧习惯、旧传统的斗争往往更为激烈。一些出轨的行动,如不合程序、法规、惯例等的‘骚扰’或‘暴乱’也就必然浮现。渐渐地,当新势力完全战胜或克服了旧事物,新的处事程序、法规、惯例便形成并被接受,社会也自然安稳了。”(林清如《我的黑白青春》附录二〈林清祥答问遗稿片段〉》)

  发生在1953年至1956年间反黄运动,1954年5月13日新加坡华校中学生为切身利益反对征兵法令而展开斗争的5·13学潮,1955年4的福利巴士工潮,是紧急法令颁布后,人民群众冲破白色恐怖的反抗,影响深远。

  1955年新加坡在林德宪制下举行立法议会选举。劳工阵线在官委议员的支持下组织政府,用高压手段对付反殖人士,引起人民普遍不满。

  1956年4月,第一回合伦敦宪法会谈中,提出了内部安全理事会的议题,英国人建议新加坡和英国各占一半的议席,由英国驻新加坡最高专员持有否决权。马绍尔对此坚决反对,认为,让出管制内部安全事务的权力,是一个独立政体的笑话。

  第一回合伦敦宪法会谈后,1956年9月19日,英殖民当局通过其代理人林有福援引紧急法令,逮捕工联主席林振国、妇联主席陈蒙鹤、华小教师联谊会主席陈广风和三位工团领袖,解散妇联和铜锣音乐会。9月24日吊销中学联注册,25日进一步封禁华小教师联谊会和全星华校家长联谊会,接着百多名师生遭受警告、开除、逮捕、驱逐。10月24日约4千多名群众游行支援学生罢课,警方强行镇压,爆发警民冲突。10月27日大队特警围攻工联总部,与工友发生严重流血冲突,蔓延成全星大暴动,造成21人死(8名学生)194人伤,1千多人被捕,包括工联会秘书林清祥、方水双、蒂凡那、兀哈尔等著名工运领袖。

  1957年3月林有福和李光耀出席第二回合伦敦宪法会谈,李光耀的内部安全理事会建议是:由英国驻新加坡最高专员担任内部安全理事会主席,成员来自英国,马来亚联合邦,新加坡。英国人持有否决权,在权力分配架构上,英国人和马来亚联合邦的共同投票权,足以否定新加坡代表的投票权。此外,界定内部安全事宜的权力不是由英国人,而是内部安全理事会去决定。

  马绍尔和李光耀的不同之处是,马绍尔要新加坡人掌握新加坡的内部安全事务。李光耀却是要把新加坡的内部安全事务,交付给英国人和马来人的手上。

  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中,毫不隐讳地引述末代总督顾德的话说:“我依然深信,把人民行动党领袖堪称隐蔽的共产党人,是完全错误的,把他们形容为隐蔽的反共者,跟事实就接近得多。”

  林清祥说:“李光耀所要看到的,是能确保行动党执政又能控制左派的宪制安排,他也不愿看到马绍尔在争取自治、独立方面的风头比他还健。”(林清如《我的黑白青春》附录二〈林清祥答问遗稿片段〉》)

  李光耀的如意算盘是一旦自己丢失了政权,可以通过外人对新加坡内政的干预,改变新加坡既有的政治格局,为自己提供另一个政治斗争的窗口和渠道。

  李光耀的处心积虑安排,这让新加坡掌握适当,但不足够的权力,这样一来,李光耀可以躲在内部安全理事的职权里,进行自己的政治斗争。

  1957年8月行动党党委改选,李光耀集团处于少数地位,领导权几乎丧失。同时也制造了机会,让殖民政权逮捕了刚上任的新领导层。李光耀集团乘机修改党章,重新获得了领导权。这是李光耀集团的第一次危机。从这一年开始,李光耀就已经算计好了,往后要如何去剿灭自己的政治对手。

  在1959年大选中,人民行动党呼吁释放所有政治扣留犯和废除公安法令。在赢得1959年5月大选时,人民行动党却宣布:除非与该党领导层的领导干部被释放,否则不会组织政府。大选胜利后,只释放所谓和人民行动党有关系的8名政治犯,理由是内部安全理事会的英国人不同意释放所有政治犯。这一点指控激怒了英国人。“在 Lord Selkirk 致给殖民地大臣的一封信中,他揭露9名政治扣留犯的扣留令将在1960年2月6日到期。该信指出,李光耀并不急于释放他们。他建议内部安全理事会应‘否决’新加坡的要求,但不要公开此事。(CO:1030/1157,Selkirk 致函殖民部大臣,1960年1月20日)‘谎言越来越站不住脚,总理正在寻找能恢复其信誉的手段。’”

  当事态紧急时,“李光耀自己公开说,是联邦和英国政府拒绝释放这些扣留犯。(J.S. Roberts 致函 Wallace,1961年7月6日)”。“阻碍释放扣留犯的并不是人民行动党政府,而是英国当局。(Moore 致函殖民部大臣,DO:169,1961年7月3日)。”

  “英国人被激怒了,断然拒绝这说法:‘为了帮助人民行动党保住政权,而要我们一同负起继续扣留的责任是个故意歪曲的诡计,这是错误的。’”(DO:169118,1961年7月3日;DO:169118,T. No. 264,1961年7月17日)(陈仁贵《合并与摧毁新加坡左翼力量》)

  所谓“内部安全理事会”是“一个三方组成的内部安全理事会的设立,据称是象征着英国政府的部分妥协。诚如后来数年的事件所揭露,内部安全理事会为三方勾结一起对付新加坡左派提供合宜的掩饰。”(陈仁贵《合并与摧毁新加坡左翼力量》)

  “Moore 于1962年7月2日写给 Wallace 的一封信显示,这位英国最高专员对于这种赤裸裸的撒谎感到非常气愤,”李光耀惯常以谎言掩盖自己的阴谋,由此可见一斑。

