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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评论

林清祥的反殖愿景

经《清水长流 祥光永晖》编辑部许可,本站转发本文章。

清水长流 祥光永晖方封面

覃柄鑫博士

作者:谭炳鑫博士 译者:叶汉源

提姆•哈珀 (Tim Harper) 在2001年写了一篇有关林清祥的重要文章,该文章的开头有这一段讲述:“林清祥在新加坡的历史上是一位扑朔迷离的人物…人们在审视他那时代的历史文献,发觉林清祥几乎被视为一个邈远的人物…这种说法把林清祥赋予一种不甚重要、难以诠释的角色。虽然他仍然是新加坡的历史人物,但人们尤其是他的对手,时常以隔岸的距离审视其人。”哈珀称之为一个“宛如幽灵、神秘莫测”的人物。

可喜的是,英国国家档案解密了大量新资料,林清如也公布了新资料,这些资料让我们对林清祥本人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我们尤其更了解林清祥如何看待当时的马来半岛,如何分析新加坡——作为独立和殖民统治后的马来亚的一部分——的未来,以及林清祥在成长过程中所发生的事件如何影响他的分析,如何影响他的长远策略和政治生涯。

我自己想回答的问题是:林清祥是何人?他信仰的是什么?他对新加坡的影响又是什么?我们可以通过林清祥一生中发生的许多重要事件,连串起来找出答案。

一、出生的环境

第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当然就是林清祥出生的环境。1933年的新加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华社族群的变化也涵盖了政治、文化、经济和知识分子等领域。

首先,两次大战期间,民族主义和独立自主的理想席卷全球,要求独立自主是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人们要求自决独立。当时可以说是革命的时代,爱尔兰、土耳其、墨西哥、俄罗斯等国人民或多或少激励了马来亚人民。

至于新加坡国民,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革命浪潮尤其塑造了我们的思想,印尼的反殖民族份子经常来访新加坡。1926年,印尼社会主义者的起义遭受无情镇压,起义领袖纷纷北上新加坡,有些成立海外基地,有些当起全职教师【1】。与此同时,孙中山及其同仁尤列于1900年开始,将左翼社会主义革命的理想带到新加坡,把新加坡作为革命同盟会的基地,历时3年。

1927年,中国国内的国民党右翼分子以残酷的屠杀手段对付当时的左翼分子,许多左翼知识分子逃往马来亚,在那里教书维持生活〔2〕。这些人在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一手培养一整批马来亚出生,但家在新加坡的反殖民主义领袖,林清祥也是其中一个。争取独立自主和民族主义的两股势力掀起新加坡境内的热烈争论,尤其是华族社群更是如此。到底华人是哪一些人?他们应该效忠哪一个国家?

身为华族带有何种意义?他们的共同价值观又是什么?政府的意义和宗旨是什么?政府到底是什么?政府到底为谁服务?争取自由和独立又是什么意思?

其次、新加坡在那个阶段出现了资本和劳工关系的转型。1900年代初期是现代工业经济的开始,它需要有别于传统帮会劳工制度的劳工组织。因此,新加坡出现了西方模式的工会组织,但却一开始就和华族民族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崛起扯上关系〔3〕。其实,尤列和孙中山为了他们在中国大陆的活动筹集巨款,首先组织现代劳工组织,继承他们事业的是留驻新加坡的国民党革命左翼分子。他们于1926年创立了南洋总工会,对马来亚的劳工组织具有相当的影响。当时的总督塞西尔•克拉门地 (Cecil Clementi, 1929-1934)不得不于30年代镇压国民党的活动,作为广泛镇压全岛政治活动的一部分。英国统治者特别点出当时广州职工会的政治活动,认为如果允许新加坡的职工会如斯发展,他们将面对同样的危险〔4〕。因此,他们不鼓励并拒绝为职工会注册成立〔5〕。从一开始,工会不仅是经济转变的工具,也是政治转变的桥梁。

接着是第三方面的影响,那就是统称为大萧条的30年代全球性的经济不景气。有一种说法是英国统治给新马两地带来经济利益,但是这种说法缺乏证据,人民痛苦挣扎。即便你勤劳苦干,你还是难于致富;对于一般平民,尤其是那些不会讲英语的人士,更是层层受歧视。
为对付经济萧条的困境,殖民当局限制移民人数,避免廉价劳工充斥新加坡市场,使工人薪金不断下滑。1933年4月1日颁布的外侨条例,严厉控管男性华族移民的人数,强迫华人作出选择,要么回返中国,要么驻留新加坡,许多工人不得不“回国”。该项条例针对的不只是失业问题,同时也是政治异己分子〔6〕。然而,它也强迫人们作出自己要当中国公民,还是马来亚公民的抉择。“我们是马来亚人,我们要留住马来亚,这是我们的国家。”

1919年至1932年期间,新加坡到处都是群众运动和抗议斗争。虽然示威游行大多数是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但是抗议者对当地殖民政策,如税务、教育和移民等政策的不满,更让他们把日本和大英帝国主义视成一伙。殖民政府无法了解或不了解自己所统治的人民,只能用其合法暴力和镇压来对付示威者〔7〕。

到了1932年,驱逐出境、移民控制、审查制度和经济萧条,取代了之前盛行一时的学术辩论和民意不满;与此同时,华族社群已经开始讨论诸如语言、自决、民主、自由等课题。殖民政府对华族社群,尤其是在教育和劳工政策上具有组织性的歧视,使后者和殖民地社会及其统治者格格不入。由于受到殖民政策的疏远和镇压,昔日受到语言、阶级、宗族等因素分裂的华族社群,也开始团结起来〔8〕。

林清祥就于隔年出生。其实,几乎所有新加坡反殖斗争的未来领袖都在这一年出生。这一代人也直觉或不知觉地怀着一种共同的不满,不满殖民统治的歧视政策、不满殖民政权背离国民的生活需求;他们受到当时席卷全球的民族主义和自主斗争潮流的影响,他们经历国家政权的暴力和镇压,他们继承马来亚独立运动的漫长历史,挺身领导马来亚的独立斗争。

二、二战与马来亚紧急法令:强权镇压与种族主义

二战期间的穷困潦倒,以及日本对土地的侵占加剧了这个过程。日本的土地占领彻底粉碎了英国殖民政权所向披靡的谎言,抵御日军的最有效力量却来自以华族居多、

由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我们华族社群坚守岗位,你们英国佬则拔腿逃窜;对我们,那是尊严豪气的强大源泉〔9〕。”

日本侵略者残杀或羞辱了多数二战前华族社群中倾向中国的领袖〔10〕。二战后,那些仍然效忠中国的华人响应陈嘉庚的号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后,跟着他一起回返中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促使殖民政府于1949年颁布紧急旅游限制条例及1950年的移民法,进一步限制来往中国的移民,迫使马来亚境内的华人选择效忠归属。

二战后,英国政府重新使出种族主义、家长作风、特权政策等手段,他们所建立的“英国军事行政”腐败而又无能〔11〕。随着各国人民急于摆脱殖民统治的要求,它要确保撤退后留下的是一个亲英国的可靠政权,于是宣布了一系列措施,旨在把马来亚人民,特别是华人,改造成他们认为将会是忠诚、亲英的人士。

