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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版)《新叙事》(New Naratif):感谢会员及支持者 A thank you to our members and supporters.

克里斯丁.韩小姐

New Naratif·Wednesday, April 18, 2018

转载自:https://www.facebook.com/notes/new-naratif/a-thank-you-to-our-members-and-supporters/428283460933610/

我们 2018417日把以下出版的会讯寄给了《新叙事》的会员. 请在这里here查阅我们邮寄的名单。

过去的一个星期简直就是令人疯狂的一周。

您已经看到了我们回复新加坡政府会计与企业管理署(ACRA)拒绝我们申请在新加坡注册分支机构OSEA Pte. Ltd.的声明(见网址:our statement)了。他们拒绝的理由是:“违反新加坡的国家利益”。你们当中一些人可能也已经看到了新加坡主流媒体发布的信息了。

这是《新叙事》在年轻时期成长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旅程碑——我们去年九月份才开始规划筹款工作,还没有正式开始进行正!——但是,我们感到极其荣幸地得到了来自源源不断的支持。单单是今年4月的头两个星期,就有54个新成员加入了。我们仅此表示热烈的欢迎。您们当中一些人还发出的信息表示支持及与我们团结在一起。谢谢。

我们不是孤立的(即便是我们中的许多人真的生活在其中)。不论您愿意与否,我们的生活是与现实交织在一块的。在马来西亚,为了填补劳动市场的劳动力的匮乏而殷求廉价劳动力,已经影响了柬埔寨政府的支政策——妇女被遣送到国外生活(见网址:the lives of the women it sends abroad.)。新加坡及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给予越南开发建设煤炭发电厂项目的融资(见网址:finance coal power plants)可能将会对越南的环境造成严重的影响。一个国家制定的有关毒品修正的政策,会影响到另一个国家的响应和鼓励。

我们面对着这样自我承受损害的大环境。世界上最有权利的人可以扯谈建造边境围墙和贸易保护主义。但是,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什么?——我们继续需要的是什么?——就是超越种族、宗教和国界和更多方面,就是:需要的同情与团结以及斗争的经验。

这就是为什么《新叙事》对东南亚区域做出的承诺,而不是任何单一的国家。为了换位思考,我们首先对周边事务就要有知识、了解和参与。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接获任何尖锐的信息时,我们都会询问提供潜在的信息来源者,您可以进一步提供新的信息或者更深入的内部情况吗?

我们要提出对发生事件的观点及故事的经过。这是有别于其他媒体通讯社没有空间(或者没有兴趣)可以提供报导的。它们的出版刊物已经当权者所控制或者被影响了。它们可能无法报导这样的事件。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使用了英语、马来语、印度尼西亚语和越南语等各种语言文字,报导了来自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柬埔寨、越南、缅甸和菲律宾的信息。我们正在进行寻求来自汶莱、老挝、泰国和东帝汶的信息。(有任何人认识的吗?请联系我们!)我们的出版刊物使用的文字大部分东南亚国家的语言文字。

我们的刊物作者撰写的文章与报导都是生活在这些国家(不是城市)的自由撰稿者。虽然我们接受那些居住在东南亚的专业作家的著作。尽管本地的撰稿者没有记者的专业经验,我们仍然是把重点放在所在国的撰稿者。我们这样做,当然是意味着它给出版编辑工作带来了很多额外的工作。然而,我们认识到一个极其重要的一点是,它具有代表性、创造性和多元化。

就我个人而言,作为网站的主编是一个艰苦的学习坎子。但是也是一个拥有一个极大的特权。因为我有这个机会与这个地区的所有具有热情洋溢的贡献者一道共事。我也为能够与他们一道工作此而感到骄傲。

《新叙事》并不是属于任何个人的网站。它是由记者、研究者、艺术工作者,当然也包括的全体会员和广大的读者集体共同拥有的。

我们现在暂停了民主课堂的活动。我们现在正在探讨着举行另一个公开的集会——请大家密切关注有关的及时报导。

我们将继续每个星期最少出版两次的会讯。

最后一出版的会讯,我们刊载了马来西亚语文版(Bahasa Malaysia version)祖纳(Zuna)个人的简介,和来自印尼的新故事:《女性销售员受到的性骚扰》(sexual harassment of sales promotion girls

再次感激大家对我们的信任以及与我们站在一起。一如既往,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有任何问题要与我们联系,请随时通过电邮与我们联系。

 《新叙事》主编:克里斯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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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版)马来西亚前政治拘留者为了使命而拥护马哈蒂尔 Ex-ISA detainee now embraces Dr M – for the sake of a mission

转载自:https://www.beritadaily.com/ex-isa-detainee-now-embraces-dr-m-sake-mission/

 

吉隆坡讯:当马来西亚人民走上街头要求马哈蒂尔辞职时,他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监禁了两次。在要求“民主改革运动”时他甚至被控于拥有军火武器。当时,马哈蒂尔被人们指控滥用权利和贪污,以及负起造成副首相安华.依布拉欣(安华。下同。)入狱的元凶。

希山幕丁.莱斯(希山,下同。),一名参与街头抗议活动者。他在马哈蒂尔统治的22年里经受了监禁的痛苦。但是,在与政府及马哈蒂尔政权进行了斗争30年后的今天,他决定支持昔日的敌人。

好了。是什么原因促成希山改变初心?瓜拉江沙马来学院的校友说,他决定拥护马哈蒂尔是因为,这名前总理和现在的反对党领导人是最有可能在来届的第14届马来西亚大选推翻首相纳吉拉札克和他的国阵的。

最重要的是,希山相信马哈蒂尔可以在来届大选让‘希盟’夺取布城政权,并为安华成为马来西亚第八任总理铺路,‘希盟’已经宣布推举马哈蒂尔成为它们的总理候选人,同时也获得了安华谅解。安华是在被控触犯鸡奸罪名下入狱的。他将于今年6月服满刑期出狱。

希山详述自己支持马哈蒂尔成为总理候选人的理由时说,92岁的马哈蒂尔可以争取到巫统在农村的马来人选票。同时,他也可以争取那些年龄在25-35 岁的公务员的选票。

“首先,他可以说服这个国家许多的重要部分。他为此创造力信心。由于他是前总理,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他可以获得农村的选民,特别是在生活在棕油园的选民把票投给希盟。”

“其次,那些年龄在25-35岁之间的年轻选民已经看到他过去所做的表现能力。他们在思想上已经认可了他,例如在吉隆坡的双峰塔、轻轨系统和马来亚铁道局、吉隆坡国际机机场,以及布城行政中心等都是在他任期时的政绩。”

“第三,对于目前的在职的公务员以及那些已退休的公务员来说,他们仍然是信任马哈蒂尔的。如果他能够再次领导这个国家,他们对他仍然的忠诚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同意他成为来届的总理候选人。因为在他的领导下,希盟将会取得胜利。”

