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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大学被李光耀扼杀的事实不容歪曲!

转载自新加坡文献馆

03/03/18

作者/来源:陈国相 (25-2-2018)

南洋大学被李光耀扼杀的事实不容歪曲!读李春华:“多请些‘外来的和尚’吧”[i]后感

上海特级教师李春华,主张中国国内各类的“审查”,“评判”,不应由有关当局的上级负责,而应“多请些‘外来的和尚’”。为了说明这一点,他根据陈毓贤《洪业传》[ii]书中的叙述,说“1959年,甫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邀请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洪业、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等5人前往狮城,委之以南洋大学审查委员会委员,验收‘南大’是否够资格获得政府承认。洪业等人到新后,经过近一个月的考察,一致投了否决票。”

李春华指出:“‘南大’通过或不通过,对于新加坡政府来说,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审查必须是真实、公正的,这是政府正确决策的根基。而‘外来和尚’恰好满足了这一点。”

李春华还表示特别赞赏审查委员会的两位‘外来和尚’:“首先,洪业、钱思亮等人都是享誉世界的知名学者和教育家。洪业是民国时期燕京大学的教务长,是燕大从不起眼的教会学校而腾飞为北平名牌大学的重要‘助飞者’;钱思亮曾任北大、西南联大教授和台湾大学校长,是台大成为国际名校的奠基者,他们的资质无可挑剔。其次,他们都具有崇高的职业操守和学术良心,绝非几个‘红包’能收买得了的,其人格也不用担心。更重要的是,他们与南洋大学没有任何利益上的交集,超脱而又中立,借用一句专业术语讲,这叫‘异体监督’,这就为念出‘真经’创造了条件。“

李春华不仅重述有关白里斯葛调查委员会的所谓事实。他继续引用《洪业传》报告:“南洋大学。。。满以为会顺利通过,但结果却是这般。办校的华商极为恼怒,把气发泄到了洪业的学生、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张天泽身上,说这‘坏结果’与他有很大关系,将其住宅四周涂满了粪便。这样的‘反弹’,我想洪业几人不会毫无所料,但他们还是“守身如玉”,不为“民意”所动,客观公正地审查‘南大’”。

要用新加坡政府如何对待南大作为中国教育改革的列子,得先了解引用的列子的全部事实,单靠一个87岁的老人家的口述回忆录是不够的。在李春华于1984年发表他的文章的时候,南大已被新加坡政府关闭四年,在这一段时间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文报章,杂志,和各种出版物,对新加坡政府的罪行和华社的抗议,有大篇幅的报道。一个特级教师想来应该是一个能够客观看问题的高级知识分子,应该是一个摆事实,求真理的人。怎么会不想想要提到南大时,应该参考南大当时所处的社会对她的看法?一个应该是开明的人,怎么会这么糊涂?

我个人尚无机会拜读陈毓贤的《洪业传》,也没有能力判断书中所记载有关南大的事情是否是洪业所说?我没有听说洪钱两位在离开新加坡之后,有否公开发表过他们当“外来和尚”的言论。我只想问:老人家对30 多年前的事,还记得多少?陈毓贤在访问老人家收录谈话时,对南大的事了解多少,有没有就洪老的一些不平常的言论提出反问,要求洪业澄清?但是无论如何,李春华引用他人的记载,就等于接受被引用人的意见,他必须对这些言论负责。

我读过洪业的友人,适逢白里斯葛调查委员会进行工作时正在新加坡大学担任中文高级讲师的贺光中先生,在他评论白里斯葛调查委员报告书的一篇文章里,对委员会的工作方法,有这么一段话:“夫来星目的,原为调查,乃先与所欲调查之对象隔离,不赴南大就地观察,不与各方人士接谈,仅凭收到之函件,环至一室,交换意见,已定去取,而所受到这函件,据洪煨莲(即洪业)君称有攻訐私人者,有迹近疯狂者,凭为信谳 ,成绩可知。”[iii]这虽然不能证明或否定陈毓贤书中所载洪老的话。可是它说明一点,那就是洪老对委员会的做法,是很不满意的,对当时南大的处境,还是同情的。

贺光中文章还为当时在南大任教的教师们,因为白里斯葛调查委员报告书贬低他们的资格和经验而大抱不平。我读了贺光中这篇文章后,心中曾经产生过这样的问题:既然洪钱两位是在中国国内和国外学术界工作多年的老前辈,既然不满意来调查委员会的工作方法,为什么没有为南大这批和他们几乎同辈或者同事过的教师们,说句公平话?为什么得跟着带有政治色彩的委员会主席和秘书走?难道老前辈们不知道可以提出“少数委员报告”(Minority Report )吗?李春华称赞“他们都具有崇高的职业操守和学术良心。。。其人格也不用担心”,显然,这和我当时的感觉有很大的差距。