打从1947年开始,英国开启了大刀阔斧的教育政策,注重英语媒介教育,消灭本土语言教育〔12〕;华文学校更是这一系列措施的矛头,它们的经济来源受到扼制,它们的忠诚受到质疑,学校遭当局多次搜查或下令停课,它们的师生因涉嫌批评殖民统治而被逮捕或开除。

马来亚紧急法令以最苛刻的政治手段和暴力,消灭新加坡任何形式的左翼或进步政治。据估计,1948年至1952年期间,全马共有3万人被扣留。最新的统计估计,紧急法令期间光是在新加坡,就有9万人(约人口的10%)被扣留盘问,约2万人自愿出国或被强制流放〔13〕。

最后,新加坡人民继续受到普遍性、系统性的不平等待遇和歧视,白种人和从商精英享尽荣华富贵,那些没有受英文教育或不会讲英语的人士则受到普遍歧视,穷苦潦倒。

林清祥二战后回校读书,1949年他报读公教中学,1950年转读华侨中学。1951年,华侨中学的学生被令参加一次毫无意义的考试,该考试原本是为那些要去中国读书而设立的考试,但现在人们已经被严禁去中国读书,参加考试又有何意义呢?1951年那年的毕业班级表示不满,其中林清祥、方水双和陈世鉴因抗议行动而被扣留。内政部人员想从他们的口中逼出他们和共产党的关系,不得逞后即将他们毒打。结果参加考试的108名学生当中,有80名交白卷,全部被立即开除;陈世鉴、林清祥和方水双只好找非全职的工作,他们时时受到内政部人员的监视〔14〕,他们三人之后都成了积极的工会活动份子和反殖战士。他们的斗争并非独拍无声,抨击殖民主义的刊物《马来亚胡姬花》(Malayan Orchid)也在同一年出版。其中6位作者,包括J普都遮里(James Puthucheary)遭扣留。普都遮里于1952年被释放后返回马来亚大学复学,并在那里认识马来亚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创办人。1954年,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成员 Edwin Thumboo、Lam Khuan Kit、Thomas Varkey、P.Audsothy、M.K. Rajakumar、Kwa Boo Sun和傅树介,当时因涉嫌在俱乐部刊物《华惹》发表一篇谴责亚洲殖民主义政权的社论而被控煽动罪名〔15〕。

林清祥别无选择,只能成为反殖战士。即使他们不要走反殖斗争的道路,作为马来亚人,如果要为争取公正社会而奋斗,那也只有走这条路了。他们若不反抗,就要被动地支持英帝国主义,没有中间路线。

三、群众运动、工会活动、反殖浪潮

1951年和1953年期间,林清祥白天兼职工作,夜间上课。他曾经是抗英同盟的短期成员,于是有人借此证明他是共产党员。但这些人却不知,当时加入抗英同盟的人包括许多反殖人士,到处都有这样的人士。
1953年,林清祥先是担任新加坡巴士工友联合会的受薪秘书,由于领导有方,隔年,即1954年被选为新加坡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简称各业)的秘书长。

1953至1956年期间是新加坡反殖工会活动的最佳时段,林清祥适逢其时。到了1952年,马来亚的紧急状态可以说已经进入尾声,政府开始放松无经审讯扣留的措施,给民众政治让出更大的空间。不过,由于立法议会的参与仍然受到严厉控制,人们普遍加入群众运动,俗称“联盟式民主”。新加坡国人为彼此的共同利益,组成联盟式的团体。

随着紧急法令的结束,多数团体扩大了活动空间,南大的成立成为当时极其重要的成就。南大就好比一团火球,燃起巨大热忱。在殖民政府的百般阻扰下,南大的成立无形中激励了更加蓬勃的群众运动,它给华族社群在维护和争取自身利益的运动中,注入更大的信心〔16〕。

1955年,虽然林清祥当选为立法议员,不过大卫•马绍尔当选为首席部长还是当时的关键大事。由于马绍尔天生的自由主义倾向,反殖运动的各个联盟式组织获得更大的活动空间,其中最重要的表现是他拒绝对合法的罢工行动采取打压手段;他同意工人确实被雇主剥削,他要出面调解,这和殖民政府派警逮捕工人和破坏罢工的作法,可说是天渊之别〔17〕。

在这之前,林清祥已经有了组织各业的经验,方水双也有组织新加坡巴士工友联合会的经验,他们各就各位,充分利用这突然开放的空间,领导密驼路的各个工会,展开一系列凯旋收场的罢工,为新加坡工人的权利斗争获得重要的成果。正是有了他们,密驼路诸多工会的政治活跃份子后来组成的人民行动党,成为新加坡工人阶级、被压迫者、被歧视者和左翼人士的捍卫者。我们不要忘记,人民行动党初期只不过是密驼路诸多工会的一个支派,并非主流,人民行动党后期的成就应该归功于密陀路诸多工会在1955-56年之间所取得的成就。

四、万隆精神:建立多元民族、多种语言的反殖运动

1955年亚非国家会议在万隆举行,这一起重要事件成了林清祥的另一个转折点。他并没有出席该大会,代表人民行动党的是萨马德•依斯迈尔(Samad Ismail),后者无疑是新加坡独立运动极其重要的人物之一。

万隆会议之前,林清祥是一个高度有效的组织人员,但他所特别专注的是实际的基层问题,如某些地方问题和工人的薪金问题等等。万隆会议期间,他肯定非常注意代表们所讲的话和所发表的文章。会议之后,他的思路更上一层楼,他的演讲内容开始改变,他能够把当地的斗争和其他国家为争取自由和公正的斗争连接起来。万隆精神为林清祥,甚至新马的左翼运动提供意识形态方面的基础。

运动要跨越民族、语言或阶级的鸿沟,通过国际反殖运动的共同语言,分享彼此的民主心声。以新加坡而言,这种心声即是自主斗争的民主权利〔18〕。

举个例子,万隆会议再次肯定联合国宪章里有关“各个国家和人民的自主原则”,以及各个国家“自由选择自己的政治与经济体制、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权利〔19〕。

殖民地国家到处都可听到这种言论,大家把人民的不满情绪归咎于不平等和不合理的殖民制度。林清祥同一个月在立法议会的第一次演讲也表达同样的立场,他也引用联合国宪章里的字眼,他特别指出:“各个社群发展自己语言和文化的权利必须予以尊重”,“当时实行的紧急法令简直扼住了工会运动的咽喉。”他也说:“我们的统治者不在这议会里,他们盘踞在数千里外伦敦的殖民厅里……什么也取代不了真正的民主和独立;现在是这样,将来也一样。〔20〕”他强调说,民主政策是一个向人民负责的政府所制定的政策。

举个例子,林清祥深知人们对罢工所造成的混乱有所不满,他以理说服,说明整个殖民地的立法和政治结构是如何地歧视工人。为了改进工人的权利,罢工行动不能只针对某些不满情绪,带有政治性质的罢工行动可以为建立一个更公平的社会提出改良;要有一个更公平的社会,首先整个制度必须改良。他强调说,这些罢工行动会是非暴力的、和平的〔21〕。他认为1955年的诸多事件证明,有原则性的政治罢工可以推动劳工运动和民主过程。