希山70年代是一名学生领袖。他补充说,要让安华成为第八届马来西亚总理,首先就必须让马哈蒂尔进入吉隆坡布城行政中心。

“马哈蒂尔是著名的品牌。他被许多人所接受的同时,也同样受到许多的反对。但是,我有信心,要让安华成为总理,首先希盟就必须赢得这场选举。而要赢得这场选举,首先只能和必须通过马哈蒂尔赢得这场选举的胜利。”

在谈到马哈蒂尔当政时期的罪行,就如他在自己的博客Tukar Tiub 里所提到的,有关马哈蒂尔的最大罪恶就是阻止了慕沙依淡、东姑拉沙里.汉沙和安华成为总理。

希山在“所提到的那三个可能会成为总理的人选中,惟一可能会成功的是安华

希山,他20岁时是一名著名的活跃分子。他通过双溪宜力(Sungai Golok)逃离了这个国家避开了警方的逮捕。

当时他没有携带行李或者一套运动衣的情况下足迹遍及半个世界。他到达比利时取得政治庇护前,是通过一整天躲藏在一个通风系统的管道里的避开了在印度的被驱逐。

希山现在已经67岁了。他当年在马哈蒂尔时任总理时,进行改革诉求行动是被指控为是叛国者。但是他否认了支持马哈蒂尔成为总理候选人,相等于放弃当初自己的斗争目标。

他说,

“这是两码事,我支持马哈蒂尔成为总理候选人,但是仍然是坚持自己的斗争目标。我的目标就是要推翻巫统的统治。我的这个目标是当年在马来亚大学学生时期已经确立的。”

他说,

“我个人支持马哈蒂尔成为总理候选人的理由是,我接受他成为总理,那是他是推动我们的国家向前迈进的动力。无论如何,我要推翻巫统的统治的目标是仍然不变的。我怎能出卖自己?”

希山说,他尊重其他人对马哈蒂尔成为总理候选人的不同意见,但是,在进行一场战争是,最重要的是要着眼于全局观念。

“在进行一场战争时,我们必须争取更多的同盟军和孤立少数的敌人,我们并不需要同时开展那么多的战场。”

希山是一名影片制作者。他说,

“对于他来说,要忘掉自己在被监禁期间所遭受的虐待是不可能的。但是,他要向前看和进行一场更大的斗争。”

他说,

“我们必须集中打击共同的敌人,那就是纳吉.拉扎克。马哈蒂尔就是持有这样的观点。我也是同样持有这样的观点。我们具有共同的看法,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在同一条船上的原因。”

“要我忘记过去被单独监禁、赤脚和睡在水泥地板上的日子,那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这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呢?我经历了漫长的行程到达了这里。在这长途跋涉的行程中我身上是毫无分文的。”

当他被问道有关宽恕问题时,他说,

“如果我身上最大的行李就是复仇。这就是人类所能承担的最大包袱了。我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足迹四处的”。

马来亚大学政治分析家阿旺.阿芝曼.阿旺.巴威说,在希盟组织里出现的支持与反对马哈蒂尔的群体将对它们参与大选产生影响。

“这两股势力将会给希盟带来问题,虽然我怀疑它将不会是一个大问题。但是,对于反对党阵营来说,将会造成它们集中对付国阵的焦点。”

他认为,要让这两个阵营取得共识和求同存异是极其困难的。

他说,

“这将是希盟内部的问题。在另一方面,巫统是有备而来的。它们的竞选机器是相当强大的。”

他补充说,

“希盟的内部必须要更加的稳定,同时把战略目标集中在这两个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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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版)从1966年开始的法律让新加坡人面对更加糟糕的情况 Laws made worse for Singaporeans after 1966

从1966年开始的法律让新加坡人面对更加糟糕的情况

作者:张素兰

相关网址:

  1. https://www.facebook.com/function8ltd/posts/874089489434693

  2. https://www.facebook.com/function8ltd/posts/877902232386752

新加坡在超过半个世纪前是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殖民地。英国殖民主义者留给新加坡和其他英联邦国家的是一个法制制度。就此而言,这是值得我们赞许的。无论如何,为了控制我们的人民,也制定了一些残酷的法律来控制我们,它们制定的这些令人遗憾的法律,到了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情况更加糟糕。

首先,让我和大家讨论有关死刑法律和滥用毒品法律。

在殖民地时代。死刑法律只适用于那些诸如谋杀之类的暴力刑事犯。极其巧合地,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斯在1965年废除了死刑法律。

1973年,死刑判决第一次被引入非暴力刑事罪行案件方面,贩卖未经许可用于制药生产所需的,如吗啡(超过30克,或者相当于一个五角钱银币的重量),和海洛因(超过15克)。

从那个时候开始,贩卖未经许可用于制药生产所需的、或者出入口,如其他六种毒品——鸦片、可卡因、大麻、大麻合剂、大麻脂、甲基苯丙胺和混合性质将面对死刑。

在名列于A级的毒品面对死刑的刑法条款至少已经修改了25次,或者是每年两次。

与此同时,法律阐明有关处罚的条款,如对犯人的监禁时限及鞭刑的次数方面都已经增加了。

过去的40年的贩毒刑法的记录,政府应该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已经是是使用了严峻的法律,包括通过实施死刑法律、更长时间的监禁和增加鞭刑次数,是否已经有效地遏制毒品犯罪?是否已经根除或者制止毒品罪犯在新加坡的毒品贩卖活动问题。

新加坡共和国宪法

1974年开始,国会已经对1973年滥用A级毒品法律进行了25此的修订。它们非常忙于修订我们国家的宪法。到了2017年,我们国家的宪法已经进行了41次的修订。

我们国家的宪法第五章阐明:(见网址:《新加坡共和国宪法》全文。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0521/08/3872310_472115717.shtml)

当我们国家的宪法在54年里进行了41次的修改是不是“至高无上”的?在国会每一次进行修改并有过后,我们拥有的权利又被剥夺了多少呢?