  李光耀集团的第二次危机是在1961年9月17日,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的成立,原行动党的51个支部中有35个支部转投社阵,原占议会51席中的43席减为26席,1962年7月3日行动党议员何佩珠退党加入社阵,行动党议席降为25席,与在野党等同,行动党政权摇摇欲坠。

  1961年9月,大批干部和成员从该党分裂出来成立社会主义阵线,主张铲除殖民主义,建立统一、独立、民主的马来亚(包括新加坡)。新加坡的注册政党还有工人党、民主党、统一阵线、人民联合阵线等。

  在1963年的大选中,人民行动党蝉连执政,社会主义阵线获13席。1966年10月社会主义阵线退出议会,并抵制国会选举,在后来的四次大选中,人民行动党均囊括全部议席。

  社阵拥有强大的群众基础,几乎掌握着新加坡工运、农运、学运、妇运与文化战线,人民行动党25个支部,超过半数倒向社阵。原先组织的新加坡职工总会(Singapore Trade Union Congress) 因之解散。受左翼控制的工会82个领导人,与社阵秘书长林清祥商讨后,组织起新加坡职工会联合总会(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Trade Union 简称 SATU),形成强大的工人运动。行动党则另行组织全国职工总会(National Trades Union Congress。简称职总 NTUC) 团结数量有限的工会。两个依靠政府资源建立的机构,人民协会与建国队,掌控在左翼手中,政府采取雷厉手段夺回这两个组织的掌控权。大分裂后的一年多期间,新加坡罢工次数达153多起,创下战后历史新高。

  行动党要员吴庆瑞在当时似乎相信行动党将因此一蹶不振,在接受英国记者丹尼斯·布拉德沃斯(Dennis Bloodworth) 访问时说:

  “使我们震惊的并不是输给了共产主义分子,而是他们竟然如此不费吹灰之力,轻而易举地把我们打垮。”

  1961年4月,李光耀在芳林补选受到重挫,对不久后的另一场安顺补选,更为焦虑,此刻,李光耀的政治前途岌岌可危。李光耀在新加坡政治斗争上的失利,引发了英国人和马来人的不安,对反体制政治,尤其是华人政治的崛起感到忧虑。

  为此,巫统在1961年5月27日,提出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的建议,目的是通过新议题的讨论,来改变新加坡的政治氛围,力图为李光耀提供解围的契机;巫统并借此机会直接的介入了新加坡的本土政治斗争。李光耀集团处在危机之中之际,“马来西亚”可说是救命稻草,急于加入马来西亚的焦急可想而知。

  和巫统商议加入马来西亚的条件,主要是由李光耀和吴庆瑞进行;这其中新加坡可以保留教育和劳工的自主权。意思是说,李光耀要加入马来西亚,必须先行解决华校学生运动,和华人职工会的政治活动。

  马来亚、新加坡、沙巴和沙捞越本是英国殖民地。英国有个盘算,东南亚的前殖民地,不如合并为一个国家,以保护英国经济利益。于是,英国计划成立一个马来西亚联邦。

  英国人借东姑阿都拉曼所提出的“马来西亚计划”,包括了马来亚联邦、新加坡、砂劳越、汶莱和沙巴(当时称作北婆罗洲),然而由于汶莱并非英国的殖民地,而是英国的保护国,所以地位独特,在合并的谈判条件上,当然与砂、沙两地不同。

  东姑阿都拉曼为了落实大马计划,曾数度风尘仆仆的前往文莱,极力游说当时的文莱统治者苏丹奥玛阿里赛夫丁,邀他加入“马来西亚”的大家庭。

  初时苏丹奥玛阿里确实有意加盟大马,还提出了不少的条件,眼看双方签署合并契约的佳期可待,孰料内部却骤然发生一场叛乱,尽管政变在三天内便被平息,但文莱苏丹在重新衡量局势后,回拒了合组马来西亚的献意,保持独立国的姿态迄今。

  事实上,“几乎从人民行动党开始执政之后,这项双边的共识便成为包括马来亚政府在内的三方反共运动协议,并以马来亚联邦、新加坡和婆罗洲三邦之间的更密切合作作为掩饰。反共讨伐在不久后,便取代了反殖民主义斗争而成为本地区政治环境的一股推动力量。”因此,这个所谓大马计划一提出,当即遭到这一地区所有各在野党和工团、文化团体、学生团体的强力反对,各地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马来西亚的浪潮。

  1962年1月26日五邦社会主义政党大会在吉隆坡召开,点燃了反大马的熊熊烈火。马来亚劳工党、马来亚人民党、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文莱人民党、新加坡工人党、新加坡人民党、沙捞越人民联合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五邦八个政党与会,各党都派最高领导人参加,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是主催者,只派中委易润堂(首席代表)、拉惹勒南、蒂凡那、李炯才和拉欣依萨出席会议,商讨马来西亚合并事宜。大会拒绝人民行动党的工作报告书,行动党代表羞愤离席。基于行动党报告书大力推崇殖民主义的马来西亚计划,大会议决把行动党开除出五邦社会主义政党大会。

  反大马第一战就在砂拉越开展起来,砂、沙各政党、各团体积极地介入了反对马来西亚计划的运动。文莱人民党自参加五邦社会主义政党大会后,在全文莱积极发动人民开展反英独立运动。新加坡工团和民间团体指责李光耀出卖新加坡人民的利益。

  五邦社会主义政党大会在吉隆坡胜利召开之后,吉隆坡政权开始进行反宣传。一方面由巫统机关报《默迪卡》于3月份发表一篇文章,诬指新、马左翼政党接受印尼共产党的命令,展开反大马运动。另一方面,吉隆坡也一再向新加坡人民施压,要他们接受合并计划。3月26日,他在新加坡巫统大厦奠基礼上提出警告说:“新加坡人民如果仍旧反对大马计划及新马合并,联邦为了本身的利益,可能被迫关闭长堤。”31日,他又在亚罗士打的群众大会重复:“马来西亚若未能在今年内实现,政府可能关闭长堤。”4月25日,最高元首在施政方针中也提到,大马计划如未能实现,关闭长堤问题将受到郑重考虑。