有很多人,特别是华商不同意林清祥的看法,于是林清祥亲自会见主要的华商代表并向他们解释。商家们同意政府确有歧视之嫌,不过他们认为,政治罢工伤害他们的生意和工人的利益,对政府则影响甚微;政府可轻易逮捕工会领袖,动用军警恢复秩序【22】。林清祥则回答说,“新加坡经济只要不掌握在当选的、本地的政治代表手中,新加坡经济总会偏袒英国资本;经济和政治自主是息息相关的,商家和雇主所面对的困难乃是殖民地政府的剥削政策所造成的,而非工人要求较公平的待遇所造成的〔23〕。

因为殖民地政府要向伦敦负责,自然会根据英国的利益行事,其政策基本上是要从马来亚低价收购原材料,运往英国后制成商品,然后运回马来亚销售。如果能够避免发展足以与英国商家竞争的本地工业和制造业,那肯定是对英国有利;由于马来亚的经济缺少多元化,往往经不起任何国家市场需求的变动,那也是当时经济萧条的原因之一。如果商家或雇主要求改善业绩,殖民统治就得先废除。

与此同时,联盟团体的活动取得骄人的成绩,但其影响范围不涉及政府的主要领域,其对华文教育及内部安全的政策冲击也不大。这也证明,光是个别政策的抗议行动,效果并不大;只有系统性的宪制改革,使政府向人民负责,人民生活才有可能得到改善,马来教育理事会的策略更能说明这一点。该理事会利用党内和党派之间的政治博弈,推翻政府政策,争取影响力。马来同胞团结一致,主动出击,逐一取胜,为社团组织指出方向。

五、结构性的创新

原则化为实践林清祥也把联合会式的民主提升一级,改进群众运动的结构,哈珀(Tim Harper)将之形容为“他个人的魔力”。他的智慧来自传统的华族互助社模式(如同业商会及中华总商会),紧急法令前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 AMCJA(劳工和资本联手)的模式,马来族教育理事会的例子,以及世界各地反殖斗争的成功模式。在组织方面,他善于化原则为行动,通过社群会议建立相关团体的联系,通过协商选举领导层,通过意见的统一达成决议,并支持各团体的组织目标,即建立广泛的反殖联盟,促成有目的的积极性团结,以及改进联盟式民主的形式和结构。这三个方面在反黄运动中得到最好的体现。

六、反对黄色文化运动:联盟式民主的最佳体现

1956年,林清祥仅23岁,但他已经以史无前例的胆识将新加坡国人拉在一起,把反殖运动的目的化成对殖民地政权道德权力的炮轰,从而决定了如什么是“不受欢迎的”,什么是“有颠覆性的”,什么是确定马来亚身份等问题。

殖民地政权一贯会把诸如林清祥等人形容为“颠覆份子”,但是,他们的回答是:“不,我们不是颠覆份子”,而是“你们是外国人,你们是帝国主义者,你们没有权利说我们是‘颠覆份子’”。加入运动的有来自各种马来人、印度人及华人等的组织〔24〕。他们攻击殖民地政权的虚伪,指后者一方面谴责所有华族(包括共产党时期前的)文化为颠覆文化,另一方面却纵容西方国家的下流和暴力文化。一方面允许黄色文化泛滥,另一方面则利用不经审讯扣留的法律压制国内的文化传统〔25〕。

殖民地政权立即抹黑这场运动,说它“反应最近在中国所展开的类似运动”,并谴责该运动“利用道德问题来达到多种的政治目的”〔26〕。虽然如此,殖民地政权还是无法制止该运动的势头。1956年8月19日,来自许多不同组织的800多位代表聚集羽毛球馆,经过投票成立了反对黄色文化理事会(反黄会)〔27〕。代表们特别注重执行委员会内的代表比例,其中包括4个马来人联合会、4个华人联合会、2个印度人联合会、4个工会、2个妇女组织和1个农民组织。

反黄会后来分成3个主要的语言部门:华语(由中学联领导)、马来语(由马来文化联合会领导)及英语(由各业领导);他们公开指明他们的目的是要提高政治觉悟,“为一个自由、独立、民主的马来亚而奋斗”。

那是新加坡第一个跨越民族、阶级、职业、性别和政治路线的反殖联盟,它体现了如下几个因素:

1) 反殖斗争的联盟;
2) 组织方法的进化;
3) 左翼团结的期望;
4) 万隆会议所倡导的多元民族和自决斗争的精神。

这是一种反殖运动的团结,对殖民地政权的政治和道德权力形成一种实际的威胁。

这运动启动不到一个月,就遭政府利用内安法令将之摧毁,同时也镇压所有一切议会外的政治活动,正在蓬勃发展的政治联盟就这样突然结束。现在所可以读到的内部文件清楚表明,当时的政府,包括林有福在内,早就盘算,要把林清祥和其余的左派领导人一网打尽,结果就以臭名昭著的所谓“打警察”的讲话作为打压借口〔28〕。

就这样,政治联盟走到尽头,左翼运动开始从议会外的政治联盟转入议会斗争,之前在左翼联盟中扮演次要角色的人民行动党,重新登场,成为党内纷争的舞台,成为左派议会活动的渠道。

七、林清祥入狱前后:左翼阵营的团结

林清祥在扣留期间,继续坚守他的原则,同时也学习马来语。正如他过后所作的解释:“我之所以对学习马来语这么有兴趣,是因为我深受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掌握马来语后,我可以更好地进行团结不同民族团体的工作。”对林清祥来说,没有什么比团结更重要。我们从1956年的宪制谈判中可见一斑,当时林清祥设法针对右翼的李光耀和吴庆瑞,和左翼的John Eber 和 Wan Hamid之间的争论进行调解。林清祥也三番四次地想就共同利益凑合密驼路的工会和新加坡职工总会这两个组织,可惜后来被林有福暗中利用。

林清祥被释放后,我想由于他希望再次见到左翼团结,结果影响了他对政治的考量。他的首要目的还是要打倒殖民地主义,及其一切表现形式,我想我们可以解释为何他在关键时刻,作出某些选择。

由于他的首要任务之一是要废除无经审讯扣留的制度,而这制度是由一个没有经过选举的内部安全理事会所执行。林清祥对这一点非常清楚,如果扣留监禁是由一个向人民负责的政府所执行,那就另当别论;但如果内安会只是由委任的几个国人所组成(3位英国人和1位联邦人),那就有麻烦,他们可以任意逮捕和扣留国人,那是殖民主义。

但问题在于那些对这些问题毫无关心的人士。对于曾经被扣留的社阵领袖,如林清祥和傅树介医生而言,无经审讯的扣留监禁是无人道行为。对于新加坡人民而言,他们注重的却是诸如工作、犯罪、住屋、合并等问题。李光耀则善于将人民的注意力从合并的课题转移到上述所指的实际问题;合并的形式,基本上是亲殖民主义,但是他给人民生活上的甜头后,人民的注意力就朝向别处。