土生新加坡人的公民权问题

1986年我们国家的宪法授权政府修改第135款有关剥夺土生新加坡人的公民权。假设新加坡公民连续10年没有回来过新加坡,政府有权剥夺他的公民权。宪法修改这款法令是为了剥夺陈华彪的公民权。他被政府指控涉及1987年马克思主义阴谋事件。在内部安全法令下不经审讯逮捕了22名政治犯时,他的公民权也就因此被剥夺了。在新的公民权法令下,与有关遞夺土生土长或者归化公民的公民权有所不同。在新的公民权法令下,公民权被遞夺的情况比重还要糟糕。一旦本人的公民权被遞夺,他将不会成为企业国家的公民。

修改宪法第135款的目的就是要确保陈华彪回到新加坡被捕时无法为自己洗清罪名。事实上,他的辩护律师就是1987年光谱行动下被捕的22名政治犯之一。

让人感到兴趣的是,把1963年新加坡共和国的宪法和1787年的美国宪法对比。到今天为止,美国的宪法已经实施了230年,只经过27次的修改。前10次的修改是获得国家批准的,统称为“权利法案”。这个修法案是为了保护美国人民的基本权利。

在新加坡,许多宪法条款被修改是为了剥夺新加坡人民的基本权利。例如通过修改土生新加坡人公民权法律就是为了剥夺陈华彪在1966年之前所拥有的公民权。他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吧了。(见新加坡共和国宪法全文网址: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0521/08/3872310_472115717.shtml

影片制作法令

杨荣文准将对文化艺术所做出的贡献是值得我尊敬的。身为行动党的一位具有自由思想的部长对此产生顾虑。当他需要了解有关拟议中的影片(修正)法律(2018年),我发现他是唯一对影片(修正)法令(1998)做出反应的部长。修正法令第33款阐明“政党政治影片”的不合法的。杨荣文准将在回答包括惹耶勒南在内的反对者提出批评时,毫不掩饰地做出如下的答复:

“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没有受到来自反对党或者任何人的压力下执行这条法令的。”(见1998227日新加坡国会辩论记录)

追溯到有关影片制作法令的前身是从英国殖民地时代的电影摄制法令继承来的。当时,在这部法令约定下,任何在本地制作、或者分销、或放映必须送交影片监检察局审核批准。在未得到这个部门批准前,放映或者分销有关的影片将面对司法处罚。

1950年代,这部法律实施是非常直截了当,它就从而让影片摄制与发行出现了朝气蓬勃的现象。当时的国泰机构(Cathay Keris)摄制了马来语影片、荣华机构(Yung Hwa)摄制了华语影片、邵氏机构(Shaw Brothers)设置了中国功夫影片与国泰机构进行竞争。我当时还是一个小孩,我完全享受着由国泰机构和邵是机构在露天场所放映的影片。

1981年,影片法令开始实施时,基本上都并入到英国时代的旧法令里面。这部法律于1987年、1997年、1998年和2016年期间进行了五次的修正。今天政府在进行是咨询2018年影片修正法令,假设它获得通过的话,那就是这部法律进行第六次的修正了。

我的问题是:

虽然我们需要与时俱进地通过修正有关法令以适应时代的变化。但是,经常针对特殊的事件而修改法律,以确保针对一个非政治化人群而修正法令并不是通向进步的路径和促进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遗憾的是,行动党政府在制度法律法令时刚好反其道而行之。它们不时和不断地进行修正法律法令,仅仅就是为了针对特定出现的形势。1998 年影片修正法令大部分是在防止犯罪的借口下进行。针对是当时新加坡民主党涉及的发行、销售和放映的影片问题。

20世纪90年代录像的出现和普及鼓励新加坡民主党制作视频。他们在1996年递交了一份视频给电影检查局适合。有关当局不仅审查,同时禁止他们销售。这是导致政府在1998年嵌合激烈地对影片法令进行修正。被修正的影片法令在第33款明确地阐明“政党政治性的影片”是非法的。并在基于“公众利益”的幌子下宣布不准销售。将影片归类于两个等级的决定权是属于电检局。她不是一个独立的机构。

他们的目的已经非常显著了。政府的决定是要确保人口保持非政治化和让人民都过去的历史仍然无视和无知的。任何拍摄有关林清祥或者林福寿医生的视频绝对不通过电检局批准。

杨荣文准将于1998年制定有关影片修正法令时,在法律条款里增加了对于触犯销售和放映“政党政治的影片”加入罚款1万元和坐牢2两年的刑罚,已经损害了他个人的声誉。这样的修改增加罚款数额比起哪些触犯摄制淫秽色情影片的罚款数额的9千元高的许多了。

当然,就杨荣文准将而言,淫秽色情的影片比起政治性内容的影片对社会所造成的损害是更加低。他同时也无视我们国家啊的宪法约定下有关言论与结社自由的权利。

1998年影片修正通过后,电影制作者施忠明(Martyn See)摄制的纪录片:《前政治拘留者赛.查哈利被监禁17年》在法令的第35条款下被归类于“危害公众利益”的理由下被禁止在新加坡进行发行和放映。

时任新闻、通讯及艺术部高级政务部长、海军总长吕德耀,于2009年又提出了2009年影片修正法令(所谓的“开放”法令),作为解释有关施忠明(Martyn See)拍摄的影片是说:

“这是一部企图修正歪曲和误导爱国者赛.查哈利的被捕和监禁。企图为自己的辩护涉及共产主义活动反对新加坡的利益。赛.查哈利因对新加坡产生具有潜在的危害性而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捕。他现在企图要通过利用电影的方式为自己过去的虚假和扭曲的活动辩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决定禁止这部影片的发行与放映。”(2009年3月29日国会辩论记录。)

吕德耀的指控是虚假和完全非正义的指控施忠明受雇于赛.查哈利制作这部纪录片。部长必须首先在取得事实证据前,在国会对施忠明(Martyn See)做出这样的指控。

吕德耀的指控赛查哈利根本没有机会进行任何的反驳!政府应该知道,我也相信施忠明是一名历史及纪录片的摄制者。他摄制了许多重要的已故历史人物的纪录片。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努力,新加坡人民将继续生活在一个愚昧无知的年代,和将无法知道一些著名的人物为了争取正义而失去了自由。这些著名的人物是为了实现一个更好的新加坡而做出自我牺牲的。

《人民论坛》:《前政治拘留者赛查哈利同志访谈视频中文旁白节录》(见网址:https://wangruirong.wordpress.com/2016/06/03/

2009年修正通过的影片修正法令并没有给新加坡人民带来任何的自由。尽管施忠明(Martyn See)重新递交《赛查哈利的17年》记录视频片仍然被禁止发行和公开放映。这部历史纪录片已经在youtube网站上播放了。

拟议中的影片修正法案(2018)一共是75页,包括了18页的附加说明。它在现有的法令的每一部分里进行修改、废除和插入了新条款。他们更把法令的名称更改得更加长。假设起草这份修正法令的目的是要造成人们对法律的混乱不清,致使普通老百姓对法律无法理解,那么,他已经是成功了。

对于法律赋予电检局官员无限的权利,批评者感到极其愤怒。事实上,在这分拟议中的修正法令里,授权给电检局官员可以自由地成功任何私人资产和扣留及传召有关涉嫌者进行问讯。他们甚至可以在刑事法令下让警方人员进行录取口供。涉嫌者被充公的资产如果遭受损害和充公,他们可以在48小时内向法院提出投诉可以要求赔偿有关的资产损失。在这短暂的投诉事件里,涉嫌者一般是是会失去投诉的权利的。他们将会面对无法偿还损失的痛苦。