  吉隆坡政权的恫吓,显然是在助李光耀一臂之力,因为他正在新加坡努力推行与吉隆坡政权合作拟订出来的新马合并白皮书。

  “1962年6月,李光耀向立法议会提呈全民投票法案。在李光耀导演下,强奸民意的新加坡全民投票在议会里被强行通过。法案对有关投票规定了三项选择题:一、新加坡拥有教育、劳工自主权的白皮书宪制部署;二、根据联合邦十一州同等待遇,作为一州的完全及无条件合并;三、在不逊于婆罗洲三邦的条件下加入大马。”

  社阵发表文告指出法案有三点最不合情理:一、所有空白票和不确定票将视为支持政府票计算;二、政府可自由制订全民投票的问题,有关问题在投票日之前一星期公布;三、其他政党及民间团体无权进行反宣传。新加坡电台为此举办三次朝野政党座谈会,李光耀乘机对社阵所提出的完全合并主张大做文章,硬说这种合并法将使非本地出生的新加坡公民不能直接成为联合邦公民。

  李光耀利用议会的多数强行订出第二项具有高度误导性的选择题,同时,三项选择题都建立在假设新加坡人民同意合并的基础上,不允许人民有机会说不,于是,便迫使反对党不得不在议会外继续进行反对。五党领袖晋见英驻新副最高专员,并呈递联名备忘录,备忘录强调:“我们相信,不同的公民权在一般情况下,可能造成一个不稳定的马来西亚,对新马人民皆有害。”7月23日,代表新加坡10万名工友的40工团工作委员会向英国专员公署提交一份致予英国首相麦米兰的《备忘录》,要求英国政府在移交新加坡主权时,有需正视新加坡政府推出的“全民投票”正剥夺人民自由决定前途的权利,这份由工委会主席侯赛因·查希丁、秘书高尔斯,陈世鉴及多明尼·布都查里等递呈的《备忘录》指出,官方在“全民投票”中所提出的三种合并建议,都是人民所不能接受的,但投票条例却规定人民只能在三种之中选择一种,不能有别的选择,这是对人民权利的公然侵犯。《备忘录》也指出,人民在无从选择下将投“空白票”表示抗议,但官方又宣称“空白票”也算是赞成票,这是明日张胆地扼杀民意。

  在李光耀的诈骗,吉隆坡政权的恫吓,中华总商会会长高德根宣布支持政府的选择合并,马绍尔的背叛,社阵在相当劣势的环境下,号召人民投空白票。9月1日的全民投票结果成绩,支持白皮书合并的票数占了71%,投空白票者只有25%,有鉴于人民并不能自由地表达心声,社阵宣布不承认这次不民主的投票结果,并声言要在反对假合并的课题上继续斗争下去。

  林清祥在内部检讨总结时承认这是一个小挫折,并提出往后斗争的三项原则和方针:“(一)只要和平宪制斗争的条件存在,我们就必需坚持和平宪制斗争;(二)加强搞好民族团结工作;(三)在工农阶级的基础上,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他也指出往后的斗争范围将从新加坡扩大到五邦地区,同时预感到一场大逮捕会随后而来。”(傅树介在《我在冷藏行动中被扣留》)

  据傅树介在上述一文中披露:

  “位于伦敦西南部有一个地方叫丘宫(Kew),那里有一家国家档案馆。其中有资料显示:

  “在私下讨论中,李光耀称赞林有福采取行动对付共产党的勇气。

  “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的温和派领袖们认为,英国继续留在新加坡是对他们的一种保障。他们认为,无可避免地,为了符合他们所塑造的形象,他们必须继续严厉批评英国的政策。”(CO:1030/451)

  傅树介写道:“问题是,当你实行这项欺骗政策时,必须通过各种可行的手段费劲地保护形象,不断加以修饰,否则它就会迅速淡化。淡化是无可避免的,因此为了这拖延自然的过程,就有必要出招,进行一个又一个的狡猾阴谋。一切阴谋均源于需要。即使如此,最终还是陷于破产和自我暴露。

  “逻辑和历史说明,这种政策是不长久的。当欺骗不再有效时,就必须改变‘人民’,如‘假的全民投票’所显示的一样。

  “‘他(李光耀)常说,他必须这么做(举行全民投票),以避免被冠上将新加坡华人利益出卖给马来人的人。然而一项假全民投票,将对更进一步损害他的政治地位……’英国驻新加坡副专员 Moore。(Moore,CO:1030/998,第51页)

  “尽管有这些保留意见,人民行动党还是一意孤行。人民行动党主席杜进才博士承认:‘

  “‘选票是由李光耀精心策划的。无论你怎么投,你都是投合并。有三种选择,即 A、B 或 C。但坦白说,它们都是投合并的票,而我们也提出全民投票法案的动议,即废票将当投合并票计算。事实上,当我看那选票时,我自己也无法明白。’

  “不仅要改变‘人民’,已被接受的民主条例也得改变。例如,被扣留者不得参加竞选,被扣留者的检讨委员会拥有的一点权力和独立地位也被剥夺,并被降为咨询委员会,但政府可以对其建议置之不理。倘若所有阴谋诡计都失败,随时可采用镇压手段。镇压行动就像做爱一样,只有第一次会有困难而已,李光耀1956年10月在立法会议里这么说。