现在,让我们来个总结。林清祥把打倒殖民主义的事业当成首要任务,他把歧视、剥削、奴役等现象当成他的敌人。他成长的环境充满战争、穷困、歧视和暴力,那也就是为何他决心要除掉这些东西。只要新加坡还有歧视和压迫的种子,那就说明殖民主义还未消除。

反之,李光耀要的是权力。对他而言,英国就是殖民主义;一旦英国不在,当地有一个人掌权,尤其是他本人,那么殖民主义就算结束。当然,李光耀已经是上层精英的一员,他受英文教育,是剑桥大学毕业的律师,是特权阶级,他所看到的世界和林清祥所看到的不一样。对李光耀来说,他是掌舵的,如果在一个当地精英,如他那样的人管理下,歧视等现象仍然存在,那也不过是大地的自然现象。

对林清祥来说,反殖运动就是要结束歧视和压迫;对李光耀而言,反殖运动是由本地精英替代外国精英的过程。这也有助于解释1959年后所发生的事情,为何李光耀愿意和英国及联邦政府合作逮捕林清祥。如果林清祥得以实现他对新加坡的愿景,如果我们有一个真正代表人民的政府,致力于消除歧视和压迫等社会弊病,那李光耀不会是掌权的舵手。但是,李光耀绝对不会让手,于是必须毁掉林清祥,而且后者对后殖民统治时代,没有歧视和没有压迫的愿景也必须一起扼制。结果胜者是李光耀,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天会在这里的原因。

2015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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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对照)Lim Chin Siong was wrongfully detained林清祥被拘留是错误的!

 (附件:林清祥在当天演讲稿(中文翻译稿及英国政治部档案原件))

 作者:覃炳鑫博士  Dr. Thum Ping Tjin

Lim Chin Siong co-founded the People’s Action Party (PAP) in 1954 with Lee Kuan Yew. His intellect, leadership, and legendary oratory skills enabled him to organise the trade union movement and provide the organisational base for the PAP. He effectively championed the cause of the unemployed and the exploited workers of Singapore, and was wildly popular, winning the Bukit Timah constituency in the 1955 elections with an outright majority at the young age of 22. David Marshall recalled that Lee Kuan Yew introduced Lim Chin Siong to him as the person who would be Singapore’s next leader.

However, his promising political career was destroyed when he detained without trial by Lim Yew Hock’s government from 1956 to 1959, then again by Lee Kuan Yew’s government from 1963 to 1969.

For over five decades, the official government narrative of Singapore’s history has justified Lim Chin Siong’s detention by asserting that he was a communist who advocated violence and subversion.

One of the most concrete charges made against Lim Chin Siong was that he allegedly instigated riots on 25 and 26 October 1956. At a PAP-organised rally at Beauty World on 25 October to protest the government arrests of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civil society leaders, Lim supposedly worked up the restless crowd by urging them to “pah mata!” (beat the police). For this, he was arrested and detained without trial on 27 October. In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then-Minister for Education Chew Swee Kee said:

 “It is significant to note that the Member for Bukit Timah (Lim Chin Siong) at that meeting said that instead of shouting ‘Merdeka’ the people should now shout, ‘Pah Mata’, which means ‘Beat the Police’. Is there any doubt whatsoever as to who sparked off the riots?”

Chew alleged that the crowd then drifted down Bukit Timah Road and clashed with police outside Chinese High School, sparking off the riot. This specific charge has since been repeated as fact.

Lim denied the charge all his life. The final occasion where he was recorded making such a denial was in the interview that he gave to Melanie Chew, published in her Leaders of Singapore (1996). Lim Chin Siong died in February of that year.

However,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Lim Chin Siong had indeed provoked the crowds to beat up the police can finally be settled conclusively. A transcript of Lim’s speech, recorded and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the Singapore Police, has been unearthed in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Far from urging violence, Lim used humour to defuse the tension in the audience, and reminded them that the police were also employees and did not deserve their anger.

Background: State-sanctioned violence and repression in Singapore

After the Malayan Emergency was declared in 1948, Singapore was turned into a virtual police state where most forms of legitimate political activity were banned, where people could be searched, detained, and tortured for no reason, and the state routinely used repression and violence as tools of governance.

Preparing for decolonisation, in 1955 the British introduced a constitution which gave Singapore partial self-government. The new Chief Minister, David Marshall, revoked the Emergency Regulations and replaced them with the new but similar Preservation of Public Security Ordinance (PPSO). However, Marshall strove to ensure that the Ordinance was applied fairly.

When some labour activists were arrested in June 1955, the labour unions erupted in protests. Marshall pledged they would be brought to trial or released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he was as good as his word. All but one was soon released. The last was tried in open court and found guilty of possessing proscribed documents.

This was a massive change from the previous eight years. Freed from fear of arbitrary violence and arrest, civil society activity took off, and Singapore politics became dynamic and vibrant. This alarmed the British. Since they had great difficulty finding evidence that the anti-colonial activities were illegal, they assumed anything which opposed them was subversive.

Marshall resigned in June 1956, when the British rejected his demand for complete internal self-government. Lim Yew Hock, who succeeded him as Chief Minister, was less principled. The British also put pressure on Lim Yew Hock, telling him that if he wanted progress on Singapore’s independence, he had to bring Singapore’s civil society under control.

The October 1956 riots

Lim Yew Hock and Special Branch formulated plans to dissolve various organisations which had been very active in anti-colonial activity. On 18 September 1956, the Chief Minister used the PPSO to dissolve several organisations and detained seven people, mostly from Chinese middle schools. This was greeted with massive public anger as a step backward from the freedoms enjoyed under Marshall, and an attack on the freedom of the people of Singapore. To the shock of Lim and the British, public anger was so strong that a Civil Rights Convention was quickly formed, bringing together not only a broad swath of organisations that transcended ideology, class, and ethnicity. Left and right-wing groups, Malay, Chinese, and Indian organisations, and white and blue collar trade unions all came together. Inadvertently, Lim Yew Hock was on the verge of creating a genuinely multiracial anti-colonial national front with himself as the common enemy.

To nip this in the bud, Lim sanctioned more and more rounds of arrests. Public anger mounted. By late October 1956, Singapore was a simmering cauldron of anger.

Meanwhile, the opposition PAP had been holding meetings to protest the detentions. At a meeting on 25 October 1956, at which Lee Kuan Yew, Toh Chin Chye and Devan Nair were present, Lim Chin Siong gave the speech as shown in the transcripts attached below. He reminded the audience that their target was Lim Yew Hock and the colonial masters of Singapore, not the police, who were only employees. The official transcript made by the police recorded:

 “With regard to police… they are all wage-earners and they are all here to attend this meeting to oppose Lim Yew Hock. (Loudest cheers of the meeting so far) We gladly welcome them, and the more of them that attend will make us even stronger. (crowd cheers wildly) A lot of people don’t want to shout Merdeka! They want to shout “pah mata”. This is wrong. We want to ask them to cooperate with us because they are also wage-earners and so that in the time of crisis they will take their guns and run away. (Laughter and cheers).”