我无法理解,在影片法令下,

为什么政府要扩大警方人员拥有搜查和充公个人资产的权利?为什么让电检局官员可以扮演警方人员的角色?为什么电检局主管或者电影业者及企业至今仍然保持缄默?是不是我们的国家缺乏警方人员?假设是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政府的责任聘请更多的警方人员?可以定的是,让电检局官员变成了警方人员,绝对不是解决警方人员短缺的最理想方案。

假设那些在电影业者的生活被影片法令所搞砸了,那么,对于我们新加坡人民来说,那是注定要成为输家。我们将可能不会看到很多新加坡本土制作的政治性影片。我们的对于自己国家的历史和历史性的著名人物的形象将由行动党自己塑造,就像他们塑造了李光耀和其他人一样。

新加坡人民正在被那些令人费解和冗长的法律条条框框的泛滥所掐死了。面对这样的局面。我们只有两种选择:我们是面对现实醒悟过来,或者继续保持沉默。今天,行动党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国会一天内任意通过任何的法律法令。他们也可以在一天里任意修改我们国家的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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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版)民主党新任主席保尔.淡巴雅教授回答海峡时报答问——公民反抗行为是组成民主党斗争历史极其重要的部分 Tambyah: Civil disobedience an important part of SDP’s history

                       

公民反抗行为是组成民主党斗争历史

极其重要的部分

相关链接:

http://yoursdp.org/news/prof_tambyah_civil_disobedience_was_a_very_important_part_of_sdp_39_s_past/2017-10-31-6203

大家应该已经阅读了海峡时报有关新加坡民主党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新的这样委员以及当未来的发展计划了。本月份较早时,卓先生(Mr Elgin Toh)发表了我的第一次访谈记录。他欣然同意通过电子邮件进行采访。可能由于受到报章版位的限制。他无法把访谈全文编入其专栏。为了让有兴趣了解访谈录的朋友知道访谈的详细内容,我仅此全文刊登如下。

一、关于您当选为民主党主席

1.您是否能够进一步提供有关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改选的详情——你获选为党主席是通过党员?或者是党员干部选举产生的?当天中央委员会的改选有多少党员出席参与选举?是否有其他党员参与选举党中央主席的职位?您的任职期限是多久?

黄素枝博士和徐顺全博士是我竞选党主席候选人的共同提名人。经过党员干部投票选举产生的。我的任期是两年。

2.您是什么时候决定参与党主席职位的选举的?是在党员大会之前或者在党员大会期间?您为什么会决定参与党主席职位的选举?您在决定参与党主席职位选举前是否与任何亲密的朋友事前商量过——您的朋友对于您参与党主席选举的看法如何?您是否与徐顺全博士商量过?他给予您提供了哪些意见?

几个月前他们俩与我谈过有关担任民主党主席的可能性。他们认为,我已经具备了担任党主席的相关经验了,我如果接受这个职位将会获得全党同志的拥护。就我而言,这似乎是个人参与政治活动进程中的自然发展。当我认识到反馈意见的局限性时,它将被常规所忽视。正如我与一些在我们的医疗保健系统服务的杰出医生、护士和相关的卫生专业人员接触时,我总是对医疗保健融资体系如何感到沮丧。

正如我发表的声明里所说的那样,我期望争取更多的学者和专业人士能够参与我们的公民社会运动和政治活动。我们已经有看到多米尼.普都杰里助理教授(A/Prof Janil Puthucheary) Chia Shi Lu助理教授、默罕默德.法谢.易卜拉欣助理教授( A/Prof Muhammad Faishal Ibrahim)和英丹.阿祖拉副教授( Asst Prof Intan Azura)都加入了行动党了。  我想,假设(在反对党里)能够找到相同的专业人士参与政治活动,那将是能够出现年一个平衡的局面。我的参与政治活动是获得家人的积极支持的。对我而言这是极其重要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同事、朋友的反馈是积极的,这包括了来自行动党过去的元老!当我获选为党主席的消息传开后,我鼓励了每一个人祝福我的人为创造一个美好的新加坡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3.不知道是否可以这么说,现阶段民主党主席职位的设立是仅次于民主党秘书长的第二号人物?(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不需要做记录。假设我可以从您哪儿获得无意识感的回答,我准备怎么说,“海峡时报明白那么一回事……”)

民主党确实就是一个民主的政党。党在决定一些重大决策时,党的中委会成员是拥有同等的权利。这是我从那些过去的党内活动的“老党员”告诉我的。我数年来参与党的活动的经验也证实了这一点。

二、 关于您的工作计划

1 身为党主席,您是否有一到两个 优先考虑到的任务?您想要取得哪些成绩?

假设我们能够赢得要求马西泠友池集选区举行补选的法院诉讼,我首要的任务就是要为马西泠友池集选区的补选进行准备。同时也为下一届大选做好准备工作。特别是艰巨的家访工作。我们通过家访工作不断地进行检讨和调整我们提出的广泛建议计划(其中包括了住房、医疗系统、教育和经济发展等等的建议计划)。我们与培训和教育群体予以党的志愿工作者努力的培训。他们参与的范围包括了通讯组、基层组和社会服务组。

三、党的未来发展

1)民主党在来届大选的竞选策略是什么?民主党从2015年以及武吉巴督补选汲取了许多经验。这些建议是否可以为民主党在来届大选提供参考的价值?

第一次的选举活动对我而言教育是极其深刻的。它让我认识到,我们不仅仅是与行动党和他们的候选人进行竞争。而且还要面对来自主流媒体的强大攻势以及那些游击队似的的社交媒体网站。正如徐顺全所说的“网军”(IBS),它们在选举期间不时忽隐忽现。我们也必须面对执政党利用国家资源与我们进行竞争。我可以讲一个故事来举例说明。在选举过后,一名坐着轮椅的病人前来向祝贺我进行了一场精彩的竞选活动。我问他,你把票投给了谁?他的女儿插嘴说“傅海燕提供了轮椅给他”。我想她指出,这张轮椅是纳税人掏自己的钱买的。他坚持说,傅海燕在进行家访时,一大批的随从带着那些珍贵的轮椅来到我的组屋单位。

2)民主党曾经是新加坡一个最主要的反对党——在1991年大选过后。但是在1990年年尾。民主党经历了一场最艰苦的阶段。就选举胜利而言,那个时候,当时民主党在反对党阵营里并不是排名第二位的主要反对党。但是,我应该实事求是地说,从那个时候其它就开始往上山路攀爬了。依据IPS的调查报告,民主党在2015年仅次于第一大党工人党的反对党。从2015年开始,人们开始对工人党 开始产生疑问——由于它目前正在面对着没完没了的法律诉讼案件 ,对于它未来的前途产生疑虑。鉴于上述情况的发展,您认为,这是否意味着,在未来的日子里,或许在您的领导下,民主党将重新成为最主要的反对党?为此,民主党 将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工作?