  “到了1960年,人民行动党领导层的反殖民主义掩饰是越来越淡化。1959年8月28日召开的第一次内部安全理事会会议上,与会的有三个英国官员(英国专员当会议主席)、三个新加坡政府代表、一个马来亚联邦代表。王永元对当时的骗术毫不知情,建议释放所有被扣留者(在1959年6月之前被扣留)。这使李光耀感到沮丧、震惊。

  “这是一件突发事件,连美国华盛顿都有所反应。李光耀完全措手不及。王永元过后被禁止在内部安全理事会上发言,而由吴庆瑞取代。只有李光耀能在内部安全理事会讲话。他在会议上所发表的言论,并未经过人民行动党中央或内阁讨论。他对他们没有信心。王永元得走人了,党已经开始准备开除他。(海峡时报,1960年9月22日)

  “就连人民行动党的一些领袖、多数干部和党员,都赞成释放那些被扣留者。他们的唯一‘罪行’是真诚地参加要求独立和反殖民主义的斗争。

  “释放这些被扣留者对殖民主义当局不利。人民行动党领导层认为,殖民主子的利益就是他们的利益。

  “1961年7月3日,英国临时专员 Moore 在一封发至伦敦的秘密电报中说:

  “如你所知,人民行动党的左翼分子正坚持要求释放被扣留者。自1960年初以来,还被扣留的1959年以前的被扣留者,新加坡政府从未建议释放他们。甚至并非所有内阁阁员都知道这件事。后座议员和一些部长越来越倔强。为了使该党能团结,李(光耀)认为有必要重新向他们显示,政府要被扣留者获得绎放……

  “李(光耀)因此向我们建议,新加坡政府应下令释放所有被扣留者,而英国和联邦政府过后应在内部安全理事会上撤销这些命令。李(光耀)将不发表任何公开声明,但会秘密告诉党的重要人物有关事情的经过,以让他们安心。李(光耀)说他已跟 Ismail 澄清此事。”(DO.169/18 No.239)

  Lord Selkirk 写道:

  “我相信我们可以不要采纳这个建议……李(光耀)所提‘出的计划很可恶。我们已同意,我们不能再进一步欺骗有关被扣留者的问题。我建议今早就去告诉李(光耀)我们的最后决定。’”(1961年7月17日,DO:169/18 No.263第3段)

  Selkirk 在1961年7月17.日致给殖民部大臣的电报中说:

  “今早我通知李光耀,我不能同意他的建议,因为:(a)我不能公开欺骗有关被扣留者的问题;(b)我怀疑这是否真正有助于巩固他的地位,(c)我认为从长远看,这或者会损害到新加坡与联邦合并的前景。”(DO:169/18 Tel. No.265)

  “在内部安全理事会上唯一能发言,并可以决定要讲什么的人民行动党代表李光耀,却从未建议释放被扣留者(自1960年初释放6名工会和人民行动党领袖以来),虽然他曾承诺在释放上述6名被扣留者之后,他就会这么做。这项承诺是根据林清样所说,且得到 S.Woodhull 的回忆录证实。人民行动党甚至于1961年7月在立法议会中发表声明,说他们将‘不时发出分批释放被扣留者的命令。’”

  “从这一个背景来看,冷藏行动是李光耀履行对马来人的政治承诺,要去彻底解决李光耀自己提出的所谓第三中国威胁论。李光耀是以第三中国威胁论,来吓唬马来人接受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

  “冷藏行动是李光耀伙同马来亚的巫统,和英国人共同对付反体制政治,尤其是左翼华人工会,以及,华文教育者的一场政党政治斗争。

  “在此,李光耀是把政党的政治斗争,扭曲为新加坡的内部安全问题,从而以政府的行政权力去瓦解来自政治对手的权力竞争。

  “根据 John Drysdale(1984) 叙述的冷藏行动历史经历。之所以称之为冷藏行动,是因为政府的目的就是要长期的拘留这一些人,以便进行审问。这个计划周详的行动是由波卡斯领导的特别任务小组,加上警察部队一起执行。一份详细的清单列出逮捕者名单和出没与居处的地址,由200个小组分别行动。大逮捕行动是在凌晨3时,从警察训练学院出发。同一时刻,另外有1000名警察在新山集合,其任务是包围南洋大学,在校园内逮捕南大学生。

  “冷藏行动总共逮捕了100多名李光耀的政治对手,在逮捕名单中只有少数几名人士,躲过此一浩劫。”

  陈仁贵在《合并与摧毁新加坡左翼力量》一文中披露:

  “新加坡最后一任总督 William Goode 爵士,在卸任让本地国家元首 Yusof Ishak 接任之前,向其上司讥讽地评论:‘把现在的人民行动党领导层当成秘密共产党人是大错特错。把他们形容为秘密的反共份子就更为准确。’(CO:10301652,1959年11月23日,William Goode 爵士致函殖民部大臣)”

  行动党在1959年大选是承诺释放所有政治犯。大选胜利后却食言。李光耀把责任推诿给“内部安全理事会”。“在 Lord Selkirk 致给殖民地大臣的一封信中,他揭露9名政治扣留犯的扣留令将在1960年2月6日到期。该信指出,李光耀并不急于释放他们。他建议内部安全理事会应‘否决’新加坡的要求,但不要公开此事。(CO:1030/1157,Selkirk 致函殖民部大臣,1960年1月20日)”“李光耀己公开说,是联邦和英国政府拒绝释放这些扣留犯。(J.S. Roberts致函Wallace,1961年7月6日)”(陈仁贵《合并与摧毁新加坡左翼力量》)

  冷藏行动可以说是新加坡历史的转弯处。林清祥、方水双、兀哈尔、蒂凡那、詹姆斯·普都遮里、詹密星、巴尼等三大民族左翼领袖均在不同时期遭到逮捕关押。经此镇压,新加坡左翼队伍处境艰难,仅存受华文教育的华族,已无法依靠和发挥组织力量,丧失传统优势,对反动统治根基造成威胁。