 However, public anger was too strong. That same night, police and protestors clashed outside Chinese High School, and a riot broke out. It raged into the early morning. That morning, the police launched tear gas into Chinese High and Chung Cheng High Schools to clear out student protestors conducting a sit-in, and riots broke out again. This continued through the day.

Detention without trial

Lim Chin Siong was detained on 27 October. His speech formed a major part of the government’s explanation for the detention. In a cabinet meeting,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 resolved to bring Lim Chin Siong to trial if sufficient evidence could be found to convict him. However, he was never brought to trial, which suggests that Lim was innocent of the charges.

When Chew Swee Kee made his allegation in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Lee Kuan Yew did not refute it. Subsequent accounts of the events, including John Drysdale’s Singapore: Struggle For Success; and Dennis Bloodworth’s The Tiger and the Trojan Horse, and most recently, Men in White by Sonny Yap, Richard Lim, and Leong Weng Kam (2009) all include the assertion that Lim’s speech incited the audience to violence.

The text of Lim’s speech has been unearthed from the Singapore Special Branch files recently declassified by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We now know that the government deliberately misrepresented Lim Chin Siong’s speech. The Special Branch files show that Lim was framed. After the PAP came into power, it did not provide the opportunity for Lim to clear his name either.

Likewise, recent academic work (see here) has also proven that Lim’s later arrest and detention in 1963 was politically motivated.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has never had any evidence that Lim was part of a communist conspiracy. Nor has any evidence been produced for hundreds of other political detainees who were detained under the PPSO and its successor,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 Declassified Special Branch files reveal that they were merely engaged in legitimate political activities to bring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to Singapore. Most were arrested simply because Special Branch was unable to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eaceful constitutional anti-colonial struggle and communist subversion. In November 1956 alone, 163 people were preventatively detained – in other words, there was no evidence against them, but they were arrested just in case they were communist.

It remains an open question if any of the detentions over the last sixty years were justified.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 remains in operation today. To ensure that this Act has been used appropriately and responsibly, an open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the detentions of Singapore’s political detainees is needed to set the facts straight once and for all. Only by learning the truth of our own collective past can we learn and grow as a nation.

林清祥演讲稿001     林清祥演讲稿002

林清祥演讲稿003    林清祥演讲稿004  林清祥演讲稿005


   林清祥被拘留是错误的!

林清祥和李光耀同时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共同的发起人。他的才智、领导能力和传奇性的演讲技术是他能够组织职工会运动和提供了组织行动党的基础。他有效的支持新加坡的失业和被剥削的工人。他在22岁参于1955年的新加坡立法议会选举,并在武吉知马选区获得了广泛的支持成为最年轻的议员。马绍尔回顾当年李光耀介绍林清祥给他认识时说,这个人将会成为新加坡的另一个领袖。

无论如何,他那闪亮的政治事业前途在1956年到1959年被林有福政府和接下来在1963年到1969年被李光耀政府拘留所摧毁了。

在过去50年来,政府在官方叙述新加坡历史始终断定林清祥是一个一直鼓吹暴力和颠覆活动的共产党员以确定扣留林清祥的正当性。

对林清祥最严重的一项指责是他在1956年10月25日和26日煽动暴动。这是指他在1956年10月25日一个由行动党主办,在美世界举行的抗议(林有福)政府逮捕华校生和公民社会领袖集会上的演讲。他被指责使用‘打警察’(福建话:”pah mata!”)的语言鼓动愤怒的群众,造成1956年10月25日和26日的暴动。他就是在这个理由在1956年10月27日不经审讯下被捕。在立法议会上,当时的教育部长周瑞琪说:

“值得注意的是武吉知马区议员(林清祥)在那个集会上本应该高呼‘默地卡’”Merdeka”,马来语,即‘独立’的意思),他却高喊‘打警察’(福建话:”pah mata!”)。难道还要质疑他不是鼓动暴动吗?”

周瑞琪指责说,

“人群从武吉知马(7英里)涌向华侨中学(即武吉知马3英里),与在华侨中学外面的警察爆发冲突。”这样的刻意指责林清祥的罪证一直被当成事实不断的被重覆提出来。

林清祥自始至终断然否认这样的指责。他与 “Leaders of Singapore”(《新加坡领袖》) 一书的作者 Melanie Chew 进行最后一次的公开场合录音访谈时,他还是否认这样的指责。”Leaders of Singapore”(1996)的作者 Melanie Chew 在她的书中记录了这次访谈的内容。林清祥于1996年2月逝世。

到底林清祥是否真的有鼓动群众去打警察呢?无论如何,这个问题最后的结论终于水落石出了。一份记录林清祥(当时)演讲的记录文件在大英国家档案馆里揭开了这桩历史事件。这份演讲记录文件是由当时新加坡警察部队翻译成英文收藏在大英国家档案馆。文件证明,林不但没有鼓动暴力,反而是用风趣的语言以缓和当时在场群众的情绪。他告诉在场的群众,警察也是受薪阶层,不要把不满迁怒在警察身上。

 背景:新加坡国家制裁暴力和镇压

 在1948年马来亚宣布实施紧急法令后,新加坡实质上已经进入了警察国家。大部分的合法政治活动已经被禁止。在没有任何理由下许多人被搜查、扣留和迫害。使用镇压和暴力作为国家的一个统治工具。

为脱离英国殖民地而独立作准备,在1955年英国引进了一套让新加坡部份自治的宪法。新的首席部长大卫‧马绍尔,废除了紧急法令并以维护公共安全法令(PPSO)取而代之。当时,马绍尔强调,保证公平执行这条法令。

在1955年6月,当工运活动分子被捕时,工会爆发了抗议行动。马绍尔保证把这些被捕者提送法院起诉或尽快的释放他们。他确实是做到了。除了一位被捕者外,其余的被捕者都被释放了。最后那位被捕者在法院被公开起诉。他被起诉拥有被禁止的文件。

在过去8年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人民已经不再恐惧肆意的暴力和逮捕、公民社会活动已经开始活跃起来。新加坡的政治开始有活力和充满生气。这使英国人感到惊慌。由于他们穷于找到证据以证明当时反对殖民地活动是非法的,他们只得假设任何反对活动都是属于颠覆性的。

当英国人拒绝他的要求完全内部自治政府时,马绍尔在1956年6月提出辞职。接替马绍尔职位成为首席部长的林有福,更加没有原则。英国人同样的对林有福施加压力。他们告诉林有福,如果他想要在新加坡独立谈判的问题上取得进展,他必须有效地控制新加坡的公民活动。

1956年10月的暴动

林有福和政治部制定了一套计划,解散各个积极反殖民地活动的团体。在1956年9月18日,首席部长引用维护公共安全法令(PPSO)解散了数个团体,并拘留了7个人。他们大多数是来自华校的中学生。林有福的这个行动引起了人们广泛的不满与愤怒!因为这与人们在马绍尔时期享有的自由相比是一种退步,同时是在侵犯人民的自由权利。公众强烈的愤怒与不满震撼了林有福和英国人!为此,他们迅速制定了一份公民权利公约(Civil Rights Convention)。这份公约的出现让广泛有组织的团体走在一起,超越了意识形态、阶级、族群。左翼和右翼集团,马来族、华族、印度族的组织和白领与蓝领的工会全部团结起来。林有福最终成了一个真正的多元种族、反对殖民地统治的统一战线的共同敌人。

林有福为了把这场政治运动处于萌芽时期就把它镇压下来,他发动了越来越多的逮捕行动。人民不满的怒火也越来越旺。在1956年10月,新加坡已经成为充满怒气的大气压锅!