在新加坡根本就不存在着任何有关第一大反对党和第二大反对党的问题。目前所有的反对党都在努力为实现一个更加民主的新加坡而工作。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继续保持不懈地鞭策着行动党,要求他们更加地透明和负责任。特别是目前,总理的弟妹指责他滥用权力这方面。我们的地铁公司管理水平的恶劣性,给我们国家带来的经济挑战,看来行动党政府对如何管理地铁已经黔驴技穷了。

 3)对于民主党,人民都在谈论着许多它过去的问题,当时,我只集中在一个方面——“公民反抗行为”(Civil disobedience,下同)。我为什么要提出“公民反抗行为”这个问题?因为它具有的模糊性较低。民主党在前一段历史时期,曾经通过以突破法律框框限制的斗争形势来达到改革。目前这种情况已经较小了。我的问题是:

3.1)对于过去民主党采取的“公民的反抗行为”您有何看法?您同意?还是不同意?

我想,对民主党来说,过去的“公民反抗行为”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人民都忘记了在互联网时代到来前,行动党严控的主流媒体根本无法让人民获得任何的信息。人们必须感激民主党为此所展开的“公民反抗行为”。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芳林公园的集会场所。它已经成为一个独立主流媒体传播信息的场所。让所有的社运活动者,包括前行动党国会议员、后来成为总统选举候选人(指陈清木医生)到场出席集会。(尽管他没有在集会上发言,但是仍然还是出席的集会。)即便是李光耀本人也把1954513日华校中学生反对服兵役的学生抗议行动视为是一种必要的“公民反抗行为”。任何事情的决定都必须依据当时的历史具体时间与地点,不可以一概而论。

3.2)今天民主党对于“公民反抗行为”的看法如何?她会为了更好的斗争而放弃这样的斗争策略吗?

是的。由于我们许多意见观点已经能够广泛的传播到群众中了。它比起个人的单独行为来的更加有效率了,所以并不需要在继续使用“公民反抗行为”这样的斗争形式了。

 3.3.)假设在您担任党主席期间公民反抗行为”的问题又再一次被提到议程上时,您是否会反对?

民主党长期以来就坚信,在我们国家的宪法约定下人民拥有言论自由权。正如我在当选为党主席时发表的第一篇声明所说的,“在我们的国家里,宪法是高于一切法律之上的。它确保我们的公民拥有言论与结社的自由权。这样的言论与结社的自由权力只要不危害及任何个别人士或者社群。只有人民能够进行充分的辩论和积极参与有关的影响到全面福祉的问题,这个国家才有可能进步。”

 四、关于您未来的长远计划

1)假设有一天,党员要求您竞选当地秘书长职位,您是否有意问鼎这个职位?

呵呵——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徐顺全博士在推动党务工作方面至今仍然有目共睹的,在2015年的大选,新加坡人民终于改变了他们一直拽在心中自己的看法——真正的徐顺全是……一个为人正直、坚忍不拔、性格坚强的人!正如我在演讲里所说,另外,令我感到惊讶的改变的是,他在莱佛士坊售卖书籍时,人民都有意识绕道而行回避他。但是在民主党举行的群大大会开始前数小时,群众却排着冗长的队伍等待着让他在自己购买的书籍上签名。互联网和竞选运动最终给了徐顺全一个公平、客观和真正的评价。就我个人而言,我很乐意与他共事。

Tambyah: Civil disobedience an important part of SDP’s history

Paul Ananth Tambyah

Related link:

http://yoursdp.org/news/prof_tambyah_civil_disobedience_was_a_very_important_part_of_sdp_39_s_past/2017-10-31-6203

Many of you would have read the Straits Times articles on the new SDP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and our plans for the future. Earlier this month, Mr Elgin Toh interviewed me for the first article. He very graciously agreed to an email interview. Probably because of space constraints, he was limited in what he could put in his column. For the benefit of those who want to read more, this is the full interview.

(1) Regarding your election as Chairman

Can you give us a bit more details on the election – Were you elected by members or cadre members? How many of these members were there at the election? Did anyone else stand for the post of Chairman? How long is your term as Chairman?

I was nominated by Dr Wong Souk Yee and Dr Chee Soon Juan, and was elected as Chairman unopposed by the cadre members of the party for a two-year term.

(b)When did you decide to stand as Chairman? Before the party conference or during? Why did you want to stand? Did you discuss it with anyone close to you before you went ahead – what did that person say? Did you discuss it with Dr Chee – what did he say?
Dr Wong Souk Yee and Dr Chee Soon Juan spoke with me a couple of months ago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becoming SDP chair. They felt that I had the relevant experience and that I would be well accepted by the rank and file of the party.

For me, this seemed like the natural progression of my involvement in politics. As I have mentioned many times before, I got involved with politics when I realised the limitations of providing feedback that was going to be routinely ignored. As someone working in our healthcare system with excellent doctors, nurses and allied health professionals, I was constantly frustrated at how the healthcare financing system was structured.

As I said in my statement, I hoped that more academics and professionals will get more involved in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s. We already have A/Prof Janil Puthucheary, A/Prof Chia Shi Lu, A/Prof Muhammad Faishal Ibrahim, and Asst Prof Intan Azura.  I thought it would be good to add some balance to the picture.  My family has been supportive and that is very important to me. So far, the feedback from colleagues, friends and peers has been overwhelmingly positive, including a former PAP senior leader! I have encouraged everyone who has congratulated me to get involved in their own way in making a better Singapore.

(c) Is it fair to say that the Chairman in the current SDP set-up is de facto number two to Sec-Gen? (I don’t need an on-the-record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If I can get an off-the-record sense from you, I’m prepared to say, “The Straits Times understands that…”)
The SDP really is a democratic party and the office bearers are more or less equal when it comes to major decisions. That is what I heard from the “old-timers” and it has been my experience of the last few years.

(2) Regarding your plans

(a) What are one or two priorities you have as Chairman? What do you hope to achieve?

The priorities would obviously be preparing for the Marsiling-Yew Tee by-election if we win the case and the next general election. Specifically, they would including ramping up our home visits, reviewing and revising if necessary our various policy proposals (housing, healthcare, education, the economy etc), working with our training and education groups to train volunteers especially those involved in the communications team, ground operations and community service arms.