  根据傅树介在回忆录中披露,在翻阅英国解密档案中,发现李光耀竟然是英国培养的代理人,李光耀还向英国人建议,立法禁止被捕者参加议席选举,一举断绝了左翼推举优秀候选人的途径。这就映照出李光耀政权本质上是延续英国殖民主义统治的政权,使用殖民主义者的惯用的逮捕、殴打、关押、驱逐、封闭进步团体、吊销刊物出版准证、修改法令等伎俩,扫除执政障碍。李光耀政权是想要把镇压和颠覆左翼力量的政治利益,上升到国家制度层面加以巩固,把李光耀体制永久化和提升到国家制度层面而固定下来。

  李光耀重于精神殖民,最为毒辣的是改制民族教育,封闭南洋大学,通过教育系统培植利益代言人,这就是李光耀有别于吉隆坡政权和印尼苏哈多政权的地方,毁灭民族教育,摧毁价值体系,为其孽生提供了足够的土壤与空间,年轻一代对社会的认识不足,价值观正趋于定型之时,这种洗脑教育带来的危害是何等严重!

  “据文献记载:美国的决策考虑因素有4点。1:发展南洋大学扮演反共的角色潜能。2:美英有能力合作阻止不受欢迎分子颠覆南洋大学。3:在南洋大学灌输西方的民主原则与思想。4:南洋大学可以聘请美国的教职员。”(2017年3月28日新加坡文献馆《美国政治与南洋大学》)

  “其一,战后东南亚华人群体民族意识复兴,迫切寻求文化归属和精神家园的主观意愿:其二,华人的中华文化取向与其侨居国构建国家认同这一根本政策目标背离所引发的政治难题:其三,处于新旧霸权势力交替时期,传统殖民国家(英国)与新兴帝国(美国)争相介入东南亚华文教育问题的角力;其四,冷战国际环境,特别是美国对东南亚的冷战政策,对华文高等教育的干扰与影响。”“据美国中央情报局派驻新加坡的官员回忆,关于南洋大学,他们得到的指示是与英国人联合‘监控’这所大学的形势发展。”(张杨《冷战前期美国对东南亚华文高等教育的干预与影响——以南洋大学为个案的探讨》

  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竟对一个小小的新加坡民间创办的大学特别关注,南洋大学之后的发展不符合美国的愿望,遭受无情摧残就在所难免了。

  1961年,为捍卫民族教育,反对和抗议行动党政府要将华校改制成英校,全新华校生开展中四罢考,1962年华校中学生的罢课。

  1963年2月2日行党政府派军警进驻云南园,破坏大学自主权和学术自由。1963年9月26日凌晨,镇暴队冲进南大校园,数百名武装警察一边施放催泪弹,一边逢人就打。

  1965年南洋大学开除85位学生,其中43位境外学生被禁止进入新加坡。1965年10月27日,南大校方在政府的指示下,开除85名学生。1965年10月28日,南大学生宣布罢课,罢课历时39天。1965年11月20日,李光耀政权援引社团法令,解散11间校友会;同日,镇暴队冲进图书馆,痛打在图书馆自修温课的学生。

  上述的种种事件说明,李光耀集团对左翼力量的镇压从没间断过。他用阴谋袭夺行动党中央的领导权,违背了创党时期反殖民主义的初衷,经过不断修改法令,封闭左翼进步团体,吊销进步刊物,逮捕左翼领袖和干部,左翼的细胞组织被扫荡干净。经过“冷藏行动”的清洗,新加坡的左翼力量,在主要领导和骨干悉数被李光耀有预谋、有计划地假借吉隆坡政权之黑手,优秀的领导和干部被关押的关押,驱逐的驱逐,和用高压的手段逼使部分被扣留者放弃政治活动下,宪制斗争的道路已难再走下去。正因如此,英国人、吉隆坡政权和李光耀集团才可能达成协议,妥善安排新加坡与1965年8月9日脱离马来西亚联邦,独自成国。

  与马来半岛一样,把原华马印三大民族和三大民族语言源流组成的左翼阵营,经过李光耀集团的镇压和分化,只存华族和受华文教育者的队伍继续坚持,已经无法正常按原来的斗争路线继续带领新加坡人民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政治斗争。残存下来的左翼力量,为情绪所支配,渐渐走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斗争路线,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印尼、北加里曼丹、文莱、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有组织的左翼力量被反动势力延续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极尽嫁祸栽赃污蔑诋毁恐吓之能事,屠杀逮捕关押驱逐,被铲除干净,帝国主义选中的代理人获得了成功。

结语

  1955年4月18日至4月24日万隆会议召开,按照美国的事先的意愿,刚刚开始一天半的万隆会议,已经将“反殖民”这一议题拆解成为“反对共产主义扩张”以及反对“旧西方”的两个主题。然而,万隆会议的进程最终并未被这种霸权意志所决定。进入到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这种来自亚非拉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开始出现更新的诉求。这一时期的反殖民运动开始超越民族国家关怀,意图追寻国际层面的平等政治秩序。这种政治实践,也为20世纪国际秩序中对“平等”问题的理解带入了新的内涵。以互相尊重与共同发展为基本权利的平等观开始成为“第三世界国际主义”观念中的核心。

  全球化从殖民主义开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起的大航海时代就开始征服世界的旅程,出现了日不落帝国和英镑;两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美国和美元的霸权时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都有殖民地,为了它们的利益,从殖民主义时代,到工业化就已开始全球精心地布局,以它们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加强对殖民地和第三世界国家的颠覆、打压和入侵等手段和行为。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以军事入侵为主要手段,以失败告终,对东南亚国家则通过代理人镇压左翼运动获得了成功。这可以从印度尼西亚、文莱、北加里曼丹、马来亚、新加坡左翼运动的遭遇明显地看出来。