在这段期间,反对党人民行动党举行了许多抗议逮捕行动的集会。在1956年10月25日举行的集会,李光耀、杜进才和帝凡那都出席了这个集会。林清祥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这份演说讲稿就附在本文章里。他提醒了参与集会的群众,大家的目标是林有福以及殖民主义者,不是警察。警察只是受薪阶层。当时在场警方人员记录了这段讲话。

关于警方人员……他们都是受薪者。他们都是来这儿出席会议反对林有福的。(这是会议进行以来最长时间的欢呼声)我们热烈欢迎他们!他们越多人出席这个集会将会展现我们更加强大。(群众笑声四起)很多人不要高呼‘默的卡’!他们要高喊‘打警察’!这是错误的。我们需要他们与我们合作,因为他们也是受薪者。这样,在冲突发生时,他们会拿着枪跑掉。(欢笑鼓掌声)

无论如何。群众的愤怒情绪已经达到极点。在同一天晚上,警方与抗议群众在华侨中学校门外爆发冲突,接着在清晨演变成暴动。在那天早晨,警方向在华侨中学和中正中学发射了催泪弹以驱散在学校集中静坐抗议的学生!暴动又再一次爆发,并持续了一整天。

 不经审讯的扣留

 林清祥在当年的10月27日被捕了。他在26日的演讲成了当局逮捕他的理由的一部分。在内阁部长会议上,部长会议决定,假设可以找到充足的证据足于证明林清祥有罪,那就把林清祥提送法院起诉。无论如何,林清祥是无辜的,因为他始终没有被公开起诉。

当(教育部长)周瑞琪在立法议会提出对林清祥的指控时,李光耀并没有提出反驳。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事件(指林清祥说;‘打警察’)的结论就一直流传下来。这包括了后来的 John Drysdale 的 “Singapore: Struggle For Success”(《新加坡:为成功而斗争》);和 Dennis Bloodworth 的 “The Tiger and the Trojan Horse”(《老虎和木马》),和最近由叶添博、林耀辉和梁荣锦撰写的:《白衣人》(2009),都给林清祥在当时的讲话定了调!——鼓动集会群众采取暴力。

新加坡政治部的这份有关林清祥的演讲稿的资料最近已经被英国档案馆列为解密文件。我们现在知道了新加坡政府故意歪曲林清祥的讲话。新加坡政治部的档案说明了林清祥是被陷害的。在人民行动党取得政权后,他们并没有让林清祥在这件事件上获得平反。

同样的。最近学术研究者(请看这)也已经证明在1963年逮捕林清祥纯粹是一项政治动机。新加坡政府根本就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林清祥与共产党有任何的同谋。同样的,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那数百名在维护公共安全法令和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捕的政治拘留者及其后继者与共产党阴谋有关。

政治部的解密资料已经揭露了他们就是纯粹从事于合法与争取新加坡的自由和独立的政治活动。由于政治部无法区分和平宪法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与共产党的颠覆活动之间的差别。在1956年11月有163人在防止法令下被捕。这就是说,这些被捕者都是没有确凿证据的。他们的被捕只是以防万一他们是共产党。

时至今日,这仍然是一个公开的问题。60年前被逮捕的政治拘留者是否是正当的。内部安全法令至今还在执行着。为了确保这条法令是被适当和负责任的被引用,设立一个调查新加坡政治拘留者公开的听证会是必需的。这可以一劳永逸的说明事实。我们只有从学习到过去这个历史真相,我们才有可能共同成长为一个国家。

附件:

1954年10月25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武吉知马7英里美世界举办的一个集会上林清祥以福建话发言的演讲稿。(林清祥演讲实况录音来自英国档案馆大揭秘资料处.)(本文为中文翻译件。如本文与英文原件之间的文字或词句表达有不同之处,均以英文原件作为最终解释权。特此说明。)

现场记录全文如下:

(当大会司仪宣布林清祥是接下来的演讲者时,现场发出了热烈的掌声)

  1. 亲爱的叔叔们、阿姨们、兄弟姐妹们,从9月18日到今天超过20人已经在新加坡被捕和7个团体已经被解散。在9月18日有6个人被逮捕,其中一个被捕者是林振国。他是农民协会主席,各业工友联合会主席和马来亚黄梨工友联合会主席。另一个被捕者是陈玉兴。她是妇女联合会执委。还有一个被捕者是陈蒙鹤,她是妇女联合会主席。中正中学2位教师也同时被捕。另一个被捕者是陈广风,他在裕廊教书,也是教师联谊会主席。被捕人数一共是7个人,包括了上述6位被捕者和一位学生。前6位是在‘驱逐法令’下被捕等待被驱逐出境。中学生是在‘公安法令’下被捕。

在当天晚上有2个团体被解散,一个是妇女联合会、另一个是铜锣音乐会。这是什么理由?一个月已经过去了,林有福政府没有告诉我们。被解散的团体是触犯了那些条例?没有提出任何确凿的证据。逮捕行动后人民举行抗议集会,派了代表团去会见他并要求他解释这些人被捕的原因。他无法提供任何理由,只是说这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但是,大家都要知道林振国犯了什么罪!他在4岁时就离开中国到马来亚,今年41岁。在8岁时他就在黄梨厂工作。他在黄梨厂当了30年的工人。我相信很多兄弟姐妹们都认识他。他所做的一切就是在农民协会 为工会和工人服务。他并没有受过教育,他是文盲。他说话也不流利。他犯什么法?他并没有偷窃任何的鸡只!他也没有触犯任何抢劫行为。他也没持有任何枪械去伤害任何人!但是政府在没有任何理由下逮捕他并要把他驱逐出境!

  1. 另外一位被捕者是陈玉兴。她也将被驱逐出境。她是妇女联合会执委。她是在中国出世的。她出世后8个月还不会说话时,她母亲就把她从中国带到马来亚并住在新加坡至今。她现在是24岁。她妈妈是一位勤劳的小贩。她辛苦的赚取生计抚养她成长。她努力读书取得了文凭,并在20岁时成为一位教师。她也在妇女联合会工作过一段时间。就因为这个原因他们要驱逐她出境。现在她的母亲没有人照顾了。她到底犯了什么罪?政府无法说出来!