(3) Regarding the party’s future

(a) How will SDP fight the next general election? Were there any lessons that the party took from 2015 and from Bukit Batok that would inform the way you approach the next campaign?
My first electoral experience was very educational. I learned that we were competing not just against the PAP and its candidates but also the full force of the mainstream media and guerrilla websites which appeared and disappeared just in time for the elections (as described elegantly by Dr Carol Soon from IPS). We also had to contend with the state resources deployed by the ruling party. A story I have told illustrates this well. After the elections, a patient came up to me on his motorized wheelchair and congratulated me on a well-run campaign. I asked him who he had voted for and his daughter chipped in that “Grace Fu had provided the wheelchair for him”. When I pointed out that it was his own taxpayer dollars which paid for the wheelchair, he insisted that she had showed up at his flat with a large entourage bearing the prized wheelchair.

 (b) There was a time when SDP was the most important opposition party in Singapore – after the 1991 GE. But by the late 1990s, the party went through a more difficult period, in terms of electoral success, and there were times when SDP wasn’t even the second most important opposition party. But I think it’s fair to say that the party has since climbed its way back up. The IPS surveys show that in 2015, it was the second most credible opposition party after WP. And since 2015, there have been questions about WP’s position – the party is now faced with lawsuits that throw its future under a cloud. In light of all the developments above, do you see SDP one day regaining its position as the most important opposition party in the future – perhaps even under your chairmanship? What does the party need to do to get there?

It is not relevant which opposition party is number 2 or number 3 in Singapore. All the current opposition parties are working for a more democratic Singapore. What is more important is that we continue to keep the PAP on their toes and demand more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from the government. This is particularly acute right now with the accusations of abuse of power raised against the Prime Minister by his siblings. There is also the poor management of our MRT together with the economic challenges facing our nation for which there seem to be few new ideas from the PAP.

(c) There are many things that have been said about the party’s past, but I want to just focus on one aspect – civil disobedience. The reason I am choosing civil disobedience is that there is relatively less fuzziness about it. SDP was at one time in its not-so-distant history prepared to break the law in order to advocate for change. There seem to be less of it today. My questions are:

 (i) What is your own view on what SDP did in the past in connection to civil disobedience? Do you agree with it? Disagree with it?

I think that civil disobedience wa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our past. Many people forget that in the pre-internet era, there was no way for anyone to be heard apart from the tightly controlled mainstream media. Thanks to civil disobedience efforts by the SDP, we now have Hong Lim Park where all manner of activists including former PAP MPs turned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can turn up (maybe not speak but at least turn up) to make a point independent of the mainstream media. Even Mr Lee Kuan Yew felt the need to be involved in the May 13, 1954 student protests as an act of civil disobedience. There is a time and a place for everything.

(ii) What is the party’s position today on civil disobedience? Has it abandoned the strategy for good?

Right now, there is no pressing need for civil disobedience activities as many of our posts go viral and reach a far wider audience than a single individual protest

(iii) If civil disobedience comes up again for discussion during the time you are Chairman, are you likely to oppose it?

SDP has always believed in our constitutional rights of freedom of speech. As I said in the first statement issued after I became chairman of the party, “Our constitution is the highest law of our land and it guarantees our citizens freedom of speech and assembly as long as it is peaceful and does not harm any individual or community. A country can only progress when its citizens are engaged in debating fully and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matters that affect the lives and well-being of our people.”

(4) Regarding your long-term future

(a) If party members one day want you to stand as Sec-Gen, are you prepared to contemplate it?

Ha, ha – that is very unlikely, Dr Chee has been doing a great job thus far. In GE 2015, Singaporeans finally had the chance to see for themselves who Dr Chee really is….A man of integrity, perseverance and character. As I mentioned in one of my speeches, I was amazed by the transformation in Raffles Place from people crossing the road to avoid him before the campaign to people lining up for hours to get him to sign his books at the rallies. The internet and the campaign finally allowed an unbiased look at Dr Chee. I am happy to be working with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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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人,为争取恢复陈六使公民权继续努力!

2017年8月19日,南大同学发表联合签名公开信,要求区如柏就她在2003的一篇报道有关南大创办人陈六使老先生的公民权于1964年9月22日被李光耀吊销,但是在稍后的时间已经恢复了的历史事件予以确认是否确实?但是自公开联名信发表以来,始终没有见到区如柏给予积极的回应!(见网址:《南大同学致给前《早报》记者区如柏学长的联名公开信》(见网址:https://wangruirong.wordpress.com/2017/08/19/

公开信明确指出,

“因为这件事白纸黑字地出现在报章上,将来的历史学家如果从报上查到此事,就会因为误会而把这当成历史事实来写,这对已故陈老先生来说是件非常不公平的事。2013年怡保南大同学举办陈六使纪念会时,据说有人当场根据此事询问区学长,学长却唯唯诺诺、不置可否。于是,此事迄今仍是无头公案。”

公开信的要求:

究竟内政部当年有没有恢复陈六使的公民权?如果确有此事就请将证据公布出来(当年剥夺陈六使公民权时,据说有在新加坡宪报公布,所以若有恢复公民权的如此大事,相信有办法在新加坡宪报或政府公文档案中找到证据)。

如果只是道听途说而无法证明的路边社新闻,希望学长能在报上做个澄清,也顺便向陈六使老先生的家族和天下南大人道个歉。我们的这个简单要求,对一向尊重事实、以资深老报人的名义自重的区学长来说应该不算过分吧?

南大同学的联名信要求的条件并不苛刻或者很多!他们仅仅就是要求区如柏就陈六使老先生的公民权是否已经恢复所做的报道予以确认其真实性吧了!并没有要求她为报道这个信息可能产生的误导性给予任何形式的道歉!

但是,区如柏却始终不站出来对此进行澄清或者说明新闻的来源出处!她是不是抱住侥幸的心态——“因为南大同学联名发表的公开信过了一段时间就不会有人在提起了呢?老娘就是不回应,你们拿我没辙”(!?)不知道。

我想,她是过高估计自己的“能耐”了!

我于2017年8月20日在《人民论坛》发表的:《南大人,发扬南大精神,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回来!》(见网址:https://wangruirong.wordpress.com/2017/08/20/)已经说了:

“当事人必须主动的去寻找历史的事实真相!为自己无意忽略查找确定这段历史事实,进行更正或者补白!我们并不需要她为此做出任何的道歉!区如柏是否愿意主动去查找和确认这段历史事实,是决定了我们是否愿不愿指责或者质疑欧如柏的人格或者动机!”

我们确实不需要区如柏做任何的道歉!她不主动去查找和确认这段历史事实!但是,不等于我们会像过去半个世纪那样坐着等待!我们自己找出陈六使老先生的公民权是否已经恢复的真相!

工人党秘书长、也是南大毕业生刘程强先生为陈六使老先生的公民权是否获得恢复找出来历史的真相!他为此做了极其重要的贡献!我们必须高度赞赏刘程强先生!