  世界列强都属于海洋国家,没有能力控制世界各个大陆,分而治之是它们对殖民地一贯的统治手法,把世界各国圈在可控范围内,这是它们的治国之道。

  在抗日战争结束时,英帝就执行分裂马来亚各民族人民团结的政策,在种族情绪和宗教的分歧上煽风点火。它把在印度对穆斯林和兴都教徒挑拨离间的经验搬到马来亚来应用。

  在英帝的挑拨离间下,反对日本法西斯的共同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各族人民紧密的亲善关系,在一瞬间就起了变化。吡叻河南部地区群众过去非常紧密的友谊和亲善关系,已经变成互相敌视。马来人以众多的队伍进行活动,要进行“圣战”,因而酿成流血事件。

  由于战后左翼力量蓬勃发展,即使1948年紧急法令实施后,大批爱国团体被查封,领导人被捕、驱逐、逃亡,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左翼力量逐渐恢复,马来亚社会主义阵线、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文莱人民党和沙捞越人民联合党,动员能力非常强,除了吉隆坡政权是由封建贵族官僚和大资产阶级牢固统治之外,沙捞越、沙巴、文莱和新加坡的左翼力量足以摧毁殖民统治。为了保存英殖民和封建贵族利益,英国人和吉隆坡封建贵族想到了“合而治之”的“马来西亚计划”,把四个殖民地交给吉隆坡政权管辖,符合他们利益。而计划中却把四个殖民地的人民降为“二等公民”,损害四个殖民地人民的权益,表面上是“合而治之”,实质上是另一种分而治之的手法。

  1957年马来亚独立和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吉隆坡政权和李光耀政权延续英帝分而治之的政策,区别对待各民族,造成各民族之间的隔阂,导致团结各民族的工作格外困难,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叶起,左翼运动只剩下华族先进分子,马来族和印度族被边缘化。

  在历史上,印度被肢解了,巴基斯坦被肢解了,苏联被肢解了,南斯拉夫被肢解了,伊拉克被肢解了,利比亚被肢解了,苏丹被肢解了,乌克兰被肢解了,阿富汗成了烂摊子,叙利亚差点就被肢解,朝鲜民族和中华民族到现在都不能统一,藏独、台独、疆独、港独的猖狂,背后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海盗国家在主导。近年来,由于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朗和叙利亚等国家不在美国可控范围之内,就百般刁难、欺压、恐吓、颜色革命、北约东扩、贸易战、退出条约、鼓动和支持反对派不惜发动内战等手段层出不穷。狼子野心,路人皆知。

  在马来亚(含新加坡),殖民统治者把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从马来半岛分离出去,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对马来亚各族人民区别对待,对马来族实施安抚政策,给他们特权;对华族和印度族则采取严厉的管制措施,以此来分化各民族的团结。勉强撮合的马来西亚,最终还是安排新加坡分离出去。对待各民族教育同样如此,在马来半岛和沙捞越、沙巴民族教育艰难求存,在新加坡彻底消失。这种分而治之的遗毒流传至今。

  列宁说:“单靠先锋队是不能胜利的。当整个阶级,当广大群众还没有采取直接支持先锋队的立场,或者还没有对先锋队采取至少是善意的中立并且完全不会去支持先锋队的敌人时,叫先锋队独自去进行决战,那就不仅是愚蠢,而且是犯罪。”(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毛泽东主席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毛泽东《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

  “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在多元民族和教育源流的北加里曼丹、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左翼运动,在反动势力打压和分化下,只剩下先进的受华文教育的年轻华族孤军奋战,已形不成洪流,对反动势力的冲击,也只能溅起细微的浪花,心有余而力不足,逐渐偃旗息鼓也就不足为奇了。何况随着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已经形成了一个高度世俗化的市民社会(除了马来西亚存在民族压迫和歧视,华族和印度族会有民族尊严反抗意识之外),绝大部分年轻人不关心时事,感受不到被压迫被剥削,缺乏政治觉悟,远离政治。再伟大的事业,没有年轻人的传承,都注定不可能走向成功。历史证明,只有“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才能“不周山下红旗乱”(毛泽东《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当盗贼登堂入室成为统治者的时候,他们以及他们的继承者就不再使用警察的语言去描述盗贼了,而是选择各种美化统治者德性的语言去加以肯定。“大马来西亚计划”替代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概念,就是显著的体现。

  伴随着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军事扶持、政治代理和文化殖民的同步推进和成功,长期以来,谎言统治天下,人们对白色恐怖仍然有一种说不出的强烈恐惧感。有个美国谚语说“政客是职业的说谎家”,体现了统治者的“说谎家”的真实。他们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充分利用掌握权力对普通公众所拥有的信息优势,长期以来霸占着历史诠释权。

  青史凭谁定是非?被迫害者傅树介医生和一些历史研究者拒绝跟随潮流和强势权力,义无反顾地依据历史真相揭露官方的一切谎言,傅树介直指李光耀时代是人们“生活在欺瞒的年代”。“白头到此同休戚,青史终能定是非”(林则徐伊犁送别老友邓廷桢)。

  最近,历史学者覃炳鑫博士在“蓄意散播网络虚假信息”特选委员会的陈情书里阐述了有关虚假信息在新加坡的问题。覃炳鑫博士注意到,这种情况在新加坡是已经屡见不鲜了。在新加坡,政府是虚假信息的始作俑者。例如,1963年2月2日的“冷藏行动”大逮捕。当年被捕者都是人民行动党的反对者,他们被冠以“涉嫌涉及共产党活动”罪名下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逮捕监禁。根据覃炳鑫博士在英国大英档案馆所搜集到的档案资料显示,它与人民行动党宣称赢得1963年的大选胜利的说辞,是与有关的档案资料互相矛盾的。档案资料显示人民行动党在当年能够取得大选胜利,是因为他们通过逮捕了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的主要领导人而取得的。