让我们看看有关白里斯葛调查委员会的事实[iv]。这调查委员会并非如李春华所说,由李光耀委任,而是被他取代,由英殖民地政府扶持的林有福政府委任的。1959年是南大开学的第三年,但是英方反对创办作为维护中华语文文化和发扬马来亚文化的南大的心未死。社会上(特别是受英文教育的社群)存有歧视南大的言论。其实,在新加坡的教育制度之下,作为一所民办大学,南大本来可以不考虑学位受不受承认的问题,不像李春华那么无知地将新加坡的制度等同于中国的:“南洋大学是新加坡本土大学,政府前去验收责无旁贷。教育部虽说没有洪业、钱思亮那样具有世界眼光的大家,但手中有的是权,一所“民营大学”敢对政府“审查组”说不吗?”事实上,早在南大开学后的几周后,林有福政府里的教育部长就声明不承认南大学位,将学位问题提到议事呈上。为了消除这对南大顺利发展的障碍,南大行政委员会(非李春华所说的执委会)主席张天泽,得到代表出钱出力创校的东南亚华社的各界人士的南大执行委员会主席陈六使的同意,要求政府设立一个由国外教育家组成的团,调查南大和由殖民地政府成立的新加坡大学。这不是要避免“画地为牢,夜郎自大,使‘南大’失去了一次最权威的‘会诊’和‘体检’机会”,因为南大在全华人社会关心之下,有信心办好自己的事。设立国外专家团的目的是要证明南大水平并不比官方办的新加坡大学差。 调查委员会是成立了,但是政府只要它调查南大,而且委员会由和英殖民地政府有直接关系的西澳大利亚大学校长主持,由轻视南大,听从新加坡政府指示的公务员关世强当秘书。委员会的调查范围定为“调查南洋大学的学术水准和教授的适当程度以及为保证满意学术水准工作而采用的设备与方法,并提出建议”。调查经过即如上贺光中先生所说,调查态度表现在不但不和调查对象(包括南大创办人,教职员,和学生)直接面谈,还罔顾事实,不问南大创办目的和过程,最后,竟擅自超越指定的调查范围,就学位问题,发表否定的意见。林有福收到报告后,发现其对南大的无理攻击,恐怕华社不能接受,担心在即将举行的大选中失去华裔选民的支持,不敢公布。李光耀本来心中反对南大,但是却会用反殖民地主义的姿态,欺骗选民而获选。上台后,李光耀就计划利用“外来和尚”的报告书制造议论,解决他心中的“南大问题”。显然,南大学位被否决,不是请不请“外来和尚”的问题,而是邀请“外来和尚”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是有意帮忙还是存心迫害南大?结果是否会被阴谋家利用?

其实,“外来和尚”不止一次迫害南大。李光耀公布了白里斯葛调查委员会报告书后,利用它所造成的混乱,组织第二批“外来和尚”,公开的目的是审查第一批“外来和尚”的改革建议,暗里却一方面借这安排拖延时间,待机会成熟时(即反对势力被他消灭后)解决所谓“南大问题”,另方面根据第一批“外来和尚”所设立的罔顾事实的模式,无视南大校内情况,向南大当局施压,以达到夺取大学领导权,窃取南大的办校使命。第三批“外来和尚”的公开任务是为南大设计全面改革蓝图,以使她适应新马合拼的新局面,事实上是将南大的历史和校内情况抛到一边,强制将大学全面英语化,把独立的大学变成为英文至上的新加坡大学的附属。在南大成为新加坡大学的二流翻版之后,新加坡的局势已经全盘受李光耀控制,所以第四批“外来和尚”的任务已无需对外隐瞒,只需来访三天两夜,根据政府提供的假数据,让“‘守身如玉’,不为‘民意’所动,客观公正地审查‘南大’”能顺利进行,“‘异体监督’,。。。为念出‘真经’创造。。。条件”。“真经”即是新加坡只需一所大学,南大应和新大合拼为新加坡国立大学。

但是李春华或会感惊奇,最后李光耀并不敢只靠“外来和尚”献出来的屠刀杀害南大,因他不想承担消灭南大的责任,便来个“里应外合”,说最后合拼是由在他的控制的执政党内当国会议员的南大毕业生要求的。