2017912日,内政部长三木根在国会正式答复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先生提出有关陈六使老先生在1964922日被李光耀吊销的公民权是否已经恢复。三木根明确的回答是:还没有。理由是:

“陈六使从事危害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安全与公共秩序的相关活动特别爽推进共产主义,因此他的新加坡国籍身份才会取消。”

紧接着,2017年9月21 日,海峡时报记者卓名扬先生(ELGIN TOH MING YANG) 发表了一篇关于陈六使公民权的文章。(见网址:http://www.straitstimes.com/opinion/remembering-tan-lark-sye)。卓名扬先生2008年在美国大学毕业。2010年在北京大学考取了政治学硕士学位。他曾任职于总理公署属下国家安全统筹部秘书处。

前南大校友江学文先生把卓名扬先生的文章重点摘译如下;

陈六使的公民权在1963年之后被当局取消,这是众所皆知的事实。

但是公民权后来有被恢复吗?

你以为这应该是个直截了当的问题。奇怪的是,这事在网上被热烈的争论,导致刘程强(工人党秘书长)在国会询问此事,使到这事得到澄清。江注:我们在脸书群组的给区如柏学长的联名公开信受到众人的支持而流传,才受到刘程强学长的注意。我并没有看到什么争论。〗

事缘早报资深记者区如柏2003年在报纸上写道:内政部恢复陈六使的公民权,他的侄儿陈永裕到内政部领回他的公民权证书。对这项报导当时华校生为之哗然,但不知如何理解此事。

人们一方面存疑因为这是当时是唯一所知的个案,另一方面没人出面反驳。

2003年,网上不是那么活跃。多年来人们只在暗地里嘀咕这事,直到一个月前有些南大校友公开呼吁区女士出面澄清时,这事才炽热化而成为大事。

这促使刘先生(国会里唯一的南大生)呈案询问此事时才从当局得到肯定的答案。

已经退休的区女士告诉海峡时报她在和中华总商会名誉会长陈永裕做访谈时得到这项消息。江注:在这里区学长并没有直接说是陈永裕告诉她,她只说在做访谈时得到这项消息。即使是陈永裕告诉她,我真不明白身为资深记者,这么重要的大事,怎么可以凭一面之词、不进一步调查就写成新闻?即使不在宪报公布,起码也有一份内政部的公函呀?〗

区女士在电话上这样跟记者说:她认为对陈六使最公道的做法是为他身后恢复公民权。从他迄今被控的罪名来看,这似乎不可能(虽然也不是绝对不可能、这样做会被华社所接受)。 (Remembering Tan Lark Sye——Elgin Toh Insight Editor Published Sep 21, 2017, 5:00 am SGT。——“An important historical fact for the Chinese community was finally settled last week – bringing back to view a longstanding discussion over how to remember a past leader of the community. This leader is the late Tan Lark Sye, founder of the former Nanyang University – also known as Nantah – and a prominent lead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from the 1940s until his death in 1972.Tan’s citizenship had been cancelled by the authorities after the 1963 General Election, a well-known fact.But was it ever reinstated? That ought to be a fairly straightforward issue, one would think. Strangely enough, it was a hotly debated matter on the Internet, which led Workers’ Party Secretary-General Low Thia Khiang to file a parliamentary question at this month’s sitting, to shed light on the issue.The Government’s answer was short and straight to the point: “The late Mr Tan Lark Sye was deprived of his Singapore citizenship in 1964. He had engaged in activities prejudicial to the security and public order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in particular, in advancing the Communist cause. “There has been no change in his Singapore citizenship status since then.” The discussion stems from an article published in 2003. Veteran Lianhe Zaobao journalist Au Yue Pak wrote in the Chinese daily that Mr Tan Eng Joo, nephew of Tan Lark Sye, had once gone to the Home Affairs Ministry to collect the elder Tan’s restored citizenship. It created a buzz among the Chinese-educated, but people did not quite know what to make of it.)

就是说,

全体热爱南大的南大校友和华社关注的有关公民权被吊销的历史事件终于获得了行动党具有权威性和明确的答复了。这是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回答。

就是说,海峡时报记者的文章已经确认了:

欧如柏所说的“听说陈六使的公民权已经恢复”的“报道”都是扯鸡巴蛋!她自己没有勇气站出来承认2003年写得那篇报道是“以讹传讹”?还是“奉命”发出这篇报道的?

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

被区如柏捏造和颠倒的历史终于被颠倒回来了!

南大人,行动党已经在法律上正式确认了陈六使老先生的公民权还没有获得恢复!

据说,明年是全球南大同学联欢会是轮到新加坡的南大校友负责主办。咱们可以甭管负责主办的那些人的政治立场倾向哪一边(事实上,这些人在当年是支持李光耀强行关闭南大和遞夺陈六使老先生的公民权问题!)

因为“南大全球同学联欢会”除了吃喝玩乐,为了证明南大的水和“南大精神”的伟大,几乎每一次都找一些稍有脸有面的学者校友出来亮相。到目前为止,除了槟城和怡保的南大同学负责主办的“全球南大同学联欢会”外,有哪一次“全球南大同学联欢会”的主办方敢于把陈六使老先生的公民权以及那些为保护南大而牺牲的英勇校友推上舞台?

如果主办方还要继续“高唱热爱南大、怀念陈六使老先生对南大做出的丰功伟绩”!那么,就必须把争取恢复陈六使老先生的公民权作为明年“全球南大同学联欢会”的主轴!

当然,我必须在此明确地说,对于明年负责主办“全球南大同学联欢会”的新加坡主办者不抱任何的期待和幻想!

因为他们在李光耀关闭南大和遞夺陈六使公民权的时候,是完全赞成和支持李光耀的法西斯行径的!他们后来都获得了李光耀给予的“施官”作为犒赏!

我在2013729日在《人民论坛》发表的一篇文章:《现在的行动党政府有义务和责任就李光耀时代政治迫害陈六使老先生的历史进行平反并恢复他的公民权!!》(见网址:https://wangruirong.wordpress.com/2013/07/29/)已经说了:

“今天在我们缅怀和纪念陈六使老先生的时刻,我们呼吁全体华族同胞和华文教育的后代,我们必须要求行动党政府:正确和实事求是的恢复对陈六使老先生在推动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和华族文化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伟大功勋记载!

今天在我们缅怀和纪念陈六使老先生的时刻,我们呼吁全体华族同胞和华文教育的后代,我们必须要求行动党政府:必须对当年关闭南洋大学以及改制新加坡的华校中小学的决定是错误的作出公开道歉!

在李光耀威权统治时期所犯下的华文教育和摧毁华族优良的文化传统给新加坡的华族造成的历史事实已经是不可挽回了!这是李光耀一手造成的!

现在的行动党政府与过去这段历史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作为一个声称要面对现实的行动党现有领导完全有义务和责任,就李光耀迫害政治陈六使老先生的历史问题作出平反!完全有义务和责任恢复陈六使老先生的公民权!”