  面对覃炳鑫博士的责问,新一代行动党的领导人从历史的垃圾堆里借尸还魂,重复李光耀的谎言,李光耀的幽魂弥漫处,不仅行动党党内鬼影幢幢,新加坡官方言论也飘扬着谎言的旗幡。这种带有自欺欺人的麻醉性,充斥在当权者的榆木脑袋里。

  马来亚(含新加坡)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奋斗史,充满血泪辛酸。毛泽东为最早牺牲的工运领袖黄爱、庞人铨亲笔写的挽联:“奋斗为众生,千古伤心是工运;取义拼一死,九泉含笑亦冤魂。”也可以用在马来亚社会主义运动中牺牲和遭受驱逐、关押、虐待的众多烈士和仁人志士。他们的名字必将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社会主义无论作为一种思想还是一种运动,从来都是世界性的。它既离不开世界的发展变化,又深刻影响着世界的发展变化。

  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一切国家的生产、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马克思恩克斯《共产党宣言》之后才实现的。

  社会主义由理论到一国取得胜利,是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阶段,垄断资本向世界扩展,世界经济政治愈益不平衡才造成的。

  社会主义运动由资本主义国家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漫延,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形成等现象,是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为重新瓜分领土而引发世界大战,导致其力量削弱而民族民主力量上升才产生的。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政治运动中,能超过社会主义者的奉献精神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否定社会主义运动是一件无法完成的事情。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在实践上遭遇了挫折,但人类对于美好社会的追求不会停止。黑格尔说“历史恶动力”,意思就是说事物是在反面力量的推动下成长。历史是最宝贵的记忆,虽然新马两地左翼的政治目标没有实现,但是这只是战术失败,就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目标而言,对于几千年的剥削制度而言,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左翼运动还只迈出了斗争的一小步,而且还是最具有进步价值的一小步,这一步特别具有战略意义。

  社会主义的理想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新马两地的社会主义理想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两地的社会主义运动,对开启两地的民智,扫除封建遗毒,提高民主概念,平等意识,祖国认同等方面成就很大,成果很多,逼迫统治者不敢漠视人民的疾苦,使得劳动人民的生活得到很大改善,这是社会主义运动的遗产,所以社会主义者的任何牺牲都是有价值的。这种价值,跨越历史时空,须由我们的后人来完全确立先辈们所付出的巨大牺牲的真正价值。

  除了民众的觉悟和组织力量的提升之外,不存在别的历史进步动力。

  在纪念二二大逮捕56周年之际,就反击当权者对历史诠释的舆论战场建设而言,有必要推出一系列书刊,内容侧重于对历史事件的解剖,让当代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了解新马两地乃至邻近国家与地区政治等等领域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了解新马两地民众参与对殖民主义统治及其代理人种种野蛮手段全方位的艰险斗争,回归历史真实的史实说话。

注解:

一、雅尔塔会议。雅尔塔会议(Yalta Conference) 是美国(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英国(温斯顿·丘吉尔)和苏联(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三个大国在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之间在黑海北部的克里木半岛的雅尔塔皇宫内举行的一次关于制定战后世界新秩序和列强利益分配问题的一次关键性的首脑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有:战后处置德国问题、波兰问题、远东问题、联合国问题。目的是讨论欧洲战后重组问题。雅尔塔会议对于缓和反法西斯盟国之间的矛盾、加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协调对德日法西斯的作战行动、加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进程以及在二战后惩处战争罪犯、消除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势力影响等起了重要作用,对战后世界格局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铁幕演说。1946年3月5日,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城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的反苏联、反共产主义的演说,运用“铁幕”一词之意攻击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用铁幕笼罩起来”,因此此演说被称为“铁幕演说”。铁幕演说也被认为是正式拉开了美苏冷战的序幕。之后,1947年3月12日美国“杜鲁门主义”出台,标志着以美国(北约)为主的资本主义阵营,与苏联(华约)为主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冷战”正式开始。

三、德黑兰会议。德黑兰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美、英三国首脑于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的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美英开辟西欧第二战场,东西方配合对德作战问题。会议还讨论了分割德国,建立维护和平的国际组织,巴尔干、法国、远东、芬兰以及波兰疆界等问题。会议发表了《德黑兰宣言》,宣言宣布就消灭德军的计划,三国达成了协议,并将协力在战后创造和平。

四、新兴力量。1962年,印度尼西亚筹办第四届亚洲运动会。会前,印度尼西亚接受新中国的建议拒绝台湾以“中华民国”奥委会的名义参加比赛,同时以宗教原因拒绝接受以色列参赛。美国掌控下的国际奥委会等组织,对印度尼西亚施加压力,宣布不承认第4届亚运会(次年2月又做出了“不定期地禁止印度尼西亚参加奥运会”的决议)。
为了摆脱国际奥委会等组织的控制和歧视,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于1962年9月间提出:在第4届亚运会后举办不受大国控制的新兴力量运动会的设想,立即得到了中国和亚、非许多国家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当年11月,印尼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将于次年11月在印尼举办首届新兴力量运动会。
1963年4月,根据当时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倡议,柬埔寨、中国、几内亚、印度尼西亚、伊拉克、马里、巴基斯坦、越南民主共和国、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苏联等10个国家的代表及锡兰、南斯拉夫的观察员,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召开会议,决定举办新兴力量运动会。

五、《二十条契约》(The Twenty Points)。1963年,由北婆罗州(现沙巴)、沙捞越、马来亚联合邦(包括新加坡)组成马来西亚联邦时签定。鉴于北婆罗州与沙捞越的环境与人文结构与半岛有相当大的差距,此契约旨在保护北婆罗州与沙捞越在各领域的自治利益和权益。现原文已无保留,《二十条契约》的内容已分别载入《马来西亚联邦宪法》。