李春华不止歪曲实事,还恶意抹黑,污蔑南大当局。白里斯葛调查委员会工作的时候,我在南大还未毕业,还寄宿在校内,对校内的情况相当清楚。委员会报告书公布时,华社上下哗然,群起抗议委员会无视南大创校背景,指出委员会有成见,建议无根据,无理擅自修改委任状,学生会也发表声明指出,作为一所新办的大学,改革不断求上进是应该的,但是委员会报告书不负责任的建议不能接受。校内对张天泽没有一致的看法,有人怪他有私心,有的说他的原意没错。但是绝对没有发生“办校的华商极为恼怒,把气发泄到了洪业的学生、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张天泽身上,将其住宅四周涂满了粪便”的事情。张天泽住在校内由校方供给的别墅,华社上下热爱社区亲自创办的南大,怎么会损坏学校产业?学生更是不时举行美化校园运动,怎么会去破坏校园美观?这是最下流的指责,和林语堂说南大是共产党所占据,建议殖民地政府将几十名南大人拘捕一事是同出一辙。

李春华的指责,文章的口气,说什么洪钱两人“绝非几个‘红包’能收买得了的”,就张天泽住宅四周被涂满了粪便事说“我想洪业几人不会毫无所料”,事实上就是将海外华人看成是粗鲁,野蛮,没有文化素养的一群,完全不理解海外华人维护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的意志和决心。

南洋大学作为中国境外唯一的华文大学,在那恶劣的环境里坚持了24年,培养了近12,000名为新马社会服务的毕业生。特别是在她尚未严重受到“外来和尚”的“真金”影响的前十年里,毕业生的表现更是突出,他们当中约百分之十获得世界名校的高等学位,有些或是返母校执教,或继续在外从事教学研究,使南大成为东南亚高等教育的明星。李春华可以糊里糊涂地赞赏李光耀的才能,但是他不能歪曲南洋大学被李光耀扼杀的事实!

I.李春华“多请些‘外来和尚’吧”,新加坡文献馆(www.sginsight.com)11/02/18
II.洪业口述回忆录,英文原著于洪业(1893-1980)过世后出版,中文版由作者亲自翻译,简体版于1991年出版
III.贺光中“予对于《南大评议会报告书》之意见”,李业霖编“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2002,164-167页
IV.“剖释白里斯葛报告书评议”第一,二,三,四章,新加坡文献馆,10/02/18,17/02/18,18/02/18,24/02/18. 又 Tan Kok Chiang, My Nantah Story, the Rise and Demise of the People’s University (陈国相《我的南大故事,一所人民大学的兴亡》) 有详细记载南大的兴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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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懋濂在陈国相博士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

编者按:

这是符懋濂 在南大毕业生陈国相博士于2017年8月12日在新加坡旧国会大厦举行他纂写的英文版新书:《The Rise & Demise of the People’s University—Book Launch of My Nantah Story》《我的南大故事:一间人民大学的缘起与缘灭》发布会上的讲话全文。

这回受邀在陈国相学长新书〖注1〗发会上发言,我感到很荣幸、很高兴。今天,我将按照发布会的要求,谈谈我在南大的美好回忆,以及毕业后在社会上的工作经历。这可算是一篇“从滴水知大海”的命题作文。

1959年会考结束不久,我真幸运,居然在云南园找到了工作。住进教职员宿舍后,那栽满相思树的秀丽山岗,从此变成了我的寻梦园!真是“山山皆秀色,树树尽相思”,魂牵梦绕数十载!

我在南大注册处工作,每天都和校园里的大学生打交道。看着他们的春风满面,听着他们的欢歌笑语,我除了羡慕,还是羡慕!是的,我几乎每天都在想:如果有一天,我也加入他们的行列,那该多美多好啊!但对我这个家徒四壁穷小子来说,这仅仅是个梦想,谁知哪年哪月哪天,才能梦想成真?