河水清澈自古在、冤案终有昭雪日!——

南大人,为争取恢复陈六使公民权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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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版)新加坡民主党入禀发言提告行动党政府拒绝举行马西泠-油池集选区补选 SDP files lawsuit against PAP govt for refusing to call by-election

新加坡民主党入禀发言提告行动党政府拒绝举行马西泠油池集选区补选

2017913

新加坡民主党基于行动党马西泠油池集选区前国会议员哈莉玛已经辞去国会议员职位,并退出人民行动党,向新加坡共和国高等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是要求行动党政府有责任因哈莉玛辞职所造成的马西泠油池集选区国会议席的席位悬空举行补选以填补空缺。

行动党政府长期以来以及在许多情况下,再修改宪法以及法律法规的决定都是属于无端而且存有令人怀疑的决定。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无论如何,但是行动党政府在做出了修改宪法及法律法规的决定都很少受到挑战。

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当一个集选区席位出现空缺时,他们可以决定不进行补选以填补空缺。这是错误的。依据宪法第49条(1)的约定:“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除了国会解散情况下,一旦国会议员,指不是非选区议员的议席空缺时,必须举行补选,或者在任何与国会选举相关的法律条款下强制执行。”(“Whenever the seat of a Member, not being a non-constituency Member, has become vacant for any reason other than a dissolution of Parliament, the vacancy shall be filled by election in the manner provided by or under any law relating to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for the time being in force.”

这是行动党本身通过制定的法律规定,每一个集选区必须要有一位预定的少数种族参与竞选。但是同样的情况发生,行动党本身却武断地决定,一位少数种族辞去国会议员不需要进行补选以填补他/她的空缺席位。

目前是新加坡发展的关键时刻。统治集团并没有放弃他们在未来操纵政治制度企图。他们继续坚持一党独大的非民主统治方式,对新加坡人民的愿望和愿景根本就不感兴趣。他们这样的做法只能加速我们国家走向的衰弱。

新加坡并不是属于行动党的。它是一个主权国家。这就是说,行动党只是一个在新加坡许多政党之中的一个政治组织。和其他的政党一样,它必须在尊重民主的情况下为整个国家服务——特别是在精神上——体现在国家的宪法上。

基于这个理由,新加坡民主党决定入禀法院挑战行动党不在马西泠油池集选区举行补选的决定。尽管行动党是赢得了本届的全国大选。我们绝对不可以允许他们在没有反对党的监督下任凭他们为所欲为的。

我们已经委托Peter Low & Choo LLC为我们入禀法院起诉行动党的代表律师。真相入禀法院的起诉审前会有已经定于2017109日。

我们在此号召同胞们,请予以我们经济上的支持,以支付起法律诉讼案件上所需的法律经费。我们将在较后的时间告诉大家如何筹集法律基金。

SDP files lawsuit against PAP govt for refusing to call by-election

Home2017 » September » 13  

The SDP has filed a lawsuit in the High Court to declare that it is incumbent upon the Government to call for a by-election in the Marsiling-Yew Tee GRC due to Ms Halimah Yacob’s resignation from her seat.

For too long and on too many occasions, the PAP has made arbitrary and dubious decisions to amend the Constitution and statutes to preserve its own power. These decisions, however questionable, are rarely challenged.

One glaring example is the decision not to call for a by-election when a seat is vacated in a GRC. This is wrong given that Section Article 49 (1) of the Constitution states that “Whenever the seat of a Member, not being a non-constituency Member, has become vacant for any reason other than a dissolution of Parliament, the vacancy shall be filled by election in the manner provided by or under any law relating to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for the time being in force.”

It was the PAP that mandated that each GRC include at least one candidate from a predetermined minority race. But the same party is also the one who has arbitrarily decided that if that minority member resigns, there is no need to replace him or her in a by-election.

It is crucial at this time of Singapore’s development that the ruling clique does not run away with further manipulating the political system. Continued undemocratic one-party rule is not responsive to the aspirations and wishes of the Singaporean people and will only hasten the decline of this country.

Singapore is not the PAP; it is a sovereign nation. The PAP, on the other hand, is just a political party – like any other political party in Singapore. And like any other political party, it must serve the nation by respecting democracy – especially in spirit – enshrined in the Constitution.

This is the reason why the SDP is challenging the ruling party’s decision not to hold a by-election in Marsiling-Yew Tee in court. Even though it won the last elections and forms the government, it cannot and must not be allowed to do as it pleases without any check from the opposition.

We have engaged Peter Low & Choo LLC as counsel. The pre-trial conference has been set for 9 October 2017.

We also call on our fellow Singaporeans to support us in this matter by contributing financially to the expenses in the legal process. We will provide information on how to do this shor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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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版)行动党藐视我们国家的宪法与国旗的行为必须受严厉的谴责 PAP’s contempt for our constitution and our flag must be roundly condemned

新加坡民主党2017911日发表关于总统选举“不劳而获”声明:

行动党藐视我们国家的宪法与国旗的行为必须受严厉的谴责

对于总统选举不劳而获的结局我们不会感到惊讶。行动党已经修改了法律和修订了参与总统选举候选人资格的顶限,已经为哈莉玛当选为总统铺平了道路。

然而,对于新加坡来说是一个令人悲哀的日子。我们国家的法律已经遭受无情的讥笑和诋毁了。我们国家的宪法与国旗是国家民主、团结和进步的象征。行动党的所作所为是藐视的行径,必须受到严厉的谴责。

行动党的所做作为已经再一次显示,它们的目标是为了加强和紧握手中的权利。行动党的这个目标是把国家的最高利益置于第二位。这是不利益新加坡的国家利益和进步的。

如果行动党为了能够选出被自己认可的总统,而操纵这个系统来决定选举结果,那是极其糟糕的一回事。

他们玩弄种族主义的危险赌博和在人民之间进行分而治之的目的行径,新加坡人民必须提高警惕。

新加坡民主党强烈谴责这场总统选举的结局。

Singapore Democrats

EP walkover: PAP’s contempt for our constitution and our flag must be roundly condemned

Home2017 » September » 11  

The walkover of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comes as no surprise. The PAP had changed the rules and revised the criteria of the Elected Presidency to pave the way for Ms Halimah Yacob to assume the office.

Nevertheless, this is a sad day for Singapore. The rule of law has been mercilessly mocked and denigrated. The contempt the PAP has shown for our constitution and our flag which symbolises the ideals of democracy, unity and progress must be roundly condemned.

By doing what it has done, the PAP has shown yet again that its only goal is to strengthen its grip on power. That the goal is detrimental to the interests and progress of Singapore is of secondary concern to the party.

It is bad enough that the PAP has manipulated the system to get one if its own to become the president.

That it has dangerously played the race card and divided the people to achieve this must be of grave concern to all Singaporeans.

The SDP protests this outcome in the strongest manner possi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