陈广风,大家都知道他只是对教书有兴趣吧了。他做了些什么事?他所作的事就是告诉政府不要压制华文教育。他就是在这个理由下被捕的。

妇女联合会主席到底做错了什么?她只是告诉政府今天新加坡有许多脱衣舞女郎,造成了许多年轻人每天都去观看脱衣舞表演。她告诉政府必须取缔禁止这些表演,否则将对青年人产生不良的影响。就是这个原因她被捕了。除此之外,没别的原因。妇女联合会也被政府禁掉了。这个组织到底触犯了什么条例?没有证据。

  1. 政府发动了逮捕和驱逐行动后,在9月18日说,‘政府是非常民主的’!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新加坡人民的利益!这些被捕者如果愿意的话,他们可以提出上诉。但是,大家都知道上诉是否能够取得成功?不会成功的。因为当我们提出上诉时,他们说这是不被允许的。什么理由?没有理由。我们反对驱逐,他们说不可以。9月18日的事件尚未解决时,在9月19日局势又发生变化。在9月24日,政府解散新加坡华校中学生联合会.学生会的负者人到底是在干什么?他们告诉学生们,学生来学校上课的目的就是读书——就是‘学习’!这样他们长大后就可以成为父母的财富。这样政府也不允许。就将他们给逮捕了。他们说读书和‘学习’是共产主义。因为在中国,共产党员的实践就是‘学习’。这是不是说,假如共产党吃米饭咱们就不可以吃米饭?这是不合理的。——这一切就是压迫!但是,当我们反对时,政府却不理会。

他们变本加厉,他们不仅解散了学生会,还逮捕了学生。当学生们手臂缠着黑布条时他们又不允许。他们一方面说自己是民主的,假设学生不同意的话可以抗议。当我们抗议时他们却不允许。当学生们手臂缠着黑布条时,他们也不同意并要逮捕学生。学生们要举行集会进行抗议时,他们说不可以。在9月30日,他们逮捕了中学联主席孙罗文。同时,他们也逮捕了我们的一位中央委员谢弈田。这些逮捕行动都是没有任何理由和证据的。

整个局势并没有改变,问题也没有解决。

在10月8日发生了突变事件。在8日晚上学生们举行集会。在10月9日,他们召见各校董事部委员,强迫董事部开除142名学生。他们说假设董事部委员会不按照他们的要求开除学生,他们将开始行动。

就在那天晚上,4位学生被捕。在这样的情况下,中正中学和华侨中学的学生们别无选择,只好进行集中。他们至今已经集中了15天。在这段期间,人民举行各种抗议行动。这一切抗议行动都是和平和合理的。他们并没有采取压制性的形式。我们没有拿起武器、石块。我们仅仅要求的就是要政府告诉我们逮捕学生们的理由,提出学生们犯罪的证据。他们并没有犯偷窃、他们并没有偷窃鸡只。假设政府有证据,那我们无话可说。但是,政府并没有提出任何证据。他们的回应就是继续迫害。

今天他们继续迫害我们。

昨晚,政府又逮捕了4位人士。其中一位是裕廊洛阳学校的校长。他也是小学教师联谊会的副主席。另外一位是铜锣音乐会的执委。还有一位是“时代报”的编辑。还有其他许多人被捕,我无法记住他们的名字。

  1. 他们也解散了4个团体——其中一个是‘家长联谊会’。其他的团体是:艺术团体,小学教师联谊会和中正中学校友会。与此同时,昨天晚上他们颁布了一道命令,要在中正中学和华侨中学集中的学生必须在晚间8时前解散,否则,他们将开始使用武力驱散。你们大家都知道,在昨天晚上警方已经在中正中学和华侨中学门口外驻扎。

在当前的局势下,已经有许多警察到了那里、水喉管柱也已经送到哪儿。他们将使用强力水管柱对付学生们。假设学生们不在晚上8点前解散,他们将使用武力。

使用武力去迫害学生们!学生们到底犯了什么罪?政府完全无法提供任何理由来说明他们采取的行动。为什么林有福政府要采取这样的行动?大家知道,这是最无理的和最暴虐的迫害。林有福今天的这种行为已经说明他是英国人(红毛人ANG MOH LANG)的走狗。

他说,他要独立、自由和民主!他是否理解人民所要的真正独立?人民要求的是赶走英国人!但是,林有福并没有研究如何赶走英国人!他没有找出人民真正的要求!在没有人民的支持下他如何赶走英国人?他不是在人民的支持下与其他政党一道反对英国殖民者,他却去寻求英国人的支持!

几个月前。他说,各政党联席会议,其实这全是虚假的。在他从伦敦回来后他并没有急着和所有政党商讨如何与英国殖民者进行斗争!他也没有询问人民如何一道与英国殖民者进行斗争!反过来,他去寻求英国殖民者的援助来对付人民!

9月18日到现在,已经超过一个月了!他所做的就是逮捕人民、解散团体,镇压再镇压。这一切已经清楚说明了他已经被英国殖民者所收买了!他为什么不要协助人民呢?那是因为他并没有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坎里。

林有福早期的历史是什么?

林有福早期是在劳工部。他鼓励工人罢工,但是在背后却接受雇主的金钱。他镇压工人!他逮捕工人!现在他已经成为首席部长了!他仍然使用同一伎俩!他清楚知道,即使他是首席部长,他也不会得到人民的支持!自从他当上首席部长他啥事都没干!他所做的就是给自己买了一部新。对于人民,他啥事都没做!所以,现在他恐惧未来人民不会为他效劳。他知道,再过两年将再举行另一次的普选,他将不可能再成为首席部长,所以他现在只能求助于英国殖民者,并使用英国殖民者赋予的权力去镇压进步团体!这样,当普选来临时他将没有竞争对手!没有人将会出来参与普选反对他!因为他认为这是他唯一的目标——他个人的利益!——那就是想着那区区的一个月几千元的薪金!——他已经和英国殖民者联手镇压人民了!他已经完全忘记了人民!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必须坚定不移!我们不必对高压水柱感到恐惧!这是毫无意义的!林有福现在只是在为自己着想!由于他一心想要当上首席部长他必然要寻求英国殖民者的支持。我们已经知道,因为在他寻求英国殖民者的支持下,英国殖民者已经和他达致协议。

  1. 英国殖民者一定告诉他,马绍尔已经失败了!如果他想要成功那就一定要解散所有进步团体和逮捕所有的华人!如果他这么做,他们将会给予他一点小好处。

在一个月内,他发动了逮捕行动后就去英国。英国人与他密谋给予他获得独立或者确定在明年或后年独立的日期。因此,大家都在谈论有关独立的问题而忘记了那些被捕者。大家将会认为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这样人们就会认为他的逮捕行动不是一个错误的行动。这样一来,人民都会同意他将会从英国殖民者哪儿取得独立。这样大家都会同意,当普选到来时他不但可以担任首席部长。而且可以把他当成是勇士。或者,他的薪金将从4000元提升到6000元。

这就是为什么林有福现在遵照英国殖民者的指示去执行任务。

我们今天可以清楚的看到他利用英国殖民者赋予的权力去镇压人民!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问题将不会有任何改变了!他将不会改变他的政策!他将继续采取镇压手段。他已经忘记了人民。他所做的就是要满足英国殖民者的要求。

人民将会如何想?人民将会这么想:现在进行抗议有用吗?——答案是:没用!尽管我们继续抗议,但是,他将继续镇压。他继续发动逮捕和解散行动。自从昨晚,他已经逮捕了4个人和解散了4个团体。今晚他将殴打学生。所以,我们举行抗议有用吗?