两年过去了,我已深深地爱上云南园,爱上了这儿的一切:从工作到同事,从宿舍到图书馆,从花草、鸟儿到相思树。为了寻梦、织梦、圆梦,我下定决心报考南大。

在1960年代,“南大生”是个多么响当当的名字!我很自信,相信自己能做到:今天我以南大为荣,明天南大以我为傲!家里没法给我半分钱,我除了当“工读生”,还得教点补习,所以没有多余时间,较少参加学生会主办的多姿多彩的课外活动,该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尽管如此,三年工作,加上四年大学生活(其中两年半工半读),使我比一般同学更了解、更热爱南大,对南大更难以忘怀。长达七年的接触,让我十分肯定:南大的行政管理有条不紊,无论是课程制定、学生选课,还是考题保密、分数计算、信息传达,都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的南大同学很成熟、很优秀,还有不少人出类拔萃、非同凡响。他们的学业成绩,他们的出版刊物,他们的语文能力〖注2〗,他们的领导组织工作,都令我十分仰慕、十分敬佩!至于我的老师多半来自中国台湾,他们勤劳俭朴,温文尔雅,是我为人处世的典范。他们学识渊博,教学认真,让我获益良多,在学术领域里如沐春风。如今,恩师王德昭、贺师俊、戴玄之诸位教授都已过世多年,但他们讲课时的颜容风采,仍然存在于我脑海中!

我念的是历史系,但我个人的爱好很多,除了历史学,我对文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都很感兴趣。在读书风气浓厚的校园里,我如饥似渴地读了很多课外书,为我日后的历史教学与文章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语文方面,当时学习外语的风气很盛,南大根本不存在什么“华文沙文主义”,除了英文,还把马来文、日文、德文、法文都列为各院系的选修科目。我选修马来文和日文,连续读了两年,取得优异成绩,并开拓了自己的文化视野。

1966年底,南大毕业后,我很幸运,第二年初就被派到立化华文中学教书。我教的是高中历史,把在南大所学的都派上用场,所以对教学工作很自信,很有满足感、成就感。当然,更重要的是:我的教学受到学生普遍欢迎,也得到校方的高度赏识,刚满三年我就当上了历史科主任。我还受教育部委任为中学历史课本评审员,受出版商邀请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甚至把我编写的历史讲义,印刷出版成《东亚史新编》、《欧洲史纲》,作为高中历史参考书。

在1974年初我被调到国家初级学院,但我还是念念不忘在立化的美好时光。国家初级学院是我国第一所初级学院,也是全国精英会萃的学府。它成立于1969年,专收英校与华校最优秀的中四毕业生,教师也是在全国范围内精挑细选的。这是个陌生的工作环境,但不到一年,我就和英文源流的同事打成一片了。某日下午,我和教历史的 Mr. Subramaniam 闲聊时,他先问起我教的历史课程范围,然后说:”It seems to me, your teaching load is rather heavy. How do you manage it?” 对我来说,这是个很奇怪的问题,因为《东亚史》也好,《欧洲史》也罢,不都是历史课吗?历史系毕业生教两门历史课怎么会觉得繁重?况且我已有七八年的教学经验,即便多加一门《东南亚史》也不成问题。在教学工作之余,我还有时间、能力在南大“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继续深造,并在1976获得硕士学位。

很明显的,对南大历史系的课程结构,Mr. Subra 一无所知。我于是趁机告诉他,我们没有荣誉学位,都必须读四年。从大一到大四,我们读的历史科目较多,范围较广。除了通史、断代史,还有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历史专题、专书选读,以及相关补助学科(如哲学、社会学)与外语(如日语、法语)。这么一来,就构成了比较完整的历史专业体系,确保其专业水平绝不低于名牌大学。

从 Mr. Subra 及其他同事口中,我得知新加坡大学的课程编制很不一样。大一、大二所有文科生都属于“人文学部”(Humanities),从大三才开始分系,但仍不够“专一”,每个学生都必须在“主系”(Major) 之外,加选个“辅系”(Minor)。如以中文为主系的学生,可选数学为辅系;以历史为主系的学生,可选地理为辅系。只有第四年的荣誉班,文科课程才有点的专业化的味道。这么看来,同是历史系毕业生,他们所读的历史科目,通常不到我们的一半(普通学位仅三年,又加上“辅系”科目),最多不超过三分之二(荣誉学位)。彼此的课程结构的既然不同,专业化程度有了差异,学术水平高低显而易见。因此,英文源流的高中历史两三门课,需要三名教师来分担,就不难理解了!由此可见,南洋大学的学术水平,是由毕业生的专业水平来体现的,绝对不要相信那些“报告书”的鬼话连篇!