六、陈仁贵(1939-2011)。英校出身,曾以社阵候选人身份参加1963年9月21日大选,在甘榜格南对垒人民行动党候选人拉惹勒南,最后以微差败选。落选后不到三个星期他因领导工潮被捕,入狱三年。出狱后他到英国林肯法学院考取法律学位。陈仁贵曾在1977年第二度被捕,但这一次被扣留三个月。陈仁贵的最大激情是从事写作,退休后便投入这项工作。他先后出版了《林清祥与他的时代》,《我们的思想是自由的:坐监和流亡诗歌与散文》和《华惹时代风云: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对当代新马政治的影响》。他也是贺巾小说《巨浪》的翻译者之一。陈仁贵酷爱写诗,曾在自己的部落格写诗给父母、妻子、女儿、外孙等。他不久前还写了一个剧本《重逢》,但还没上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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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容浮云遮望远、不忘来路史为鉴

欢呼2019年农历初三老友聚餐会顺利举办

2019年,一年一度新加坡老友春茗聚餐会于201927日农历初三顺利举办了!

今年的老友聚餐会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2019年是新加坡人民反对英国殖民地统治、争取国家独立斗争过程中具有深远影响历史意义的60周年!

1959530日,新加坡人民在以林清祥为首的前辈们领导下,在英国殖民主义者划定的《林德宪制》框架下,以宪制斗争的议会选举方式,通过选票推翻了英国殖民主义者一手扶持的林有福傀儡政权,迫使英国殖民主义者不得让新加坡获得内部自治的权利,成立的新加坡自治邦政府!

这是前辈们付出了血的代价、个人的牺牲下,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争取国家实现独立的斗争取得的初步阶段的胜利!

1959年的胜利为新加坡左翼运动在培养干部、发展壮大组织、在开展广泛性群众运动提供可扎实的基础!

60年后的今天,有幸活下来的老前辈们和老同志们秉承和发扬了已故的战友们不屈不饶、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突破和克服了各种客观和主观上的困难,顺利地举办了这场一年一度的老友初三春茗聚餐会!

老友春茗聚餐会一年比一年办得红红火火!今年的宴席更是达到59桌的规模!

为此,我们对今年得来不易的盛会能够顺利举办必须予以高度的肯定与赞扬!

今年老友初三聚餐会与往年一样。老前辈们为纪念1959年的斗争取得的初步胜利,出版了一本中英文版对照的书,书名为《战后新马人民争取独立的艰险历程》。

目录

  1. 《灿烂前景必成历史》The Future As History

           傅树介   POH SOO KAI

  1. 《我们在60年代里成长》

            Coming of Age in the Sixties

             许庚猷    KOH KAY YEW

  1. 《冷藏行动的背后》 彭杜生 PENG DU SHENG

  2. 《炼狱》     杨小黑  YANG XIAO HEI

  3. 战后新马人民争取独立的艰险历程——(1945年-1965年)历史事件及图片集

         Chronology & Pictures

  1. 编后语 Editors Note

中文编辑: 陈瑞生CHINESE EDITED BY CHEN RUISHENG

英文编辑:江南春ENGLISH EDITED BY JIANG NAN CHUN

封面设计:松青DEISIGNED BY SONG QING

这本书的出版不仅仅是让老友们回顾自己阵容岁月为祖国和人民伟大事业斗争的一部壮烈史诗,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书让后辈们(特别是在新加坡独立后出世的新加坡人)了解前辈们为争取新加坡实现自由、民主与平等做出的伟大、不可磨灭的功勋!特别是今年,行动党在胡扯“怀念”所谓立国一代”(MERDEKA)的谎言时,是具有针对性的。

众所周知,对于行动党及其鼹鼠们来说,

  1. 它们是不愿意看到一年一度的老友春茗聚餐会的如期举办、办得如此红红火火的规模!最低限度,‘祈祷’老友们的初三聚餐会办得像“王小二过年似的——一年不如一年!

  2. 它们希望看到,老友初三春茗聚餐会除了就是老友们碰碰面、互相寒暄的场合。老友们从2014年开始,出版了纪念林清祥前辈的《清水长流相关永辉》、林福寿医生的《坚贞的人民英雄》以及回忆南大的《南洋大学消亡始末 华教抗争之路》的书籍。今年,老友们在客服了种种客观、主观及人为的障碍下,出版了《战后新马人民争取独立的艰辛历程(1945-1965年)》。这本书籍的出版不仅仅是让老友回忆亲身经历了当年可歌可泣的斗争岁月!更重要的是,体现了老前辈们当年不屈不饶、顽强拼搏的战斗精神!

老前辈们在自己有幸存活下来的岁月,排除了自身客观存在的所有困难和主观条件不足的条件下(包括了无法借助现代科技收集和搜集历史资料文献、眼力视觉的下降、中英文翻译工作、完全缺乏资金的赞助)顺利的出版这本书,确实难能可贵的事!我们必须予以积极的支持和发扬!

我们仅此祝贺2019 年新加坡老友聚餐会的顺利举办!祝愿老友们身体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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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荐:张素兰:《大和小生物——在蓝色栅门的后面诗歌与作画》(中文版)CREATURES BIG AND SMALL: PEOMS AND DRAWINGS FROM BEHIND THE BLUE GATE

                                          张素兰小姐

《光谱行动》下被捕的前政治拘留者、人权律师张素兰小姐最新著作:《大和小的生物——在蓝色栅门的后面的诗歌与作画》已经在最近出版发行了。本书附有22首本人 创作的英文诗歌翻译成中文。

这是张素兰小姐被捕不经审讯被监禁在维特里路拘留中心单独监禁期间撰写诗歌与作画。

这是张素兰小姐继续于2105年出版了《在蓝色栅门的后面》一书后,另一本叙述自己在单独监禁期间的牢狱生活。

您可以到以下网址浏览作者张素兰小姐畅谈自己有关这本一些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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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大家予以支持及踊跃购买本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