但是,各位,今天我们不应想象林有福是非常强大的!是的。他拥有权力,但是,这种权力不会是永久的。他是依靠警察、军队、机关枪、飞机和监牢。这一切都不要紧!——他能够依赖这些东西多久?他能够维持多久?让他现在继续逮捕行动!让他继续驱逐!让他继续解散工会!他这样又能够持续多久?

这是不是第一次发生在马来亚的事?不是!在10年前英国殖民者已经做过这样的事了!在1948年,英国殖民者已经做过同样的事情!实际上是比这还要严重!

在1948年6月20日天亮前,英国人解散了所有的工会!在全马逮捕了超过1万人。但是,从1948年到1954年,近8年的时间,人民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抗,最终英国殖民者静悄悄的让我们享有民选政府选举权力。

假设英国人是无能的,林有福又能够帮忙英国人做什么?现在他有警察可以依靠、他有军队可以依靠、他有监牢可以依靠——但是,在新加坡有多少监牢?他们可以逮捕多少人?障宜监牢最多只能关500多人;中央警察局或‘四排坡’——500人;圣约翰岛(ST。ISLAND)——500人。将会有超过1万人,他还可以关进去的地方。他还可以再逮捕多少人?(鼓掌)因此,他是无法镇压我们人民的。假设他逮捕1个人,将会有100人代替他。假设他逮捕100人,将会有1000人代替他们!他不可能逮捕全部的人。他的政权能够维持多久?我们就说是10年吧!但是,他不可能占据在这个权力位置上10年!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是否可能住在这儿。(鼓掌)

在当前的环境下,没有民主,所以,人民高喊要民主。为此,需要一场普选,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到了1959年必须举行大选。为此,让他在1959年的大选时取得胜利,——让他再担任首席部长4年或6年。在这6年过后,他还有机会继续留在首席部长的职位上吗?没有机会了!所以,最终是把他打倒!这是非常清楚的。

让他继续掌权多6年,让每个人都关进监牢!但是,他们将会继续‘学习’!他们将会更加有力量的反对他!(鼓掌)因此,逮捕是没有作用的!驱逐——他可以驱逐多少人?大多数人是本地出生的。他如何驱逐他们?他能做的是:把他们从大坡驱逐到小坡。(笑声)不管他如何驱逐这些人,他们最终还是被驱逐在新加坡。(更多的笑声)这是没用的!

他依靠警察,依靠英国人,但是他能够依靠英国人多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人是强大的!大家看到英国人,‘敬礼 先生’然后鞠躬.但是,现在当他们看到英国人,他们就不断的吐口水(鼓掌——欢呼)(群众情绪高昂)今天,英国人在马来亚是一条狗。但是,这不只是在马来亚——在其他国家也是一样!例如在埃及,他们被埃及人民打得夹着尾巴下台。(群众继续欢呼)在印度,英国人被印度人民赶走。在塞普鲁斯,赛普鲁斯人民反对他们,他们什么也做不了!在非洲,非洲人民起来反对他们,他们也是什么是都做不了!在英国国内,英国工人也起来反对他们!所以,林有福可以依靠英国人多久?

那些依靠英国人和美国人的人最终将会沉入大海!

蒋介石在中国的时候拥有千万的军队。他拥有美国人的机关枪和大炮。他获得美国人的支持去镇压中国人民。现在他不得不静悄悄的跑到台湾去。

林有福现在与英国人和美国人在一块儿又能够做些什么?林有福和蒋介石根本就无法相比!林有福根本就比不上蒋介石的一根毛!(群众欢呼)所以,林有福可以依靠英国人多久?当英国人跑了,林有福要去哪儿?

在新加坡可没有一个台湾岛——他唯一能够逃离躲避的地方就是大海!(群众欢呼)

关于警方人员。他们是警察兄弟、警探兄弟(暗探)和警长。他们都是受薪者。他们都是来这儿出席会议反对林有福的。(这是会议进以来最长时间的欢呼声)我们热烈欢迎他们!他们越多人出席这个集会将会是我们展现更加强大的力量。(群众笑声四起)

很多人不要高呼‘默的卡’!他们要高喊‘打警察’!这是错误的。我们需要他们与我们合作,因为他们也是受薪者。这样,在冲突发生时,他们会拿着枪跑掉。(欢笑鼓掌声)

所以,林有福不依靠群众反而要依靠立法议会里的人。但是,出席立法议会的人不超过10个人。他们都是部长。他们可以集合在一块儿,但是,一旦他们无法取得部长职位时他们就会内部起哄!他们是在偷窃、逮捕和敛财, 如果他们不把这些钱拿出来平分,可以肯定将出现内斗!

例如马绍尔的事件。

他们现在要强迫马绍尔支持政府,但是,马绍尔说他需要考虑。现在,他们在一起集会可以合作,但是,一旦吵架他们的集会就失败了!现在,金钱是背后最大的力量!每个人都感到害怕!

我们不需要害怕林有福。他不会太久了。让他来对付我们、逮捕我们、驱逐我们!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同样的事情已经在马来亚发生了!那是在1948年发生的。日本人侵略时情况更加恶劣!很多兄弟姐妹被日本人屠杀!但是,现在日本人去哪儿了?日本人已经静悄悄的溜回他们自己的国家了!

所以,压迫人民的人是不会长久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因为他们的行动而感到害怕!假设你感到害怕。你将会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团结在一起!我们要告诉林有福政府,我们要独立!独立并不意味着对付人民!独立就是要你去和英国人进行斗争并把他们赶出这里!(群众高声欢呼)假如林有福要继续镇压人民,我们会告诉他,人民会把它和英国人一块儿赶走!(群众大声欢呼)

在此,我们警告林有福政府,今天他已经成为英国人的走狗了!尽管他承诺要取消紧急法令等等,但是,这些都是空话,他没有兑现承诺!所以,他已经没有资格代表人民了!这就是说,这个政府已经完蛋了!这个政府已经死亡了!我们要他立即解散政府!假设他说,自己不是英国人的走狗,那么,他就重新举行选举,看看人民支持他吗?(群众欢呼)我们要警告他,假设他使用武力对付学生,我们新加坡人民将不会袖手旁观!

  1. 在此,我呼吁兄弟姐妹们,我们必须尽快团结起来!

在今晚将可能发生一些事情!

兄弟姐妹们,假如我们的孩子被袭击,我们将不会袖手旁观!所以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密切监视政府的行动!

兄弟姐妹们,叔叔阿姨们,不要悲痛!我们必须去告诉我们的邻居,林有福政府是一个坏政府,所以我们必须一直反对林有福政府!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

我们必须想方设法把这个镇压人民的政府赶下台直到实现我们的目标!

只要我们大家能够团结在一起,我相信,不论这个政府如何暴虐,它都会被打倒!

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太过失望,尽快团结起来!

工人团结起来!

农民团结起来!

我们必须采取一些行动回击政府的行动!

我的讲话就到此结束!

(注:到了晚上7点,群众大会结束。在大会结束前林清祥告诉大家在9月27日在武吉班让村将举行同样性质的集会,希望大家都出席这个集会。最后,林清祥要求大家一起高呼:三声:‘默的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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