在国初七年的美好时光,很快就过去了。1981年初我被调到刚刚成立的裕廊初级学院,担任华文部主任,并且协助学院建立课程体系和考试制度。这是学院最困难、最具挑战性的行政工作,所以我要求由两个委员会来负责。我选择领导“课程表委员会”,因为在南大课务组工作了五年,对于各类时间表的编排很有经验。当一切都上了轨道,大约过十年左右,我转变角色来领导“考试委员会”,为学院制定了一套完善的考试规章制度。我的领导能力与工作表现获得当局的赏识,先是要求我当副院长,接着又给我升级为“高级教育官”(SEO 1),目的是要我当中学校长。然而,我个人的兴趣是教书,不是搞行政工作,所以拒绝当校长。反正在学院里我学历最高,职称仅次于院长,算是个“老二”,又获得同事们的尊敬、合作,一切都称心如意。我选择留在部门主任位置上,直到1998年退休为止。

退休刚满半年,在1999年初,开放大学(即今社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联办中文系,我受聘当了兼职讲师,讲授《中国通论》、《学士论文》等科目,而且一教就是十来年,欲罢而不能!其中几年,我还受邀为教育学院导师,为栽培华文教师做点贡献。

这所大学和一般大学大不相同,对讲师可说是一种新桃战!新挑战来自三方面:先就课程而论,《中国通论》内容丰富多样,除了中国历史,还包含部分中国地理、传统文化、政治经济,真是五花八门。因此,在很有限的授课时间内,如何精挑细选课题,如何使之互相连贯,就成为一种新挑战!在每届七八十位学员里,总有几位来自中国大陆,他们起初对新加坡人教中国历史、讲中国现状,难免抱着怀疑态度。直到上过三几堂课后,他们才发现我对中国现状、历史、文化的深刻认知,超出他们的想象与期望,居然把我当成了“中国通”。这当然和我的个人兴趣以及所受的南大教育有关。

其次,来自学员的高要求,是最大的挑战。他们多是中年人,生活阅历丰富,见识比一般大学生要广得多。他们当中除了教师,还有各行各业的人士,如媒体人、写作者、中医师、经理、经纪、商人、前国会议员等等。他们多数是高中毕业生,但也有学士乃至硕士、博士。当然,要满足每个学员的要求,是绝对不可能的;只要得到绝大多数人(五分之四以上)的肯定、认可,教学就算是很成功了。这点我终于做到了,成就感、满足感随之而来!

第三,开大讲师全是兼职的,而且每年一聘,随时还可以解聘。同事们来头不小,多数是本地大学的副教授,还有博士学位,毕业于名牌大学。如何与他们“同台唱戏”,而不至于荒腔走板,半途遭淘汰出局,对我这个南大硕士来说,无疑又是一大挑战!校方采取“竞争上岗”制度,规定课程结束后,每位学员都必须在网络上给讲师做匿名评分(可加评语),然后由校方存档并打印给讲师们。来年是否接到聘书,就得看学员的回馈了!评分计算以5分为满分,如果那年平均分数是3.5分(或70%),而得分在平均数之下的人,肯定就得永远“下岗”了!我每年都获得4.3分(或86%分)至4.5分(或90%分),属于中文系十几二十位讲师中得分最高者之一。这或许可以证明南大生不逊于任何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不管他们来自北大、东大还是马大、牛大。我对此自然很欣慰、很自豪——为栽培我的南大感到无比自豪!

尽管我的教学工作获得肯定,但我并不自满,“自强不息”是南大生固有的精神面貌。为了实现我个人的最后梦想,也为了再次证明母校南大的学术水平,六十多岁的我,毅然在2002年初报考上海复旦大学,攻读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学位。经过整整四年的刻苦钻研,终于完成了约28万字的博士论文《唐代明道文学观与正统历史观的比较研究》。我的导师对南大生的古文根底与学术能力感到惊奇,他曾两次问我有没有到过大陆或台湾留学。在他的鼓励、推荐下,这部论文已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和台湾花木兰出版社先后出版,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幸!我终于实现了当年的心愿、许诺:“今天我以南大为荣,明天南大以我为傲!”

从我这个平凡的南大毕业生的一生经历中,大家应该多少可以看出南洋大学是一所怎样的学府吧?谢谢!

(2017年8月12日)

〖注1〗陈国相英文著作《My Nantah Story, the Rise and Demise of a People’s University》长达400余页,是一部足以还原南大历史真相的杰作。
〖注2〗南大奉行名副其实的双语教育,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会计系、银行系、工管系的教材、参考书,多数是英文的。而学生会的喉舌刊物《大学论坛》,则有华、英、马三种语文的单一版本。

〖作者按〗(2017-08-13 17:20:08) 南大奉行的是名副其实的双语教育:数学、物理、化学三系的参考书是以英文为主,会计、银行、工管三系也如此。讲授则以华语为主,也有用英语讲授科目。
另外,学生会机关报《大学论坛》则有华、英、马三语版本。可见南大生的语文能力,非同一般,新大、马大岂可相比?